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保守

与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相比，中国人都在更大程度上真切地意识到，他们的黄金时代远在过去。古代的先贤总是以无比崇仰的口气谈起更古的“古人”。孔子曾表示，他并非开创者，而只是一个继承者，他的使命就是把那些曾经获得却又长期被忽视、被曲解的知识搜集起来。他在完成这项任务时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非凡的才能，使这位大师受到了全民族的景仰。孔子面对过去的态度以及他的学说品质，使他一直被尊为圣贤中的第一人。按照儒家的道德学说来说，是明君造就了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圆则水圆，盘方则水方。若根据这一学说，自然就会相信，在贤明的君主统治时期，各种美德会竞相开放。一个目不识丁的苦力有时候也会对我们讲起，在尧舜的时代家家夜不闭户，因为根本没有窃贼；如果有人在路上丢了东西，第一个发现它的过路人就有责任守在那里，直到下一个过路人来接替他，这样轮流下去，直到物主回来，物主总能看到他的物品完好无损地留在原地。人们普遍爱说，世风日下，就美德和公正而言是今不如昔的，而在混淆善恶这一点上却今胜于昔。
并非只有中国或者中国人具有厚古薄今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是在这个天子之国，这一立场之坚定似乎是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古代最好的一切据说都保存在作为当今一切之源头的文学中，因此，这种文学便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正统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古典作品的态度，大致相当于正统的基督徒对于希伯来《圣经》所持的态度。那些经典被认为是囊括了古代智慧的所有精华，囊括了那些能同样使用于古代和今天的一切。对于一个虔诚的儒家弟子而言，中国的古代经典不需要做任何的添加，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认为《圣经》不可以做任何的增补一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儒家弟子，都赞同这样一个总的命题：既然事情已经尽善尽美，再去谋求更好就是愚蠢的了。
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会从《圣经》“文本”中找出某些依据，来解释《圣经》作者们从未想到的某些问题。儒家学者也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不仅能在“老圣人”那里为政府的一切现行政策找到出台的理由，而且还能发现古代数学甚至是现代科学的真正源头。
古代文学塑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府体制，且不论这一政体的其他特质，但是其持久性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每个人也是每个民族信奉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能够罕见地延续下去，一直很好地运转到最终，这样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就像那些古代经典一样，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果有哪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成功地研究并解释中国政府延续至今的奥秘，这或许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如果这一过程能够得到揭示，我们想，这样一个问题就将得到清晰的答案，即中国为何很少爆发那种席卷其他所有国家的内部革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人砌了一堵石墙，墙有六英尺厚，却只有四英尺高，别人问他为何做出此等怪事，他回答说，这墙要是被吹倒了，就会比先前更高！中国政府也有可能被风吹倒，但它是一个立方体，当它翻倒了，也不过是换了一面朝上，无论是外表还是内涵，全都一如既往。这样的过程一再反复，终于教会了中国人，这样的结局就像猫从高处落下必能四只爪子着地一样，这也使人们更加深信，当初出色地设计、构建这一切的人具有无比的智慧。任何进行改进的建议都是十足的异端邪说。因此，古人拥有的无可争议的权威便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即后人的自愧不如。
头脑里有了这些清晰的认识，也就不难意识到，中国人那些初看上去似乎盲目、顽固的守旧态度其实是合理的。中国人和古罗马人一样，认为举止与道德是两个相通的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有着同样的根基，在内涵上也是一致的。对于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就等于侵犯了他们最神圣的领域。不大可能获得这样的结果，即这些风俗的细枝末节都能被理解，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风俗真的能被完全理解。如同母熊保护其幼崽那样一种本能，人们在坚定地护卫着这些风俗。这种本能不仅中国人有，它也属于整个人类。有一个现象已经被很多人注意到了，即数百万人时刻准备为一种信仰而献身，可他们却并不理解这一信仰，也没有遵循这一信仰的教义来约束他们的生活。
我们不知道中文是如何发展形成的，也同样不了解中国的风俗。风俗习惯是一成不变的，这点和语言的情况很相似。然而在中国，风俗和语言形成的条件却因地而异。正因为如此，风俗习惯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异用一句俗语来概括，就是“十里不同俗”。同样因为如此，有些地区的人们讲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风俗和语言一经形成，就好似凝固的石膏，你可以打碎它，却无法改变它的形状。理论上确实如此。但事实上，理论也需要有足够的弹性变通，以适应现实需要。没有哪一种风俗真的可以永恒不变，一旦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变化便会悄然发生。
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莫过于清朝政权建立之初，勒令全国上下的汉人统统改变发式，削发蓄辫。显然，改换发型就意味着俯首称臣，故而这项命令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许多汉族人的极力抵制，乃至以死相抗。但是，满族人坚持不改初衷，事实证明，他们的确不辱使命，最终使削发成为忠诚的标志与尺度。这场斗争的结局有目共睹。今日的中国人，全身上下最满意的地方就是自己的辫子。当年对清政府强令削发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如今残留的唯一痕迹或许就是广东、福建一带居民所戴的头巾了——当年人们戴头巾的本意是遮住辫子这一民族耻辱的象征。
佛教传入中国，也经历了一番斗争，但它一旦扎下根来，就同中国原生的道教一样，拥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中国的风俗自形成之日起便一成不变，不难感觉到，人们都有一种潜在的假设，即风俗无论如何都是正确无误的。一种长期存在的习惯就是一种专制制度。在那些遵从这一风俗的无数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这些行为的起源和原因。他们的任务就是去遵从，他们也在遵从。在这个帝国的不同地区，宗教信仰的虔诚程度无疑是差异甚大的，但有一点是确凿的，数以百万计的人虽然恪守“三教”的各种仪式，可他们对那种可以被称为信仰的东西却一无所知，就像他们不了解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人们参加某种宗教活动的原因，最常见的回答有两种：第一，与神灵沟通的方式全都是从古人那里传下来的，因此必然具有最为坚实的根基；第二，“每个人”都这么做，因此被问到的这个人也必须遵从。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非齿轮带动机器。如果这种情况始终出现在每个地方，那么就可以说，人们对宗教习俗的遵从不过是一种最为表面化的举动。
在蒙古有这样一个风俗，每个能吸得起鼻烟的人，都会和朋友们分享他的鼻烟。每个人都备有一个小鼻烟盒，遇到朋友时就拿出来请对方吸烟。如果某个主人的鼻烟盒里恰好没有鼻烟了，他也会把烟盒给客人递过去，而每位客人都会假装捏起一小撮儿鼻烟，然后再把烟盒还给主人。指出烟盒是空的，就不是一种“好法子”，而借助对鼻烟的假装享用，烟盒主人的“面子”就保住了，这一切遵循的都是约定俗成的先例。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中国人也如同此例。珊瑚虫早就没有了生命，可珊瑚礁却留了下来，为了避免沉船，就不得不谨小慎微地遵从既定的航线。
用特定的方式一成不变地做特定的事情，这种情况也并非只出现在中国。印度的苦力习惯把东西顶在头上搬运，在运送修筑铁路的土石时也采用这种方式。承包商提供了一些手推车，可他们却把推车顶在脑袋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和印度人一样。一位在巴西的外国绅士把一封信交给仆人，让他去寄发。这位外国人惊讶地发现，那仆人把信放在头上，然后又在信上压了一块石头。
完全相同的心理过程源于相同的动机，而这样的动机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这导致了许多我们熟知的模仿事例的发生，比如：一个厨子在做布丁的时候，会先打开一个鸡蛋然后扔掉，因为第一次有人教他做布丁的时候，头一个鸡蛋恰好是坏的；一位裁缝会在新衣服上缝一块补丁，因为拿给他做样子的那件旧衣服上恰好有一块补丁。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故事常常是对中国人性格的并无恶意的夸大，但它们也是事实的真实体现。
每个对中国的习俗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举出一些他们忠诚于先例的例证来，这种忠诚似乎是我们难以理解的，除非我们能对这一举止背后的公式有所了解。在一个南北绵延达二十五个纬度的国家里，整个国家却在按照同一个固定的历法来脱下冬衣，戴上草帽，这毫无疑义地表明，先人就是神。在某些地区，在寒冷的冬季，房子里的取暖仅仅依靠“炕”里的微火，突然遭遇“寒流”的旅行者常常会发现，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说服客栈的主人把炕烧热，因为烧炕的时节还没到！
中国工匠不愿意采用新的方法，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就保守的程度而言，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这样一个工头——他和他的人被一座砖窑雇来烧砖，这座砖窑连同其中的设备都是外国人的财产，和这些窑工没有关系。有一次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方砖，尺寸比当地常见的砖块要大一些，外国人就吩咐窑工们烧制一些这样的大砖。要烧制这样的砖，只要做一个与砖头尺寸一致的木头模子就行了。可是结果，需要的砖却没能烧制出来，接受了指示的那个人被喊过来解释他的失职，他却表示难以采用任何这样的革新，还给出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正面理由：天下就没有这样的模子！
这样一种保守性格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与中国人的关系，每一个把宝押在中国的人，每一个对这个泱泱大国的未来稍有兴趣的人，如今都必须注意到这一点。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大量的新酒被提供给了中国人，可是他们却只能用各种十分陈旧的酒囊来装这些新酒。由于中国人性格中本能的保守，只有很少的新酒被接受下来，但即便是这少量的新酒，也需要准备好新瓶来装。
中国对西方国家眼下所持的态度，就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新事物有着小小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们却不愿意甚至压根儿就不想放弃旧事物。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古老的简陋土屋，早就应该复归泥土了，却被一根根七扭八歪的土坯柱子支撑着，以延缓那不可避免的倾塌。我们拥有的旧风俗、旧民心和旧信仰也是如此，它们现在已经陈旧了，却还起着支撑作用，还在履行着和那些泥柱同样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常常耳闻的这句话倒是包括着真理的。从旧事物向新事物的发展进程可能会长时间地受到阻碍，但之后也可能会在突然之间发生。
在电报最初被建议引入的时候，沿海某省巡抚曾上书皇帝，说当地人对这种新事物抱有强烈的敌意，以至于电报线路无法铺设。然而，在中法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线路建设的基础发生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变化，省府迅速地建立起了电报站点，当局还发现这些站点受到了人们的敬重。
数年之前，许多人对“风水”的迷信，还是在中国修建铁路时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最初的一小段铁路，是作为开平煤矿的外运通道而修建的，它穿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为了给铁路让道，许多坟墓被迁走了，就像在英国或法国所做的那样。只要看一眼这片被辟成两半的墓地就足以感觉到，当事情仅限于“风水”和蒸汽机之间的角力，“风水”就再也无法抵挡发动机了。这条铁路的建设工期后来拖后了，这个经验清晰地表明，是财政上的考虑延迟了铁路的引入，而风水方面的迷信对其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在中国人所做的一些重要事务中，也可以发现保守的本能和逾越先人的能力这两者的结合。在中国，有这样一个最牢不可破的规矩，即为官者的父亲或母亲若是去世了，他就必须辞官回家。然而，当一位最重要臣民的母亲去世后，皇帝不顾他“含泪的”不断请求，命令他继续主持国家上下各种纷繁复杂的重要政务，而这些年间他原本是应该辞职尽孝的。在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原则莫过于“父为子纲”，儿子必须永远尊重父亲。同样根深蒂固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君为臣纲”，臣子必须永远遵从君主。可是在最近的一次权力更迭中，皇位却由皇族旁系的人所继承，年轻皇帝的父亲还健在，这样一来，这位父亲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杀，要么永不参与政事。因此，光绪皇帝登基之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醇亲王的永无出头之日。在醇亲王病重期间，他的儿子，也就是当今皇上，数次前去探望自己的臣子，也就是他的父亲；当时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因为这位父亲直到去世都一直是儿子手下的重要官员。
如前所述，保守的本能使得中国人过于强调先人的重要性。但是，这一特点如果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慎重的利用，就会成为外国人在与这个十分敏感、固执、保守的民族打交道时一个巨大的自卫手段。外国人所要做的，仅仅是去模仿中国人的方式，把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去假定那些没有明令禁止的权利是存在的，在这些权利遭到攻击时小心翼翼地捍卫它，并不折不扣地坚持它。就像对外国人在北京的居住权、外国人在内陆省份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居住权等问题的处理上体现的那样，聪明的保守主义就是最安全的防护。危险的礁石看上去像是航船难以逾越的障碍，可一旦穿越它，里面就会呈现出一汪风平浪静的环礁湖，再也不必担心风暴和那些枉然冲刷着礁石的海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