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六编第三十二章庆历熙宁之变法之三（6）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之三、熙宁新法（6）（2021-4-9 周五）

其利弊全看实际吏治的情况。
熙宁六年张商英《上五事札子》谓：“陛下即位五年，更[gēng]张改造者数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议论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缓图之，则为[wéi]大利；不然则为[wéi]大害。愿陛下与大臣安静休息，择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复兴，终莫见其成矣。”张氏此言，可与上引范纯仁说同看。新法利弊，尽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无论立法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可复缓。安石为[wèi]力持此等新法之推进，至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为[wéi]竭力奖进王安石之前辈，司马光为[wéi]安石同时好友，程颢为[wéi]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实为[wéi]安石失败之最大原因。苏轼奏论新法，谓：“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wéi]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时反对新法者大体皆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唐介言安石“好学泥古”，孙固言安石“狷狭少容”，皆中[zhòng]其病。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此韩琦语。】
　
熙宁七年四月，权罢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后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丰八年神宗卒，先后一共不过十七年。即使举朝一致，尽力推行，此等各项新制，均牵涉全国经济民生，未必即可有稳固之基础与确定之成效。何论其常在议论喧豗（huī）、意见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废。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安石未免自视过高。
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安石初相，争新法，议论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说他们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wéi]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顾群情矣。】又固执不受人言。【当时谓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之狂论。】

而结果为[wèi]群小所包围，当时批评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于如吕诲等遽（jù）骂安石为[wéi]大奸大诈，时新法尚未行，即司马光等亦觉吕诲弹之太过，宜乎不足以动神宗之信托。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xìn]，对外便觊[jì]开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处。】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wèi]国家的百年长计。
熙宁元年，富弼入觐（jìn），神宗问边事，弼曰：“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时神宗年二十，方锐意有为[wéi]，闻弼语，为[wèi]之默然。安石相，始务拓境。神宗问王韶边费，安石喻韶不必尽对。然自王韶开熙河，种[chóng]谔[è]开绥[suí]州，而徐熙卒有永乐之败。【事在元丰五年。】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shēng]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对辽则割让河东地七百里。事在熙宁八年。惟先有意于边功，遂不期而亟亟[jí jí]于聚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