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智力混沌

我们把“智力混沌”作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一来讨论，可我们并不希望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即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性格，或者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就整体而言，中华民族有足够的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对不是一个智力低下的民族，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智力衰退的趋势。与此同时又必须意识到，中国的教育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里，而那些没有接受到完备的教育、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便舒舒服服地躲在中国语言的构造中。这种语言结构，用律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事前从犯”，它导致了最典型的智力混沌，可能会使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犯下罪过。
正像如今一些人所知道的那样，中文的名词是没有词形变化的，它们完全没有“性”和“格”的变化。中文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中文的动词也不受“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以及“人称”的限制。在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任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每一种词类（或者说是非词类），而且不会出问题。我们并不是在抱怨中文无法表述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思想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中文里很难或无法被清晰地传达出来（尽管有时的确如此），我们只是认为，有着这样一种结构的语言会导致“智力混沌”，就像夏日的暑热会让人在午后昏昏欲睡一样。
与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常有的一个感受就是，你非常难以弄懂他究竟是在说什么。他的话仅仅是一些谓语，这些谓语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整个儿就像是穆罕默德的棺材，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说话人看来，省去主语并没有多大关系。他知道他在谈什么，但是他从未想过，他的听者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本能也无法理解，主语，这个传递信息的重要成分，究竟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常年的实践把大多数中国人都训练成了猜谜专家，对那些常常被省略的主语和谓语稍加补充，他们就能弄清字词之外的附加含义了。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句子中那个最重要的词被省略了，也完全找不到能引申出这个词来的线索。句子的形式、说话人的方式、说话人的声调以及谈话时的环境等都不曾暗示主语已经改变，可是你却突然发现，刚刚还在谈论自己的这位谈话者已经调换了话题，谈起了他生活在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扯了那么远，又是怎么拉回来的，这常常会构成一个难解的谜，但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种技艺的表演。谈话中夹杂着没有事先提示的、突如其来又难以察觉的跳跃，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物转向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世纪转向另一个世纪，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惊异可言。如同一个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能力：他正盯着窗玻璃上的一只昆虫看，与此同时，不需要调整视线，他还能看到远处山冈上同一水平线的一群牛。
事实上，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没有表示时间或地点变化的标记，这样的动词无助于廓清一个人固有的混沌感。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希望至少能跟上那一连串转瞬即逝的思绪，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断地发问，就像边远地区的猎人穿越密林时用斧头在自己经过的树上砍出“记号”。“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一点弄清楚之后，接下来可能还要问：“这是在哪儿？”“什么时候的事儿？”“这个人干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事？”“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每提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用一种困惑的、或许是哀伤的眼神看着你，似乎在怀疑你的五种感官是不是分道扬镳了。但是，这些坚持不懈的追问会构成一个引导人们走出无望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一个想法都是一个意外，因为他对任何一个想法都肯定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之所以不明白，是因为他还没有去弄明白事情的预期，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活动一下智力，因为他还完全处在惯常的状态中。中国人的头脑就像一门陈旧的滑膛炮，炮身已经锈迹斑斑，底座也早已不堪重负，在瞄准一个目标之前得调整好半天，然而它最终肯定还是打不中。当你向一个人提一个简单的问题，诸如：“你多大年纪了？”他会十分茫然地盯着提问者，反问一句：“我？”你回答：“没错，就是问你。”他振作起精神，准备承受这个打击，又问道：“多大年纪？”“是啊，问你多大年纪。”他再次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了？”你说道：“是的，你多大年纪了？”“五十八岁。”他总算答到点子上了，他的脑筋现在开始正常运转了。
智力混沌的突出例证就是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习惯，即用一个事实，用事实本身来解释原因。你问一位中国厨子：“你们做馒头时为什么不放盐呢？”“我们做馒头时就是不放盐。”这就是解释。“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冰，为什么不在冬天储存起一些冰块呢？”“没有，我们这个城市不在冬天储存冰块。”有位拉丁诗人曾说过：“能够了解万物之原因的人是幸福的。”倘若这位诗人在中国生活过，他就可能会把他的这句格言修改为：“试图探寻万物之原因的人是不幸的。”
智力呆钝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大脑无法保持住一个思想，并把这个思想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另一个人。让甲把什么事情告诉给乙，为的是让丙如何行事，在中国，这就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要么是信息完全没有被传递，因为当事的三方都不明白这个信息的重要性，要么是信息虽然传到了丙处，却使得丙无法理解，或是变得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了。想让这样一部复杂机器中的三个齿轮全都紧密咬合，从不发生导致停滞的摩擦，俨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即便是那些具有相当智力的大脑也会发现，保持住一个思想并把它既不添加也不扣留地传递出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像一根插进水中的直棍注定会在清水中产生折射，看上去就像折断了一样。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随时随地都能遇见这样一些奇异特性的例证。你会针对一些反常的举动这样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得到的回答很简单：“是的。”有一个数词经常被使用，它是那些含混回答的恼人的附属物。这个数词既能表示疑问，意为“几个”；也可以表示肯定，意为“好几个”。你问一个人：“你在这儿待几天了？”他会回答：“是的，我在这儿待好几天了。”在中文里所有那些含义模糊的词汇中，最为模糊的或许就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代词不加区分地既指“他”和“她”，也指“它”。有时，说话者为了说明他指的是谁，就用手朝那个人的家所在的方向或是他刚刚出现过的地方含混地指一指。然而更为常见的是，这个单音节的“ta”无所不能，既能作为关系代词，也能作为指示代词，还能作为限定形容词。在这样一些情况下，一个中国人对一场殴斗的描述，就会像是英国法庭上一位证人的证词：“他拿着一根棍，他也拿着一根棍，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打他也像他打他一样狠的话，他就会杀了他，而不是他杀了他。”
“刚才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过来？”你质问一个显然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坦然地答道。诸如此类的心智混沌会导致大量往往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的举动，对于一个条理清晰的西方人来说，这些举动总是令人恼怒的。厨师照例行事，用完了他手头的某种调料，做下一顿饭时他就把这种通常必放的东西省略掉了。你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会坦然地回答，那样东西没有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地再要一些呢？”“我没有再要一些。”这就是他的解释。你要付一笔钱给某人，与他结账，你费劲儿地打开保险柜，仔细地清点零钱，他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聊了“老半天”，然后才不经意地提了一句：“除了这笔账，我在你这儿还另有一笔。”“我开保险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一声呢？那样的话我不就能一次结清了吗？”“哦，我觉得这两笔账是不相干的呀！”与之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位病人在诊所里耗费了医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出门走向候诊室，可门还没关上，他又走了进来。他被告知，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直截了当地说道：“除了刚才看的那个病，我还有别的病呢！”
在我们看来最为愚蠢的一个例证，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那个不及时去看病的习惯，这或是因为患者忙得没时间，或是因为看病要花钱。他们常常以为，与花上十个铜板——约等于一美分——买上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相比，更便宜的做法是忍受间歇性发热的反复攻击和折磨。我们见过无数这样的事例，仅仅是为了节约一点儿时间，一些严重的疾病有时竟然恶化到了致命的地步，而他们原本是可以得到免费治疗的。
有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只有半英里远的地方。他外出时染上眼疾，但回家后竟然在痛苦中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医院，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希望疼痛能止住，但事与愿违，他的一只眼睛由于角膜发炎而完全失明了。
还有一个病人，因为脖子上的溃疡很厉害，每天都来接受治疗，到了第十八天他才说，他的腿痛得让他睡不着觉。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腿上居然还有一块杯口那么大、那么深的溃疡！等到他的脖子治好了，他才想起来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众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会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一部小说中的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性，但他们有一个智性缺点，即他们都是糊涂虫！”
中国的教育没有使受教育者获得这样的能力，即以一种富有理解力的、实践的方式把握一个客体。在西方国家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假设，即存在着这样一些布道者，即便他们的经文上存在着天花病毒，他们的布道也绝对不会被感染上的。在中国人中间，也能看到这种声名不佳的独特现象。中国的狗在追捕狼的时候表现得很仁慈，最常见的不是狗在狼的后面追，而是在各自运动，两者即便不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也至少会构成一个直角。一位说话的中国人对某个不断退却的话题的把握，就像这种躲躲闪闪的追捕。他能时常嗅到那话题的味道，往往眼看就要追上它了，但他最终还是退却了，显得疲惫不堪，他在说话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接近这个话题。
中国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国家，有人非常富裕，也有人十分贫穷，有人接受过高深的教育，也有人愚昧无知，这些人在生活中却又是比邻而居的。数以百万计命中注定既非常贫穷又非常愚昧的人，他们的眼界的确很狭隘，这自然会导致智力混沌。他们的处境就像井底之蛙，对于这些井底蛙来说，甚至连天空也都只是一道暗影。许多人从未到过离家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他们终日所处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任何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都一无所知。甚至在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身上，似乎连所有种族的人都具有的好奇心也蛰伏了，泯灭了。许多中国人听说来了一个外国人，就住在离他们家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可他们却从来想不到去问一问，这个外国人来自何方，是什么人，想做什么。他们知道如何为生存而拼争，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像如今流行的观点所称的那样具有三个灵魂，还是只有一个，还是一个都没有。他们认为，一切与粮食价格没有关系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相信来世的生活，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和虫，他们也纯真地相信人的彻底消亡，相信肉体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会飘向天空。他们是一种力量的最终产物，这种力量能造就出西方国家所谓的“讲究实际的人”，这种人的生活由两样东西构成：肚皮和钱袋。这样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只能理解他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从不细究任何因果关系。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系列的事实，其中大多数事实是令人不愉快的，一涉及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马上就会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一个不可知论者。偶尔对他一无所知的偶像表示一下敬奉，或是对那不知是谁的对象施舍一点儿食物，这也只是为了满足他寻求依赖的本能，但这种本能是否能获得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大程度上甚至还要取决于这个人所处的风俗氛围。在中国人那里，人们生活中的物质因素可以与心灵因素和精神因素完全割裂开来，独自发展。把这些人从愚昧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引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这种新生活将使他们领会到一位古代主教所道出的崇高真理：“这就是人的精神，上帝的启示就在于让他们理解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