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梁文道：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上）

本期介绍 

随堂讨论

在你看来，为什么印尼的存在感那么低？

节目文稿

你好，我是梁文道，今天我要在这里介绍的书，是一本关于印尼，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不是那么熟悉的国家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作《印尼 Etc. ：众神遗落的珍珠》，作者是英国作家伊丽莎白·皮萨尼。

为什么香港的女佣大都是印尼人？

我是香港人，香港有十几万印尼女佣，做饭烧菜、洗衣抹地、照顾老人、带小孩上学下课，和我们一起挤在以狭小见称的高楼里面，或者有自己的房间，或者没有。这些印尼女子与我们如此亲密，成为众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我们晓得她们的故事吗？我们了解她们吗？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认识她们？如果需要，那种被需要的知识又是什么？

我在一个外佣中介中心的网页上找到了答案。它对印尼女佣“特性”的介绍是这样子的：

印佣与菲佣、泰佣的最大分别是印尼佣工的服从性平均来说较高。自 18 世纪以来，印尼人经历了荷兰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压抑统治。而自 1945 年独立后的苏加诺亲王及 1967 年接管至 1998 年的苏哈托将军，实施的亦是绝对服从的严厉管治，人民习惯了服从政策，服从政府、上司、长辈的安排；其次，在语言方面，印佣的英语会话平均来说不及菲佣，但学习广东话的速度比菲佣为快。

换句话讲，印尼经历过的殖民统治和军事独裁政权是项“好处”，因此它的女佣比较懂得服从。这大概算是政治和社会史的分析。那么再看看她们宗教信仰上的特点：

印尼人大多为穆斯林，有朝拜和守斋的习惯，对香港的雇主来说初时可能有点陌生，但习惯了就没有什么出奇。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部分印佣是拒绝接触或进食猪肉的，有些外佣来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会抗拒；一些改变不了以往习惯的印佣，雇主则要迁就一下了。

不过比起以天主教徒为主的菲佣，印佣还是有点好处的：

“因为印佣并不需要在星期天上教堂，也没有那么多’亲友’需要聚会，在假期安排方面较有弹性，特别适合一些需要轮班或在星期天工作的雇主。

在把印尼看作是个家庭佣工的出口大国之外，我也试过其他进入印尼的方式，比如说它跟所有华人的关系。我有许多朋友是一般中国人口中的印尼“华侨”，他们应该会比较了解印尼吧。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发现他们对印尼的认知也很难避免一种华人的局限。他们可能会让我知道更多当地华人聚居地的历史、华人社群内部复杂的情形、华人与东南亚和大陆等其他地方的往来；也可能会使我明白传统华人对印尼其他族群的态度。当然，他们必然还会提到历次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屠杀的惨酷，以及制度上的歧视……

印尼真的是个毫无存在感的国家吗？

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认识总是脱不开我们和它的实际关系。所以无论是把印尼当成女佣生产大国，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情感上爱憎交缠的定居地，都是无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最起码这还叫做有关系。在大部分中国人，特别是北方的中国人那里，我要大胆地说，印尼几乎就像是个不存在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近世以来一套独特的世界观，使得我们虽然明知自己身在亚洲，但却从未拥有过一个比较整全的亚洲视野。回顾 20 世纪中叶以前诸多学者和思想家的论述，但凡要谈世界大势，多半得从“中西”这个奇怪的范畴说起，仿佛全世界除了所谓的“西方”之外，就只有一个中国似的，顶多偶尔加上印度，凑成一个“中、西、印三大古文明”比对的思想格局。至于日本，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一个从中国好学生变成中国老对手，但在文明“代表性”上终究不如中国的复杂故事。

最近十几年，中国冒起，照道理讲是应该更有世界观了。然而奇怪的是，不少人恰恰因为自觉中国是个“大国”，所以反而更加集中地注意“大国关系”，说白了其实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此外一切其他国家，我们看的则是它们和中国的友好程度，看它们算不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说真的，它们友好与否都不太重要，反正从中国的体量去看，那全是些小国罢了。

印尼是个小国吗？我们中国人喜欢讲国际影响和世界排名，若是从这种角度评估，印尼的确不大。伊丽莎白·皮萨尼（Elizabeth Pisani）在她这本广受好评的《印尼 Etc. ：众神遗落的珍珠》里头，就特地说到了这点：

印尼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显然并不突出，例如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选手之中，仅二十二位来自印尼；换句话说，每一千万印尼人当中，只有不到一人参加奥运竞赛。虽然曾任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印尼军队一度广受欢迎，但跻身国际组织高层的印尼人屈指可数，成为这类组织领导者的印尼人更是付之阙如，也没有任何印尼人得过诺贝尔奖。

在她笔下，印尼人好像根本不曾努力提升国家地位。

尽管香港和全世界都有不少印佣，可是她们的数量在这个人口约两亿六千五百万的国家里面，不过是沧海一粟。大部分印尼青年是没想过出国，对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有太大兴趣的。原因很简单：印尼就已经够大了。“何必要出国？他们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岛，即可摆脱地域和宗亲束缚，还能学习新舞技，尝试新食物，而不须接触没学过的外语、不熟悉的货币、缺乏人情味的警察”。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又拥有两千多万名基督徒。印尼有官方语言 BahasaIndonesia，但绝大部分人都以几千种方言的其中一种为母语。这个国家横跨三个时区，由一万七千多座岛屿构成。它简直不是一个国家，更像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然而，必须小心上面这段描述。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被一句话简单概括，任何关于一个国家“国民性”的总结也都不可能轻易立足。因为国家在这里就像一只漏洞百出的破碗，总是无法把它所盛载的液体模塑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形状。

我一直听说印尼不只拥有全球最大的穆斯林人口，而且更是举世最为开放的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在十几年前的“9·11 事件”之后，许多西方媒体就一直把它描绘成一个“好穆斯林”的代表，以对照阿富汗与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落后”和“保守”。我一些在当地工作过的朋友也凭亲身经验见证，说它比起不断在信仰上阿拉伯化的邻国马来西亚好上太多，很多年前甚至能够容许印尼文版的《花花公子》存在。如果真是这样，又该怎样理解去年发生在时任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身上的“亵渎古兰经”事件呢？那些挤满大街，愤怒挥拳叫喊，甚至声称钟万学该下地狱的虔诚信徒，不也是百分百的印尼人吗？

从前夸赞印尼穆斯林不激进的媒体，这时给出了最新消息，说印尼穆斯林这几年原来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像正统的逊尼派信徒，也变得越来越排外（宗教和族裔身份在东南亚常被混揉在一起，比如说华人一般不信伊斯兰教，于是对穆斯林而言，华人就必定是异教徒，必定是外人了）。如此看来，印尼就和过去常常也被人拿来和它放在一起嘉奖的土耳其一样，现在真是在开“现代化”的倒车了。

不过，伊丽莎白·皮萨尼这本书却让我发现在“印尼到底还是不是个好伊斯兰国家”这个问题上，原来还可以有另一种答案。没错，比起十几二十年前，她观察到，街上戴头巾的女子数目多了不少，而且“《古兰经》朗诵比赛和英国曼联足球队在印尼一样受欢迎”，一些传统的爪哇式三层屋顶清真寺也渐渐被阿拉伯风的圆顶与尖塔所取代。更加叫人震撼的，是有那么多的电视布道节目，就跟美国的基督教电视台一样，大受信徒欢迎，乃至于伊斯兰教义节目成了一项庞大产业。成功的布道节目主持人则是万人追随着迷的明星，他们的讲道，总是叫信众又哭又笑，手舞足蹈。但这究竟是伊斯兰的凯旋？还是美式资本主义的胜利呢？伊丽莎白·皮萨尼说：

有些电视台为了物色新面孔而频频推出选秀节目，去年某节目的优胜者竟是一名八岁小女生，而且在整个斋月期间排满布道活动。欧文斯比（Craig Owensby）是一名改信伊斯兰教，来自得州的美国人，曾经在法威尔（Jerry Falwell）主持的教会担任牧师，后来与阿金（印尼一位电视讲经明星）及其他备受观众仰慕的电视布道者合作，并且以每日简短讲述《可兰经》和用手机短信传播宗教信息的方式在印尼致富。

也和美国的明星级牧师一样，捐钱给教会往往是所有布道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所以这些印尼布道人是真会致富的。

那么印尼的伊斯兰政团是不是激进化了呢？好像是的。比如说一个叫做“捍卫伊斯兰阵线”（Front Pembela Islam, FPI）的组织，正是去年信众集会抗议钟万学省长的旗手。他们平常会以真主的名义突袭领了牌照的酒吧，肆意破坏里头的陈设装修，但却很少受到警察干预。他们抨击女神卡卡的演唱会，说她是头雌性怪兽，将会把印尼的大好青年变成同性恋者。伊丽莎白·皮萨尼就在她朋友艾丽丝经营的一间同志夜店遭遇过他们：

当一群穿着低腰三角裤，眼睛贴着假睫毛的跨性人舞者在店里踱来踱去，等着上场表演歌舞秀，突然有个工作人员宣布：“他们来了。”艾丽丝连忙拉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片刻之后，一名留着大胡子，穿着白长袍的年轻人出现了，艾丽丝迅速交出信封，他只点了个头就闪人。“天哪，他简直跟那些穿着皮衣跑来勒索你的自由民一样坏。”我笑着说。“你说一样坏是什么意思？他就是穿皮衣的自由民，这是他们的新装扮。”

所谓“自由民”，其实是一群流氓混混，乃荷兰殖民时代以来就有的一项悠久传统。他们是帮派分子，但当权者不只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会花钱聘请他们，去干一些国家机器不愿自己出面，和懒得去干的坏事。直到 2012 年，当时的印尼副总统还在公开集会上宣称政府需要“自由民”来完成任务。

“自由民”开始“伊斯兰化”，则是 1998 年“捍卫伊斯兰阵线”成立之后的事。彼时警方付钱给这个新兴政团，要他们使用暴力对付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军方也请过他们攻击调查军人施虐案件的人权委员会办公室。这种体制交办的维穏业务经营得多了，就算它创办的原意特别纯正，也难免会招来更多“自由民”的皈依报效，逐步将它化为一个披着白色宗教外袍的帮派。果然，在政客一时用不上他们的时候，“捍卫伊斯兰阵线”就自己创收，用“维护公共道德”的名义，破坏不交保护费的酒吧与妓院。基本上和黑社会完全一样，唯一的分别只在他们比一般黑帮师出有名，干同类的勾当居然还能顶上一圈道德光环。难怪伊丽莎白·皮萨尼慨叹：

我从“捍卫伊斯兰阵线”和类似的组织身上，看不出印尼伊斯兰教被阿拉伯化的迹象，反倒觉得正统伊斯兰教被印尼化了。他们取代既有的自由民身份，为喊价最高的人出卖其神圣使命，非常符合印尼作风。

这里的“印尼作风”四个字，不是一般的印象描述，而是具体历史脉络的总结。早在苏哈托（Suharto）时代，一些半点也不宗教化的政客就已经把不少伊斯兰法规和教条改成正式法案，目的只在拉拢乡间教士的支持，叫他们去说服选民支持自己当选。这种政治权力与宗教之间的交易其来有自，如今只是扩大到金钱和流氓身上而已。每逢选举，这类神圣同盟就会发生作用，台上是著名教士公开违法替人助选，说不投票给某某人是违抗真主旨意；台下则是收了钱的“信徒”群情汹涌，立誓为真主而战。我们要是在新闻片段看到这等场面，不知就里，自然得说“印尼真是变得更加伊斯兰化了”。事实上，印尼很有可能不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地“伊斯兰”，它仍然保留了许多极不伊斯兰的地方信仰。很会说故事的伊丽莎白·皮萨尼在全书一开头就讲了一个先声夺人的小故事：

“小姐，进来见见我奶奶吧！”在印尼共和国东南方默默无闻的松巴岛上，一位笑容灿烂的小伙子迎我入门。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约，当时天气热得像火炉上的煎锅，四处灰尘弥漫，我步履蹒跚走在一条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里想着：有何不可？说不定他奶奶会讲几个故事给我听，陪她喝一两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进了那间竹子搭成的房子，坐在除了一幅挂在墙上的耶稣画像之外就什么都没有的阴暗厅堂里头，皮萨尼并没有看见什么老奶奶，只见一把竹椅上搁了一个像是装着脏衣服的大布袋。莫非此中有诈？

“等一下！”小伙子摸了摸那个洗衣袋，然后顺手解开袋口，拉掉覆盖在顶端的布巾，老奶奶终于现身，她昨天刚刚辞世，依当地习俗，四日后才会发丧，中间这段时间，每天须接见前来吊唁的客人，小伙子替归天的奶奶道了声“幸会”，我们就坐下来喝茶。

“印尼总是充满这类令人跌破眼镜的奇事”。皮萨尼必须用这样子的办法来吸引读者，否则大部分她所设定的英语读者（乃至于我们华人读者）恐怕是很难对印尼这样一个偏远东南亚国家感兴趣的，除非那是一位想要了解印尼是否真如人家所说的那样充满机会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