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01 快速变革的中国，无处不在的变化

2008年1月底，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柴静采访房地产界的三位明星企业家——王石、任志强和潘石屹，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各大城市房价又上演了一波脱缰暴涨的行情。全国土地开发面积只增长了1%，而完成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则达到2.5万亿元，增长30%。在大量资金的涌入下，房价一路上涨，深圳住宅价格同比上涨51%，北京为45%，津、渝、沪三地的同比涨幅也都超过了15%。在民怨沸腾之下，中央政府开始了严厉的宏观调控，到下半年，一些中心城市陷入有价无市的僵局，业界恐慌开始蔓延。

王石是“拐点论”的提出者，在他看来，现在的房价已经让他心惊肉跳，不再具有继续上涨的理性空间。有一次在长沙做活动，一个小女孩让王石帮她参谋是否要购房。他问：“你准备结婚吗？”女孩说没有，但是担心三四年之后就买不起房子了。王石脱口而出：“如果三四年之后你买不起了，那是市场的问题。”又有一次，王石在深圳参加地产论坛，他在台上足足用了40分钟分析眼下的形势，劝大家不要抱幻想。末了，一位老板站起来说：“王总啊，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在公开场合说房地产走势就要开始上升？”

王石的悲观态度对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柴静问到任志强的时候，他不同意王石的判断，这位地产界的“任大炮”认为，从长远看，持续上涨是趋势，至于是今天反弹还是明天反弹，则需要看宏观政策。他甚至认为房价涨得还不够快，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28.6元，到现在增加了一百倍，2分钱一棵的大白菜，现在卖2元钱，也增加了一百倍，而房价只增加了16.6倍。

当问到潘石屹的时候，他显得坐立不安，被逼得急了，他索性站起来说：“你老追问我，我都不知道说到哪儿了。我去找水喝！”

正在路上的2008年，从一开始就散发出这种不确定的气息，同时充满了对峙和相互矛盾的焦虑。

一方面，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成长之后，中国变得空前自信，即将在8月8日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被认定是宣示“大国崛起”的标志性时刻。另一方面，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似乎正在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2007年2月，汇丰银行宣布北美住房抵押贷款业务遭受巨额损失，减记108亿美元相关资产，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序幕。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随后30余家次贷公司陆续停业。当年8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对冲基金倒闭，随后花旗、美林证券、摩根大通、瑞银等相继爆出巨额亏损。

2008年3月中旬，贝尔斯登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产损失被摩根大通收购。投资者的恐惧情绪像一锅热水突然逼近沸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决策层及经济界一直以“观影团”的姿态观望华尔街正在上演的这出崩盘大戏。次贷危机被认为是美国的危机，是流动性过剩闯的祸。如果中国要从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也是应当警惕通货膨胀。在全国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很明确地表示：“我们在确定今年的经济政策时，第一个防止就是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

这一决策思路投射到具体的经济政策上，便是放出两个大招。首先是勒紧货币投放的绳子，从1月25日到5月20日，央行连续四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银行的准备金率达到16.5%的历史高位。其次，便是在产业经济层面抑制股市和楼市的投机泡沫。

上证综指从上一年10月16日的6124点开始掉头下跌，这被认为是去泡沫化的过程。而在房地产市场上，很多大佬都认为顶点已达，无可作为，王石的“拐点论”便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提出的。

从4月开始，万科在杭州率先降价促销，继而在全国30多个城市推广，这引起了已购房者的愤怒，一些楼盘的预售处遭围堵，甚至被砸烂，警察来了，却只站在一旁。在南京、上海等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到2008年9月，与2007年11月比较，万科的股价跌去88%，保利地产跌去75%，碧桂园跌去87%，中海发展跌去70%，可谓惨不忍睹。

从今年1月1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将不再给京字轿车上黑色牌照了。这个通知的背后，意味着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的悄然转变。

黑底白字白框的黑色车牌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凡是注册为中外合资（包括港、澳）的企业，都有资格以免税的方式进口一辆轿车，而在日常通行中，又可以享受种种非常优待。在很长时间里，它是身份的代表，也是国家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标志。随着北京市的新规定，各地也相继取消了黑色牌照政策。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为反映公平竞争的市场呼声”，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规定内、外资企业税率分别由现在的33%、15%统一为25%。路透社在一则消息中评论说，中国试图打破内外资税收不公平的规则，意味着这个最激进的外资引进国正逐步终结国际资本的“超国民待遇”。自1992年起，中国已连续十六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有480多家在中国落户，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

大规模的外资引进，一方面补充了国内资金的不足，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另一方面也造成某些领域被外资控制或垄断的景象。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2个领域里，外资已占据了70%以上的绝对控制，如东南沿海一线城市的大卖场业态已经被外资占领了90%。在医药领域，一些外资企业在定价方面不受政策性限价的限制，同样疗效的药品价格远远超出国内企业。按照《中国药典》标准进行生产，同样的药，外资企业生产的却比国产的贵十几倍，据不完全统计，外资药平均价格相当于国产药的1311%。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是一项悄然而有序进行的工作。到两年后的2010年12月1日，中国宣布对外企正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附加费，这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统一了税制。

在这一年，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劳动合同法》的全面施行。根据新的法律，所有企业主雇用员工必须签署劳动合同，而一旦解雇，则必须给予员工补偿。

这个法案被一些媒体视为“良心法案”。在此之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有7.3%，六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1.9%，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例从4.1%降至2014年的0.8%，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从3.5%提升到26.2%。

不过，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项法案将导致中国制造最核心的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此丧失殆尽。2月13日，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博客中称：“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张五常写这篇博客的时候，正在广东东莞做调研。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一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注中国经济的衍变。他不太相信别人提供的数据，包括产值、货运量乃至用电量。每到一地，他最喜欢问的两个数据是厂房租金和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在他看来，这是最无法伪造的真实数据。在东莞，他看到了两个令他担忧的景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劳工价格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印尼等，“在未来几年，工厂南迁是一个似乎很难阻挡的趋势了”。而同时，外贸订单突然发生了断崖式的下滑，在这一年，东莞外贸增速大幅下滑20.7个百分点，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