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迷失成都，渴望公益

毕业后，没太多思考就回到了老家的省会城市成都，进入了事业单位，成都市某事业单位，家里人也皆大欢喜，总归回来离家近有个照应了。

在某院让我最刺痛的几件事。第一，唯上得让人恶心，某院应该算是成都市学历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单位，清一色的名牌大学生，北大、清华、同济等等，可是言语间几乎充斥着"某某书记说、某某市长说、某某局长说"，一副领导讲的话就是金科玉律般的服从。并且称某某书记时，还不称呼其姓氏，比如当时成都市委书记是李春城，就称之为"春城书记"，仿佛与这个神马书记有耳鬓私语般的亲近，当然称呼过程中自然少不了媚态，这个画面值得脑补一下。

作为初出学校的愣头青，直觉上是觉得少了那么点面对当官的骨气，同事们好歹也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咋这样奴颜媚骨呢？当然也会质疑是不是自己太不成熟。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哪天这个春城书记调走了，换来新的书记，他是不是马上会转向到对新书记的媚态。又或者哪天这个春城书记被抓了，他该怎样自处呢？就好像错付了渣男甚为悲痛，还是本就是个风月场上的逢场作戏，才不往心里去呢？说不定又跟着大家一起咒骂起这个春城书记。

可别怪我毒舌，这个李春城后来真被抓了，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后来陆续了解一些栽倒的官员，几乎都有这么个共性，一个骄傲自大的官员再加上一群负责任、奴颜媚骨的随从，这个组合基本长不了，好像屡试不爽。

这个事情让我从直觉和理性上都觉得反胃，还同处一个办公空间，可以想象，每个毛孔都不自在，也不知那位老兄现在如何，这些路数在当下的官场还好使不？当时是2010年左右，现在应该变化不少了。

第二件事情，政商贪婪、灰色交往得让人恶心。当然这是2010年左右的事情，现在肯定大不一样了。我当时所在的部门负责一部分房地产容积率论证的工作，大家知道这是个多么光火的部门，当时我只是技术论证的小马仔。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开发商腐蚀领导们的蛛丝马迹，以及领导和领导间利益不均甚至内斗的角力，当然深刻的内幕信息轮不到我们这些新兵蛋子知晓。各种腐蚀场所、蹦叉叉也偶尔随领导们一起见识下，好成长一下心态。

开发商和领导们间的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时而还左右顾盼下，虽然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们当时说了些啥，但那个倒霉模样的确像两只沾满病毒的老鼠，在那儿吱吱唧唧地啃垃圾，一会儿再去找个地方深度邪恶下，通常也就不会带我去了。

贪婪让人恶心都不足以让人愤怒，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自私。比如说，在进行一些地块的规划时，政府和开发商都会努力去盘算如何增大土地出让面积，建筑开发面积，削尖脑袋去争取、去贿赂获得更大的容积率。但一旦涉及配套的生态用地、公园绿地等公共利益，巴不得越少越好，甚至违法占用。

这种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嘴脸着实令人生厌，尤其我所处的某院本该是公共利益的平衡者，也变成了为非作歹的马仔，我总是想不明白，不至于为这点开发商和政府吃剩下的臭钱，一群名校知识分子既无尊严、也无操守地趴着求食。

有同事和我说，你别清高，总有个价格能收买你的清高，要么是1000万，要么是1个亿，要么不是钱，是你们这些文化人好的字画、艺术，我想了想，这两玩意儿应该腐蚀不了我。她随即又说，那就是女人，让年轻漂亮的女人诱惑你，我怔了一下，明显脑子迟钝了片刻。她接着说到，你看嘛，总归有能收买你们的法子。

现在回想起这段对话都有点后怕，幸好我后来很快就离职了，不然我还真可能沦陷了，尤其那个血气方刚的年纪，即便风流才情顶得住铜臭的腐蚀，恐怕是过不了美人这关。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不要去妄想改变染缸，赶紧逃走，等以后强大了再回来砸掉染缸。庆幸走得快的另一个原因，不少领导后来相继出事，抓的抓，走的走。这也说明心术正才能保得了安全。

最后令我坚决离开的一个事件是，某个区一位原住民因抗拆，自焚跳楼了。尽管这个事情和我们这些画图民工，关联度相距十万八千里，即便是逼死的，逼死他的也是拆迁队，也惹不到我们什么事。可院里大家窃窃私语，这个图纸是我们画的，也或多或少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愧疚。后来真就听说，去调研现场得偷偷摸摸，拍照片不要被村民发现，甚至去有些项目点调研还得有警察陪同。

真有些想不通，规划设计本也就挣不了大钱，也就图个为群众办些实事，多保障些公共利益，没想到居然变成了二鬼子上街，在群众眼里就是伪军。我说的这些故事是发生在2010年左右的，现在应该不这样了。那期间，我回了趟北大，看着校园里那些为国家为民族连头都舍得的先辈，李大钊的雕像等等，我想，要再这样继续待下去，我恐怕连回学校的脸都没有了，所以回去后，在完全没有下个工作眉目的情况下，即刻提出了辞职，绝不能再待下去了。这又说明个啥道理呢？一所学校还是要为他们的先贤立些雕像甚至墓地，关键时候能救人。

从我这个短暂的体制内工作来看，不到两年，的确是没法忍受继续待下去。至今我也还不认为是自己的不成熟，那个时期的体制内风气的确污浊了些，现在应该好了很多。从这点看，我只待了不到两年出来寻找公益，陈行甲老兄待了十几年做到县委书记出来做公益，还是他的忍耐力强些。

这段经历我总结出了一个道理：把官和民类比于一条船上的两侧，只有两侧的所放货物的重量相当，才能保持船的平稳航行，才能保住官和民都得以生存。而当下明显官方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民间的公共权力很难保障，立志于有为之士的我再加入船超重的那一侧，看起来是增加了这一侧的实力，实际上是加速了船的覆没。当然某一天也可能出现民这一侧成为超重的一方，也就自当加入官这一侧，目的仍是确保平衡，大家不至于翻船。这样想，我也就释怀了很多，毕竟学而优则仕是绝大多数读书人认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后来学习到《道德经》“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损不足而补有余”的论述，和鲁迅“永远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为当时自己的选择多了几分自豪，遵天道、补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