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六编第三十二章庆历熙宁之变法之三（7）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之三、熙宁新法（7）（2021-4-10 周六）


南宋时，陈亮评安石新政，从宋代建国的本原立论，可谓中其症结。
亮谓：“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兴，藩镇拱手以趋约束，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zì suī]，与中国抗衡。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gēng]法易令，而庙堂轻。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juān xuē）之。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其实欲藉[jiè]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别行教阅以为[wéi]强。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封桩以为[wéi]富。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wéi]之太密，事权之太专；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本末，真不足以谋国也。”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俱足的社会。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wèi]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

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
安石新法，虽为[wèi]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wéi]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jì]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wèi]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盖就大体言，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wéi]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wéi]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wèi]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