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六编第三十二章庆历熙宁之变法之三（2）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之三、熙宁新法（2）（2021-4-5 周一）


那时的官僚们，情形还是和范仲淹时代差不多。他们既不免为[wèi]做官的立场来反对范仲淹，自亦不免要为[wèi]做官的立场来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清吏治，只可反对。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则谓范仲淹“结游士，坏风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为[wèi]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陆佃受经于安石，其告安石，亦谓：“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还为[wèi]扰民。”】其时招受反对最烈者如青苗，反对派的理论多就实际人事言。【如州县以多散为[wéi]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lè]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wéi]奸，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则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尝谓：“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要当计利害多少。”】此为[wéi]当时两派相争一要端。

即论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当时反对处。
如司马光论保甲：“籍乡村民二丁取一，是农民半为[wéi]兵。又无问四时，五日一教，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jī]尽废。”又按：王安石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适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时，章惇、蔡卞皆乞复行保甲，而布独不欲。盖知其事繁扰，不欲轻举。又荊公废弓箭社行保甲，正犹废常平行青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则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时人之同意。【韩琦主乡兵，司马光亦反对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当时曾布即不谓然。荊公则谓：“行市易劳费精神，正以不负所学为[wèi]天下立法故。”】

尤其是安石对财政的意见，似乎偏重开源，而当时一辈意见，则注重先为[wéi]节流。
如青苗官放钱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则为[wéi]一面抑富民之兼并，而一面可增国家之收入。在一辈反对者，则谓朝廷与民争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钱增岁收。论者则谓其聚敛，于庸外又征庸。

而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wèi]政府敛财。
刘挚上疏，谓：“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wéi]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wéi]聚敛。”又陈次升《谠[dǎng]论集》谓：“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体德意，务求役钱增羡，元祐大臣，得以为[wéi]辞。”又按：熙宁青苗取息二分，提举使复以多散为[wéi]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既取二分宽剩，复征头子钱，民间输钱日多，遂至宽剩积压。至绍圣复行新法，则青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额，不加抑配，助役宽剩钱亦不得过一分，而蠲（捐）减先于下五等人户。聚敛之意反不如熙、丰之甚。此亦可见荆公之刚愎[bì]，当时未能斟酌尽善，并为[wèi]群小所误矣。【熙宁七年七月，吕惠卿以免役出钱未均，五等丁产簿多隐漏不实，由官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称“手实法”，则较之汉武算缗[mín]更为[wéi]烦琐扰民矣。】故陈傅良谓：“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wéi]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之十数倍。以理财之名而务聚敛之实，其端实自荆公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