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18 三年后的四万亿计划，乐与悲的快速转换

在已经到来的2012年，无论是外贸还是内贸，都让人忧心忡忡。

启动于三年前的那场“四万亿计划”，在随后的几年里形成了炙热的投资热浪，但是因为内需消费，无论从品类还是商业模式创新上，始终没有寻找到突破口，到今年已如强弩之末，甚至挥发出若干负面效应，增长再次停滞。

如果在今年，你沿着海岸线驾车从南到北，一行数千里，经过的每一个产业园、开发区、码头或工地，都可以看到冷清不振的场景和忐忑不安的人们。在媒体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转型升级，可如何转、怎么升，却是让人莫衷一是，有些企业主更是叹息“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

服装产业的扩张后遗症正在爆发中。在今年，六大运动品牌共关店近5000家，其中，匹克和李宁创造了关店最多的尴尬纪录：前者的网点净减少1323家，相当于平均每天关3家，后者净减少1821家，相当于平均每天关5家。[80]公开数据显示，仅上半年，全国42家上市服装企业存货总量就高达483亿元。[81]

今年的春、秋两季广交会都出现了订单大幅下滑的景象。其中，在11月的第112届秋季广交会上，境外采购商人数同比减少10.2%，出口成交额同比下降9.3%，都创下历史纪录。更让人担忧的是，在所有的外商订单中，中短期订单的比例占八成以上，这充分表明国际市场的需求和信心不足。而广交会的日趋清淡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五年里，成交额将继续同比下滑。

相比于消费品市场，能源和重工业领域的景象更为萧条。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的相继完成，钢铁、煤炭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其痛苦时期将长达五年之久。局面的反复跌宕，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企业人物身上，又是那么的步步惊心。

在胡润公布的2011年富豪榜上，一个陌生的名字——梁稳根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榜单的第一名，他是三一重工董事长，来自长沙，个人资产达到700亿元。

这是一位出生于1956年的草根创业者，早年贩酒、做玻璃纤维，到1986年，凑了6万元创办了一家焊接材料厂。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城市化建设周期，梁稳根开始生产混凝土拖泵，他从北京自动化研究所挖来液压技术的专家，着力于核心技术的突破。1995年前后，在混凝土输送泵行业，国外产品占据了中国市场95%以上的份额，在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的努力下，以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逆袭。2002年9月，在香港国际金融大楼施工现场，三一混凝土泵将混凝土送上了406米高的施工面，把世界纪录提高了将近100米。2003年9月，在三峡三期工程中，三一的三级配混凝土输送泵试打成功，填补了国内外工程机械领域的又一项空白。

▲梁稳根

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空前容量，为与此相关的很多中国企业创造了成长和超越国际同行的世纪性机遇，每一项百亿工程、每一栋摩天大楼，都意味着新的制造和技术突破的可能性。三一重工创造了诸多的纪录，包括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7米泵车、全球臂架最长的86米泵车、亚洲第一台千吨级全路面起重机、全球重量最大的3600吨级履带起重机等，梁稳根被称为“世界泵王”。

在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中，三一重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很多年后，三一的干部回忆当时的景象都还用“震惊”两字来形容，“当年，一台泵车还在生产线上，客户就已在外面焦急等待，并且主动要求不需要调试，有问题自己承担，只求尽快交货。有一次，当产品出厂后，一位客户拿了块砖头立马冲过去，照着窗户，‘哐’的一声把玻璃砸碎，然后宣布这台出厂价高达百万元的‘有质量问题’的搅拌车是自己的，谁也别想抢，谁也没法抢”。[82]

在随后的两年里，三一的各项业绩指标连续同步增长超过70%，营业收入突破800亿元，股价连创新高，一度达到1370亿元，梁稳根因此以超级黑马的姿态，登顶中国富豪榜。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梁稳根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他还宣布将投资86亿元建设北京总部。

可是就在2012年，随着基建投资的降温，工程机械行业陡然进入“最为困难的一年”。三一重工在今年上半年的营业利润下滑18.6%，负债水平更是急剧增长，其流动负债合计达到307亿元，种种关于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令人揪心。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在2012年，国内13家主要企业利润下滑34%。

从日后来看，这仅仅是产业拐点出现的时刻，在今后的几年里，工程机械行业一直挣扎在停滞的低谷。到2016年中期，三一重工的员工由鼎盛时的6万多，裁到不足3万，营业收入只有五年前的五分之一左右。梁稳根后来对记者说：“调了五年，调得很深，国内市场调低了75%，真的没有想到。”

与昙花一现的“景气首富”梁稳根相比，另外一位首富级人物则更为悲惨，他在2012年直接陷入了破产的困局。

9月底，在无锡至上海的高铁上，49岁的施正荣接到了《中国企业家》记者的电话。在连珠炮般的提问之后，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幽幽地说：“在现在这段时间，你要我说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施正荣一度被看成是海归科学家创业的标本。2000年，他背着一个双肩包从澳大利亚来到家乡江苏扬中附近的无锡市，包里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页商业计划书。仅仅六年后，他就以32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为新晋的“中国首富”，又过了六年，神话回到起点。

▲施正荣

在个人秉性上，施正荣是一位科学家，他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留学期间就握有十多项太阳能发明专利，他归国创办尚德电力，正赶上中国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中国企业家》杂志曾以《首富，政府造》为题，分析了“尚德模式”的崛起秘密，即一个开明的政府与一位具有商业精神的科技人才携起手来，对后者注入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本、技术、市场等，在企业发展起来后，政府“功成身退”。无疑，这是苏南模式的进化版本。

施正荣在无锡创业，从第一天起就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无锡市政府出资65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本，同时在土地和税收政策上予以全面倾斜，市政府甚至派出刚刚退休的经贸委主任担任尚德的首任董事长，为施正荣协调各种公共关系。而在企业走上正轨、即将赴美上市前夕，政府又“适时”地令国有股退出，并安排董事长退位。在本部企业史上，澳大利亚籍的施正荣是罕见的、在股权改制上吃到了全部红利且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的民营创业家。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光伏产业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大跃进，全国有600多个城市把光伏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83]多晶硅炉像大炼钢铁一样遍地开花，仅浙江省就有光伏企业205家，[84]它们大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产业补贴和地方财政的扶持。曾有媒体感慨：“过去十年来，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85]

除了无锡尚德，隔壁的江西省则如法炮制地支持了一家叫赛维的民营企业，其创办人彭小峰的名字，曾在2008年与施正荣一起出现在胡润富豪榜的前十位名单上。到2010年前后，中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产能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大光伏组件生产商中，中国包揽了前五名。

尚德式的成功，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胜利，它体现了中国式产业发展的独特性。在无锡，施正荣成了城市的名片，他的巨幅照片被树立在高速公路入口处，所有进入这个城市的来客第一眼望见的便是他的标准式微笑。市政府甚至还为他塑了一座宽3米、高2米的巨幅半身人像。一位地方官员分析，对无锡来说，尚德产值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你要是比其他工业，无锡在全国不一定是数一数二的，而若比光伏，尚德世界第一。这大大满足了无锡市政府的虚荣心。”

在产业膨胀和“首富”的光环之下，科学家施正荣也成了时髦的企业家，原本内向讷言的他学会了滔滔不绝地“布道”，还能够在几千人的论坛上，有板有眼地独唱一段锡剧。他曾经花20万美元包一架公务机去参加达沃斯论坛，同美国副总统戈尔共进午餐，与英国查尔斯王子谈合作，他还给自己买了近十辆豪车，见不同人时会开不同的车。2005年年底，尚德上市当天，施正荣对友人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挣一分钱，我就花钱。”

然而可怕的是，中国的光伏产业是一座建造在沙滩上的漂亮城堡，它90%的原料依靠进口，而90%的产品则全数出口，最重要的原材料多晶硅，也基本上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价格最高时甚至达到每千克400美元以上，占整个光伏产业链利润的70%。2011年，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美国和欧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业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直接导致全行业的大雪崩。

在经营行为中，施正荣似乎比“单纯而无私”的无锡市政府要精明得多。他在尚德体系之外，组建了亚洲硅业和三家都以荣德命名的公司，它们都独立于上市公司之外，是施正荣的私人家族企业，其业务是向无锡尚德提供硅料和组件，因此形成了利益关联链条。三家荣德系公司在两年时间里，获得了近25亿元的业务收入，亚洲硅业则在2010年与无锡尚德签署了总额15亿美元、为期七年的长期供货合同，更夸张的是，这些家族企业还同时得到了尚德的20亿元担保资金。

2011年，尚德净亏损10亿美元，到第二年的二季度，情况继续恶化，电池工厂停产，公司大规模裁员，其总欠债额高达20多亿美元，纽交所的股价从最高的98美元跌到1美元。美国投资者对施正荣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他借亚洲硅业掏空上市公司，并挪用公司16.8亿美元为自己的个人公司提供无息贷款。

在最危难的时刻，施正荣拒绝拿出个人资产拯救尚德，他的“科学家理性”似乎战胜了企业家伦理与血性。

树在高速公路入口处的施正荣巨幅宣传照，是在2012年8月被悄悄撤下来的，在这个月，他辞任尚德CEO。12月，董事会宣布罢免他的董事长职务，施正荣发声明认为此举“违规”。又过了三个月，尚德被当地法院宣布破产重整，无锡的地方国企——国联集团成为政府指定的“接盘侠”。在后来的几年里，施正荣的名字在无锡成了一个尴尬的禁忌。

“涨潮的时候赶海，你很难得到大海的馈赠；退潮的时候，哪怕在海滩信步，也能捡到美丽的贝壳。商机也是这个理。”信奉这个“商理”的人叫张志熔，在2010年的《福布斯》内地富豪榜上，排名第十。

张志熔是最近几年最激进的“造船大王”，他的熔盛重工在短短六年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中国第一大民营船企。张志熔的发迹与施正荣颇有相似的地方，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2004年，他与江苏如皋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准备建一个年产350万载重吨的造船厂，当时中国最大船企中船集团的产能也不过357万吨。

到2009年年底，随着“四万亿计划”的推出和银行大规模放闸，重资产、高产值的造船产业被赫然列入“十大振兴产业”之一，受到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强烈青睐，上千亿资本疯狂涌入，中国的造船热浪平地卷起。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在整个2010年，全国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新承接船舶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是去年同期新接订单量的2.9倍。正是在这一年，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船舶订单量三大指标均超越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