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诗必盛唐”这句口号是从哪来的？

《人间词话》第九章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大概的意思是：严羽的《沧浪诗话》曾经说盛唐诗人的诗好处尽在“兴趣”二字，我认为北宋以前的词也是这样的，严羽的“兴趣”，王士禛的“神韵”都不过只是涉及了诗词美学的表象，只有我的“境界”二字才说出了本质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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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间词话》一般，《沧浪诗话》也是一部对话之书，严羽写这部书完全有自己的时代针对性，针对起自永嘉的四灵诗派，兼及余风尚在的江西诗派。

永嘉即今天的浙江温州，这个在今天以大量诞生商人、老板而闻名的地方，在宋代却以孕育思想家与诗人而知名。思想界有永嘉学派，诗歌界有永嘉四灵，在当时都曾经掀起过滔天巨浪，使永嘉一地举国知名。

这“四灵”分别是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四人诗风一致，籍同永嘉，因为每个人的字或号里皆含有一个“灵”字，故此合称永嘉四灵。

四灵专攻近体诗，学习晚唐姚合、贾岛“野逸清瘦”的风格，吟诗讲求“苦吟”，遣词造句讲求“推敲”。这样的诗若只有三五首倒还算清新可喜，若是洋洋洒洒数百首下来，只会令人觉得小家子气。但偏偏四灵一派宗风大盛，动摇一代诗风，于是时人写诗纷纷标举晚唐，就连李白和杜甫的影响力都令人吃惊地消隐了许多。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尚里，严羽逆潮流而动，说李白、杜甫诸公如金鳷[zhī]擘海，香象渡河，而下视孟郊、贾岛之辈，只似虫鸣草间而已。这般尖酸刻薄的评语与其说是针对孟郊、贾岛的，不如说是针对四灵诗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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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究竟以哪一句最佳呢？谢安给出的“标准答案”是“谟定命，远犹辰告”，说这一句才最有雅人深致。

“谟定命，远犹辰告”，意思是说国家的大政方针及时通报国人。在今天除了专业研究者，几乎没有人记得《诗经》里还有这样的一句。这也难怪，如此枯燥乏味的政治内容辅以如此毫无修辞色彩的表达方式，没有任何文学感染力可言，比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简直判若云泥。

谢安读的《诗经》版本是西汉学者毛亨的注本，毛亨说《抑》这首诗是卫武公讥刺周厉王并且用以自警的作品。另外根据《国语》一书中的记载，卫武公作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九十五岁高龄，以这等高龄仍然忧心国事，其拳拳之心真是感人肺腑。那么，以谢安的身份、地位，也只有推举这样的诗句才是“政治正确”的。他若是赞同谢玄那种纯文学的眼光，反而“有失体统”。

论诗重审美而轻教化，同样有失体统，而严羽正是这么做了。《沧浪诗话》对于诗歌美学的标榜在于“兴趣”二字，比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批评严羽时，就引用了《沧浪诗话》的第一部分《诗辨》——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严羽看来，盛唐大诗人之所以成就出第一流的诗艺，就在于他们完美把握了“兴趣”。当然，这里的“兴趣”并非我们日常用语中的那个意思。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说张志和撰写渔歌，更以画笔勾勒诗境，“兴趣高远”，人所不及；明代王嗣奭在《杜臆》中评论杜甫诗句，说其“兴趣自不可及”；杜甫自己的诗里还有“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迥”。

但这个词到底怎么解释，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这里借用袁行霈的一个定义：“所谓兴趣，指诗人的创作冲动兴致勃发时的那种欣喜激动的感觉……属于诗人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

“兴趣”在严羽那里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他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亦即一首诗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一是体例，就是分行押韵之类，二是格调，比如像《十八摸》的唱词虽然同样分行押韵，但不是诗，因为没有格调。三是气象，大意就是作品某种氛围浓郁，使人读起来有浑然一体的体验。而剩下的两点就是“兴趣”和“音律”。

作为明代“后七子”之一的谢榛写过一部《四溟诗话》，把“兴趣”拆成了“兴”和“趣”，说道：“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谢榛随后举例说：李白《赠汪伦》中写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就是“兴”；而陆龟蒙咏白莲的诗有“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这就是“趣”。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的解释则采用了禅宗的说法。如此以禅喻诗，开创一套崭新的诗歌评论体系，这是严羽颇为自得的事。但是，禅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讲清的东西，就连禅宗大师们也各有说辞，莫衷一是，从唐朝以来就常常为了谁正统、谁异端、到底应该如何参禅等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严羽以禅喻诗的手法分明是在以梦释梦，以玄释玄，所以对于他的一些分析论断，我们也就只能勉为其难地做自己的理解了。

幸而我们还可以采取这样的进路：要清楚地认识一个东西，仅仅看它主张什么往往不容易看清，更应该看的是它反对什么，而严羽所竭力反对的事物并不难知。就在“羚羊挂角”那一番话之后，他继续阐释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前后对照之下，严羽的意思便明朗起来：所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反对的正是他那个时代的主流诗人。严羽认为这些人写诗是用文字在写，用才学在写，用议论在写，虽然也算工工整整，但这已经不是古人的诗了。因为古人的诗，尤其是盛唐诗人的不世佳作，是用“兴趣”写出来的。

让我们再看严羽写在“羚羊挂角”之前的一段：“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

严羽并不否认，若要写出极致的好诗，少不得要下足读书、穷理的功夫，但仅仅读书、穷理是不够的，因为写诗还要有别材、别趣。别材、别趣关乎性情，因为“诗者，吟咏情性也”。简单说：要想“下笔如有神”，就必须兼备“读书破万卷”和“吟咏性情”，二者缺一不可。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已经很少得到共鸣了，人们只取“吟咏性情”，认为“读书破万卷”非但于写诗毫无必要，反而会成为“吟咏性情”的干扰因素。这样的歧见是因为时代背景的差异：宋代的诗坛领袖往往同时也是知名的学者，如苏轼、苏辙兄弟是蜀学掌门，王安石开创所谓荆公新学，甚至主导了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写诗自不能脱开熟悉的生活，既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可以的，学者歌其学又何尝不可？

倘若严羽生在今天，一定会强调读书、穷理的一面，但他毕竟是宋朝人，所以才会特地强调“吟咏性情”。

吟咏性情，自然要写出活生生的感觉，这便是“兴趣”。

陶明濬在《诗说杂记》中阐释得最为贴切，他说：“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没有人喜欢如涂了防腐剂一般死气沉沉的人，更没有人喜欢比过气的哲学论文还要死气沉沉的诗。纵然以诗言理，也可以说得活泼，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再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以活生生的形象呈现出哲理趣味，合于理而不泥于理，于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便是别材、别趣的功劳。这样的哲理若请困守书斋的哲学家来讲解，或许会讲得更通透，更成体系，却不会有这般活泼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