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华东求索，入局公益

离开某院后，我很清晰地认识到，我得离开四川这个讲人情世故重于讲公平正义，讲闲适安逸重于讲使命担当的地方，尽管这里是我的故乡，甚至在这里讲公平正义、讲使命担当会遭白眼，当成木卵。最起码我待的那两年是这样，现在应该是要好很多了。

于是来到了杭州，入职了一家哈佛博士归来创立的规划咨询公司，饱含着憧憬，这样一支国际化起点的团队，最起码会离阴暗和世俗利益远一点，可以去谈及一点公平正义和使命担当，年轻人爱谈情怀这个毛病还是需要被关照的。

随着了解得越来越深入，即便是一家洁身自好的商业公司，也很难扭转在商言商的冷漠，公平正义、使命担当很不利于商业创收。如果去到的是一家以名校光环为依托的精致利己集团，所谓的公平正义、使命担当或许是宣传册里标榜的营销话术。其实要求他们不主动服务邪恶，为邪恶出谋划策，共同欺骗百姓就可以烧高香了。事实证明，一大批名校学子和名校教授更多扮演着邪恶的谋士，以他们的公信力欺骗着没有辨别力的群众。

我明白了一个虽然很残忍但很客观的道理，在政府、在商业去追求公平正义、使命担当是不正确的，这不是他们的本质诉求，他们的行为标准是合规合法就好的，对他们要求那么多也是不对的。说得粗俗一点，去夜总会里找陪酒的小妹妹谈感情，人家也不信你是玩真的，不是你们俩不相信真感情，是场合不对。

既不在政府，也不在企业，在哪里呢？在群众中间，群众需要公平正义，需要理想情怀。于是我去到杭州的一些图书馆给群众分享如何识别开发商欺骗他们的伎俩，在什么环节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了解政府在公示过程中的程序以及一些常见猫腻，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避免因权益得不到保障发生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事情。就像在成都期间，点火自焚的那个案例，如果早些有人帮助他理性维护权益，他也就不至于走向绝路。

虽然看起来我的行为在给政府和开发商制造麻烦，但实际上是在为社会、也为政府、开发商减少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最起码越来越多的群众知道找我们商量如何理性维权，不走极端。所以我坚信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也开始摸到了群众工作的门道，我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终于有了正面的回响。群众的认可是最有价值的。

在粉丝们、听众们、朋友们的极力推动下，我的第一次公益创业的雏形应运而生了，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可持续城市公益论坛”，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在长三角各大图书馆给群众们分享如何参与建设可持续的城市、美好家园，以及及时防范被开发商和政府侵权。

很快就获得了不小的声明，紧接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社会组织的合法注册问题，那时杭州的政策对民间注册社会组织还是很严格的，甚至很陌生，也难理解一个人不好好地去挣钱、做官，搞什么公益创业，要么是想整事、要么很难管理，甚至后来我去了上海，同样很难将一家公益组织合法注册下来。这个时间是在2013年左右，我想现在的内地社会组织合法注册应该会好不少了。

一直注册不了，就一直面临非法组织的风险，总归都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剑，加上我这个工作内容还或多或少有些冲突。这种注册不下来的状态一直伴随着那几年的公益活动，虽然提心吊胆，倒是对工作开展影响不大。

后来，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虽然群众们懂得了保护河流、保护湿地、争取公园绿地、监督偷排污染的道理，但一到真实的案例到来，他们仍旧没有太多的办法。文章写不好，法律程序不会走，在这些具体案件中，媒体援助和法律援助显得非常重要，而不仅是给他们讲述经验。也就是说，为了捍卫生态环保理念、捍卫公共利益的公平正义，我们必须亲自下场援助群众。

不然这些群众的正当权益尤其公共利益长期得不到保障，会导致他们长期上访、拉条幅、挂标语，组织群众上街示威，长期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甚至有可能产生恶性的极端事件，就如成都的自焚事件一样。这个故事一直在我心里久久不能忘却，怎么让这些普通百姓走上一条理性合法的维权之路，既是对他们自己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对政府的保护。因此帮助群众的公共利益开展媒体援助和法律援助，我们感受到了价值和意义，看到一场一场可能引爆的社会炸弹，最后得到了缓解甚至妥善处理，内心充满自豪。

在为公益案件提供媒体援助和法律援助的过程中，也就结识了不少环保领域、民生领域的诉讼律师、记者、知名公益人，我们通常相互配合也相互保护，形成了非常好的友谊和默契，那些时间里我们一起保护了深圳、长沙的湿地公园，剑川的母亲河，揭露了一批顶风破坏环境的企业，其中也有黑社会老大的企业，也对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形成了监督。

应该说这份公益工作是有一定风险的，被跟踪、被恐吓甚至志愿者被殴打，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也没有资金支持，一群年轻人为着心中对公共利益的捍卫，对公平正义的捍卫，对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响应，尽管有所顾忌，但还是勇敢地走到一线去落实理想情怀、践行国家的大政方针。

这个时期，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事件，就是调查曝光云南剑川母亲河黑蕙江上的硫酸厂，剑川是个白族自治县，沿黑蕙江两岸是白族人民世代耕作的水稻田，在黑蕙江江上修上这个硫酸厂，意味着剑川白族人民的食物、饮水的安全面临巨大风险。

于是，当地环保志愿者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我只身前往，但和团队保持着线上沟通，为了当地的志愿者团队不遭受打击报复，也不与他们线下见面。据说我一进入剑川地界，就被跟踪，但由于我调查时间很快，三个小时就拍好照片、采访完群众离开了剑川，才可能避免了人身风险。

随着调查的持续深入，得知这个项目是由已经被枪毙的某个黑社会老大和已经被抓起来的某任云南省委书记勾结搞的，所以环评造假和程序违法将这个可能会毁了白族人未来的项目上马。回来后，我写了一篇《五问剑川县政府》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伙伴们又只身约谈云南省某环保机关。

这个约谈过程也非常值得表述一下，通常在约谈之前在微博上公开就某事向该部门发起约谈，并将申请信息发给相关部门，届时来到该部门先拍一张和大门的自拍照，然后发上微博，告诉其他志愿者，如果不能从这个门里安全走出来，请记得来此处搭救。

正是广大志愿者们的这份勇敢和谋略，使得我们保护了不少珍贵的生态环境，践行了总书记的“绿水青山”理想。就以黑蕙江为例，后面政府暂停了硫酸厂的运营，黑老大和省委书记也相继出事，保护剑川黑蕙江的工作告一段落。这都是2013年的事情，过去8年了，也没再回去过，甚至剑川人民也从来不曾知道有一伙可能此生都不会谋面的年轻人，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勇与谋。我们的行动最后带来了好的结果，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可，内心是无比欣慰的。

当然不能只讲这些成功和顺利的故事，也有很多悲壮甚至惨烈的故事，不论是我们在环保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文保时期，志愿者们被非法扣留、甚至被黑社会殴打致伤致残的伤心事，不说比比皆是，至少也是不新鲜的。当出了事情，我们联合呼吁，捐钱救助被打的志愿者，依法捍卫公共利益和志愿者的人身安全。这些血的考验，客观说练就了一支有血性、敢于亮剑的队伍。

现在回想起来，也为这段时期的勇敢和实际成效感到骄傲，大概集中在2012年到2014年的样子，这份勇敢和谋略也是后来面对更大困难挑战非常宝贵的人生财富，一段仗剑走天涯的日子。这段另类的经历锻炼了作为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品质：勇敢，毛主席也曾深刻论述知识分子软骨病的问题，过分强调谋定而后动，过分追求万全之策，但在真正的战役中，没有万全之策，更多是果断出击；没有谋定而后动，更多是急中生智、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段经历让我初尝鲁迅笔下“精神届战士”的滋味。让我颇为自豪的是，这类以战士姿态开展公益事业的伙伴们，领头的大都是北大校友，鲁迅的“精神届战士”在北大种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