66梁文道：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下）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在你看来，哪些因素限制了印尼这个国家的发展？

节目文稿

对于试图寻找下一个中国或是印度的投资者而言，这本书是很有用的。还记得很多年前，连我也相信了媒体报道和“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之类的机构，以为印尼人口红利惊人，天然资源丰富，“到了 2030 年，约有 50% 人口可望成为消费阶层”之类的预言。但是几年下来，这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在经济上却始终表现反复，不像原来预想的那样一飞冲天。为什么？皮萨尼在这本关于印尼列岛的寻访游记当中给出了不少答案，例如横行无忌的贪污（“印尼公务员所有的额外收入，都是长官赐予的礼物。换言之，政府部门犹若一个庞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谋其利的利益输送金字塔”），基础建设的欠缺（虽然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不过它在港口运输设施上甚至还比不上有交通管道直达海港的内陆国瑞士）。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观念。大部分印尼人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但他们并不着急，工作挣够了餬口的数便好，悠闲度日，倘有余钱也都拿去消费，而非储蓄。所以“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全然不事生产，五名成年人当中有四个人没有银行账户，银行却不断借钱给民众买东西，而非让他们拿去创业”。

这就可以说回华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分别乃至于冲突了。我从小就听说我们中国人遍布天下，无论走到哪里都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然后“为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故事。后来我亲身旅游各地华埠，又在不少人处听到华人对所住地方居民的典型投诉：“他们本地人真是太懒，好吃懒做。”真的，从东南亚一直到南欧，从印尼一直到西班牙，仿佛在华人移民眼中，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是不懒的。但是那些当地人又怎么看这些华人呢？皮萨尼认识的一位印尼商人说：“我替华人工作很多年以后，看到也学到了他们的优点，尤其是努力打拼。”但是这位商人也说：“他们做每件事只为了钱、钱、钱，从早到晚只想到钱、钱、钱，过着吃饭、赚钱、睡觉、赚钱、翘辫子的生活，我不明白这种日子究竟有什么意思？”没错，根据我极有限的经验，似乎只要有一个华人投诉移住地的原居民太懒，就会有一个原居民投诉华人太贪。“贪”这个字倒是我们中国人自我描述词组当中很少用到的字眼。

印尼为什么连地图都很难画清？

但贪婪就和懒惰一样，是种太过简单的典型偏见。皮萨尼这本书不是为了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这类偏见，恰恰相反，她想要做的是破除偏见。所以她不只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困窘的印尼华人，也让我们看见了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面前努力求存的各种印尼原居民。这种态度，乃是一个好记者的本分。皮萨尼做过十几年路透社记者，在牛津学习过古代汉语的她也替《经济学人》和《亚洲时报》供稿。但她时间花得最多的地方始终是印尼，所以她能讲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语。就和许多驻外记者一样，她也要替她心仪的国家写一本书，好使更多人认识这片只在片段新闻里听闻过的土地（或说海洋）。于是在转行从事公共健康顾问（她还拥有传染病学的博士学位）多年之后，她回到印尼，用一年多的时间骑摩托车和搭那总是延误的渡船（最多可以迟到一个星期），走了印尼三十三个省份当中的二十六个 【编注：作者于 2011 年底开始重游印尼，当时印尼有三十三个省份（包括特别行政区），本书地图和所提及之行政区划亦以作者当时的记录为依据。印尼政府于2012 年 10 月 25 日批准设立北加里曼丹省，因此现在共有三十四个省。】试图逐步拼起一幅看起来永远拼不成的地图。

地图，这确实是个问题。对大部分人而言，想要认识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一张地图开始。在地图上理解它和地表上其他地区的关系，发现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甚至用很形象化的比喻去把握其国土的轮廓。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台湾上学，当局就总是以一张现实上早就过时、可意识形态上寸土不让的“中华民国全图”教导我们，“中国就像一叶漂亮的秋海棠”（那时我们一群孩子幼稚，并不晓得蒙古早已是一个独立国家，去掉它之后，中国其实更像一只公鸡）。至于印尼，它在地图上的形状还真像皮萨尼本书中文版副标题所说的，是一串散落在海上的珠链，不太好一下子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像。

原来对于印尼国民甚至政府机关来说，要在地图上弄清楚自己的国家也不太容易：

印尼涉及环境管理的国家法律、条约和政令多达五十二种，其中不乏彼此矛盾者。更糟的是，负责掌管森林的两个政府部门──环境部和森林部──竟使用不同的地图。2010 年，印尼总统曾推动统一绘图计划，但毫无进展。两部门虽一致赞同印尼有必要完成统一的国土利用分布图，但在讨论应该根据何方资料绘图时却无法达成协议。一幅地图上出现了约 4000 万公顷的原始森林，另一张地图则未纳入这片丛林。换句话说，某个部门“漏掉了”一块面积大于日本领土的雨林。

看到这里，熟悉现代社会科学的读者自然会想起去年过世的人类学宗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把现代民族国家定义为一个想象出来的社群，而地图正是实现这种想象的重要工具之一，印尼则是他建构其整套论说的田野资料来源。如此看来，是否表示印尼这个国家的想象工程尚未完成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去世不久之后，我曾在一个读书节目里头介绍他的经典《想象的共同体》。这并不是一本易读的书，更不能在三言两语之间解释得清清楚楚，尤其我才疏学浅，结果自然不佳。果然，有些观众看完之后反应很大，立刻猜想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用心，故意用“西方人那一套来解构我们的华夏”，居然把现代民族国家形容成一种“用想象力虚构出来的东西”。

“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下的这一个定义非常有影响力，乃至于今日大家开始把任何大大小小的社群都看成是想象的产物。

但民族国家真是人类大脑想象出来的一种存在吗？这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一看见国旗飘扬就要激动落泪，有人甚至做好了要为民族随时献出生命的准备，如此牵动情绪的东西怎么能是想出来的呢？但是冷静下来，再思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民族国家这么宏伟，这么亲爱的东西，还真是摸不到，闻不着，肉眼不可得见。至少我们从来不会在路边等车的时候说一句：“你看，国家刚刚从我们身边经过。”所谓“想象”，最基础而又最粗浅的理解，无非就是这种非物质存在的属性而已。更重要的是，长年支持第三世界反殖式民族主义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从来就没把“想象”等同过“虚构”；不，想象绝对不是虚构，想象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过程。说一个国家是“想象出来的”，和说它是“虚构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自从该书出版，国际汉学界和华人学者的真正争论重点并非中国是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中国的群体自我意识是否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立。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一种集体的自我想象和认同，很可能老早就有（比如说宋代），但是直到现代，它才加入了全球民族主义的浪潮，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一个“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从一个“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王朝，变成了一个立于世界诸国之林当中的一个主权国家。换句话说，大家更关心的，其实是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想象出来的。

如果说中国的情况太过特殊，不易套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那么印尼就正好反过来，是《想象的共同体》论述最完美的示范。首先，就像伊丽莎白·皮萨尼在这本书里所说的，这是个广土众民、极端多元异质的一个国度：

印尼国土环绕赤道，跨距相当于从伦敦到伊朗首都德黑兰，或者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到东岸的华盛顿特区那么长。位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的亚齐省，住着笃信伊斯兰教、五官略似阿拉伯人的马来族，并骄傲地给自己的居住地冠上“麦加走廊”之名。坐落在亚齐省东南方，与之相距约 2500 公里的省份是巴布亚，占据了新几内亚岛西半边大部分地区，居民皮肤黝黑。我初访当地时，发现许多原住民一丝不挂，男性仅以葫芦遮掩生殖器，但他们却发展出某些复杂的农耕技术。

你叫这些语言、宗教、家庭结构以及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同，并且可能直至老死都不互相往来甚至不知对方存在的人，该如何去把彼此都纳入到“印尼”这个标签之下呢？他们有任何一样的共通的地方吗？

有的，那就是他们全都曾在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就和大部分脱胎自殖民地的亚非新兴民族国家一样，印尼的疆域恰恰就是前殖民地管辖区划的一个范围。我们不妨大胆地讲，要是没有当年荷兰人，这个国家很有可能不会存在。

所以印尼就和一些同样在战后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似的，在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不稳定的集体认同过程。比如说现代印尼的“国父”苏加诺（Sukarno），终其一生，他其实都是个“大印尼”（Indonesia Raya）主义的信徒，认为现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尼和东帝汶这几个地方应该共建一个“大印尼”。这套现在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主张，不仅是他个人民族意识过度膨胀的狂想，而且还是当年很多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构思，甚至得到些菲律宾人的支持。直到今天，我还认识一些当地左倾华人知识分子信仰这种理念。更加奇诡的，是一部分战时真心信仰“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士兵，他们在日本战败之后不肯撤离，或者留在马来半岛加入马共，或者参与印尼独立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协助“亚洲人脱离殖民统治”，建设一个伟大光荣的“大印尼”。

由于印尼太大太复杂，又由于连对该建设一个怎么样和它的面积到底该有多大的共同体都没有共识，难怪全文寥寥数语的印尼独立宣言会在“我们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独立，将尽快完成权力转移”之后，带点无厘头地补上了一句“以及其他事宜”。这个“其他事宜”，自然就包括了国家的建设，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想象。

推翻苏加诺之后，军事强人苏哈托上台，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铁腕镇压不认为自己算是印尼人的任何地方分离主义，同时向全国列岛强行输出爪哇岛的一切，例如它的语言、文化和人口。几十年间，政府不只由爪哇迁出了大批跨区移民，还把爪哇蜡染等地方文化特色推广成了全国统一象征。但他成功了吗？伊丽莎白·皮萨尼在 2000 年之后造访以人人带着一把大刀上街，曾经发生不少流血暴力事件的松巴岛，她特地在市区寻找一张全国地图，结果仅能找到一张放大得非常细致的岛上分区图，却硬是寻不着一张印尼全图。于是她只好慨叹：“在松巴岛，国家不存在。”

《印尼 Etc. ：众神遗落的珍珠》可说是一个外国人对印尼独立几十年后在建国等“其他事宜”上的表现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书里，固然有像亚齐人这样逐步放弃独立，于后苏哈托时代民主分权的大势当中找到和平统一新定位的可喜情况。但却还有更多让人忧心印尼会不会渐渐走向分裂的迹象。例如各个地方政府在分享到更大权力之后，开始自作主张、互相争权夺利的情况。但是伊丽莎白·皮萨尼依然乐观，因为“将全国牢牢系在一起的几条线不会轻易被拆散”。其中一条就是庞大的官僚体系，那个经常被外人诟病，贪腐不堪的利益网络。她说：

印尼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私人义务与公共义务往往交缠在一起，集体合作也和利益输送、营私舞弊产生牵连。虽然许多国际观察家谴责印尼因为贪污而付出高昂代价，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利益输送促使印尼将破碎的岛屿和不同的族群结合成完整的国家，是国家统一过程中必须投入的代价。

所以印尼确实是“想象共同体”的好样本，因为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统一得起来的国家。然而，通过一连串将会产生实质效用的政治过程，这一万三千多座岛屿上的居民却可以把大家都想象成彼此利益攸关的印尼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读者要是看到伊丽莎白·皮萨尼这个判断，想必会记起《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关于殖民地官僚迁升的那段有名段落。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共事于一座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当中，不断升降，不断迁移，最终可能会走到雅加达。在这个体系里边，他们既认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僚，又对整个体系所覆盖的国土产生了具体的感知，同时还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这些贯通各地，掌控全国命脉的官僚而言，那种关系就是印尼。所以印尼，当然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