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轻视外国人

一位第一次来到广州的欧洲旅行者，会很难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中国商业中心城市与欧洲通商已达三百六十余年。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各个民族的西方人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都没有取得什么可以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成就。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人所持的态度，就像是古希腊人对待一切非希腊人的态度，无论是以何种目的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被视为“蛮夷”，并被当成“蛮夷”来对待。直到1860年，才在条约中专门列出一款，规定不得使用中国人此前在官方文件中常用作“外国人”之同义词的“蛮夷”一词。
谈到中国人对待西方各民族所持的态度，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许多年来，中国人的四邻都是一些非常弱小的民族，他们因此一直享受着一种最危险的奉承，因为这种奉承方式是最为合理的，因而也是最为有效的。他们发现，交替地使用哄骗和威胁，就可以使与他们交往的外国人顺从他们的愿望，这使他们更加确信他们不言自明的优越感了，他们一直实践着这样一种理论，直到北京被占领，他们才被迫改变这种姿态。从那时起，尽管才刚刚过去一代人，中国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人如今终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价值了。然而，不需要与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广泛、亲密的接触，一位坦率的观察者就能得出这样的印象来，即中国人如今对外国人通常所持有的态度，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的，都还不是一种尊重。
如果说中国人没有对我们持有一种明显的轻视，那么他们也表现出了一种俯就，他们常常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这种情感来的。这就是我们如今所面对的现状。
中国人在打量外国人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就是外国人的服装，尽管我们并未觉得我们的服饰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地方。的确，各种东方服饰在我们看来都是笨重而又累赘的，束缚了“个人自由”，可这只是因为，我们对于行动自如的要求与东方人完全不同。当我们意识到，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适宜于东方人的，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承认这样一个毫无疑义的事实，即这样的服饰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是，当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审视我们的服装时，他们却不会表露出任何的羡慕，而是会发出诸多指责，更不用说还有嘲笑了。东方服饰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宽松，必须借此来掩饰住身体的轮廓。一位中国绅士只着短衫是不敢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但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外国租界里，却随处可见大量外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招摇过市。外国人穿的那种短上装，那种双排扣西服（上面所有的扣子都没有实际用处），尤其是那种被称为“燕尾服”的难看的畸形儿，全都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服装遮不住身体上最易暴露的前胸部位，里面的马甲也领口很低，更是暴露出了贴身穿着的亚麻布衬衣。出现在中国的外国人，每个人的大衣背后都一准儿有两粒扣子，可那里却没有任何需要扣住的东西，扣子钉在那里既不美观又没用处。
如果说，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外国人的男装是不伦不类、滑稽可笑的，那么外国人的女装就更加荒谬了。外国女士的服饰在许多方面都有悖于中国人的礼仪观念，更谈不上得体了。考虑到作为西方文明伴生物的两性交往自由，就不会对中国人的态度感到奇怪了。他们仅仅依据传统的礼仪标准来做出评判，自然会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做出完全错误的理解。
外国人的不懂中文，也常常会成为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理由。一个外国人，即便他能熟练地使用每一种欧洲语言，如果他听不懂一位文盲苦力的话，这位苦力依然会很自大地看不起他。当然，苦力的这种态度只会体现出他的无知，可他的优越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位外国人试图与环境抗争，试图掌握这一民族所使用的语言，那么他一定会不断地遭到鄙视，甚至连他的用人也会用他听得见的“悄悄话”说道：“嘿，他听不明白！”而这听不明白的唯一障碍，却正是中国人自己那混乱的表述。但是，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个事实，即使意识到了，也不会降低他们天生的优越感。所有学习中文的人仍然会不时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无论他的中文水平有多高，都永远存在着他所未知的大陆。这看起来是一种普遍的体验，尽管不一定是一致的体验，即一位置身中国的外国人，在经历过最初几个体验阶段之后就会发现，他碰巧知道的那些东西很少能给他争光，而他所不知道的那些东西却会使他颜面扫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知识水准的评价，往往可以借用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话来形容，他在谈到妇人布道的问题时说过，妇人的布道就像是一条站直身子用两只后腿走路的狗——走得很难看，但令人惊奇的是，还是能走的！
外国人对中国风俗的无知，也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理由。任何人都有可能对他们始终熟悉的东西有所不知，可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
一个外国人常常意识不到中国人以各种间接方式对他表示出的冷落，这个事实会使中国人带着有意的轻视来看待他们这些蒙在鼓里的牺牲品。“土著人”认为我们带有轻蔑的冷漠，结果我们便会因为这种被误解的态度而遭到相应的充分报复。
许多中国人看见外国人就觉得很可笑，这种好奇心还带有一种轻视，就像黎提摩先生看到大卫·科波菲尔时总是在心里嘀咕：“太年轻了，少爷，太年轻了。”不是说一个人在中国随时随地都会获得这样的经历，但那些机敏的观察者或多或少都会积累起这样的体验来，而在中国的外国人似乎正是这样的观察者。然而，无论一个人的经历多么丰富，都依然有许多社会生活的细节是他闻所未闻、不解其意的，因此凡事都有个第一次。
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的事情，外国人却干不来，这也让中国人看低我们。我们吃不惯他们的饭菜，我们受不了太阳的暴晒，我们也无法在人群中、在嘈杂或空气不畅的地方入睡。我们划不走他们的船，也不会喊上两声“吁！吁！”就让骡队俯首帖耳地听我们使唤。有这样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英国军队的炮兵部队1860年向北京进发时，雇来的当地车夫在河西务附近开了小差，这使得英军完全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窘境，因为英军中竟没有一个人能让那些中国牲口挪动一步！
在仪式中，在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一些场合，我们都不善于遵从中国人的观念和范式，这使得中国人对我们表现出了几乎不加掩饰的轻视，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礼仪”的民族。外国人不是不会鞠躬，而是他们大多觉得很难用中国人的方式来鞠躬，其原因既是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外国人轻视礼仪规范，常常举止随意，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如果他真的能够迈着方步悠闲地走上二十分钟，那么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说，这样做的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外国人不愿花上“老半天”的时间去空谈，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远非如此，在中国每个人都拥有充足的时间，却很少有人拥有金钱。中国人至今仍不明白，他们所浪费的时间恰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
外国人倾向于尽量免除那些多余的礼仪，因为这些礼仪让人厌烦，因为用在礼仪上的时间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这样一来也就不奇怪了，与讲究礼仪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就显得举止粗俗了，甚至连外国人自己都这么看。试比较一下中国官员与一位外国来访者的衣着和举止，中国官员长袍飘逸，姿态优雅，而那位外国来访者则只会笨拙地行个屈膝礼。面对这个对比鲜明的场景，中国人得调动起他们全部的教养才能避免当场发笑。与此相关的一点必须指出，即最让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一个原因，就是后者显然对东方人很看重的官员不太看重。如果告诉中国人，他们能见到“美国大帝”，他们看到的格兰特将军身穿一件市民服装，嘴里叼着一支雪茄，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他们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再想象一下这样一位外国领事，他的级别相当于中国的道台，为调解一桩国际纠纷，他前往省城面见巡抚大人。数千人涌上城头，争睹外国大官的车队，结果他们看到，这位大官的车队仅由两辆马车和几匹马组成，领事的随从也只有一名翻译、一个中国听差和一个厨子。毫不奇怪，那些东方人看到这个场景，自然会流露出诧异，那诧异先变成了冷漠，继而又变成了轻视。
我们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毫无疑问地优于中国人，但这些优越之处却没有使他们做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种表示。他们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机器设计上领先于他们，但是我们的许多设计却被他们看成是变戏法——既稀罕又奥妙，却没什么用处。我们的成就在他们看来像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是拒绝谈论奇迹的。许多到过中国的承包商都失望地发现，中国人对于那些由蒸汽和电造就的奇迹是何等的冷漠。除了很少几个例外，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愿意模仿外国人（尽管他们也可能不得不去模仿）。他们既不注意环境卫生和空气流通，也不了解生理学。他们喜欢西方进步的某些产物，但不是全部，他们不愿屈从于西方的方法，如果要他们屈从西方的方法，他们则宁愿放弃那些西方进步的产物。中国渴望成为也能够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国”，但目前还只有这样一种直接的明显趋势，其余的一切都有待将来；如果缺乏一种时代精神，中国人之优越感的产生就会相当遥远，其他方面的改进也会延迟很久。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似乎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劣势，但他们认为，西方各民族不过是利用了古代中国人积累下来的知识。古代中国人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可他们的当代子孙却不幸地让西方人窃取了这些关于自然的秘密。
单个的外国人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所表现出的确凿能力，似乎并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太深的印象。撒克逊人崇拜“能人”，就像卡莱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称这样的人为“王”，并将他推上王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某种技能是有趣的，或许还是令人吃惊的，在下一次他们突然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会忘记或拒绝使用这一技能的；但是，进一步把外国人在这一方面的技能作为模仿的对象，或许一万个中国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人能生出这样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的学者就应该继续做那种文字化石，他什么都学，什么都能记住，获得好几个学衔；他努力工作以免挨饿，手上的指甲有几英寸长，他什么事情都干不了（除了教书），以此来保持心身一致，因为“君子不器”。
总的来说，西方各民族并未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产生西方比中国优越的印象。前任中国驻英公使郭大人在交谈中的一个反应就是绝妙的佐证。当时有人问他，理雅各博士认为英国人的道德水准要高于中国人，他对此有何看法。这位大人顿了一下，似乎在掂量这个评价的所有分量，然后感情强烈地回应：“我深感意外。”这种肤浅的比较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尤其是从外交的角度来看。要做出恰当的比较，首先需要细致而深刻地了解两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需要能够完全了解那些不断增加的结果之无数的原因。我们在此不打算进行这样的比较。如今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对于那些虽然揣有各种机械秘密却完全意识不到中国伦理之伟大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文人就是他们主要的敌人。一个“双脚踏在现在，头脑还在宋代”的典型的中国学者，就会体现出这种带有忌妒的轻视。就是这个阶层的人士酝酿并掀起了一场反对外国人的文字浪潮，中国的中部这些年已经被这场洪水淹没了。
人们曾经认为，中国会被西方的各种发明所攻占。刀叉、长袜和钢琴将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这会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个国家即将“欧化”了。如果说中国曾被以这种方式所攻占，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而这样的时代再也不会出现了。中国不是一个能被攻占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能被攻占的民族，无论以何种方式去攻打。要想让中华民族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诸民族保持稳固、持久的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展示基督教文明的各种大小成就，而这样的成就是现在的中华文明所无法企及的。如果缺乏这样的实证，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就会依然没有由头地继续怀有并表现出俯就和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