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 达尔文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优秀的家庭。他最早学习的是医学，然后是神学，最后是自然科学。1831年，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他乘坐科学考察船“贝格尔号”开始了近五年的航行。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次航行之前，他与同时代的人一样，认为物种是不变的，但是在这次航行中，他在南美和太平洋诸岛上采集了标本和材料，这些新证据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观点。


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鸟类的变异情况的研究，以及对南美的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达尔文认为，物种并非是永恒不变的，物种通过适应环境而进化，这才是说明不同物种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的最好假说。达尔文在收集材料和获得这个假说的概念时还很年轻，他花了很长时间将它体系化。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并受到了一定的启发。


1859年，达尔文完成了他的《物种起源》，全名是《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竞争中优胜者生存》。此书初版印了1250册，第一天就售罄，并立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达尔文自己并没有介入争论，一直到去世，他都专注于对植物和动物做进一步研究。1881年，达尔文还出版了一本关于蚯蚓和土壤的著作。他的其他著作有《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华莱士是独立提出进化论的另一个人。1858年6月，达尔文在其巨著写了约25万字时收到华莱士的一封来信。在这封信中附有华莱士的一篇论文，论文概述的主题竟然和达尔文研究了几十年的进化论如出一辙，这种相似简直不可思议，令达尔文大为惊讶。


达尔文感到非常沮丧，他向植物学家胡克征求意见，胡克让他向华莱士解释自己面临的尴尬，并共同宣布这一理论，以取得联合发现权。达尔文接受了建议，华莱士也非常乐意。实际上，华莱士对这一理论花的时间和精力远远比不上达尔文，声望也没有达尔文高，所以后来他就退出了。现在我们一致认为达尔文是进化论的正式发现人。


“进化论”这个词语隐含了一种暗示，即生物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而实际上，自然选择是没有方向的。相比“进化论”，最准确的译法是中国人严复提出的“天演论”或者“演化论”，但是由于“进化论”一词已经广泛流行，大家也就普遍采用了。


传统上认为，生物物种是不变的，任何物种都有其永恒的、特定的形式和功能。人类虽是物种之一，但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达尔文却不这么看。


在达尔文看来，生物是变化发展的，不同物种是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形成的，所有物种都是通过动态的发展链条产生的，不同物种之间有一种家族关系。因此，尽管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但没有什么物种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人类在内。


每个生物个体在遗传上都拥有一些被决定的性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性状与相同物种的其他个体的性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生物个体之间存在性状上的差异。此外，所有生物都倾向于尽量多地繁殖后代，而完全不顾环境的承受力。这样就必然导致有一些后代无法顺利活下来。所以，生物界必定存在着生存斗争 ，而且这种斗争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偶然的。


一定时间之后，那些拥有最适应环境的性状的个体就在斗争中生存下来，成为生物学上的胜利者，并把性状传给其后代。这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物种自然选择学说。


“自然选择”这个概念通常被表述为“最适者生存”。也就是说，物种中最适于繁殖的个体，就是那些能够成功地把性状传给其后代的个体。最适者不必是最强或者最好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的。


当然，达尔文并不知道遗传规律，也不知道有基因这回事，更不知道性状是如何遗传的。因此，他不能说明一种好的性状是如何遗传下来的，并最终促使新的物种的进化。


所以，达尔文原始的自然选择学说的理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性状是如何遗传的，二是新的遗传性状是如何产生的。这两个问题要用遗传规律和突变概念来解释。


一种变异性状，尽管极其成功，但作为一种新性状，当它遗传到下一代时，怎样才不会与那些不太成功的中间性状互相混合呢？自然选择怎么才会有机会作用于那些成功的变异性状呢？


一位来自奥地利的修道士孟德尔，他在自己修道院的花园里，用豌豆做杂交实验，从而获得了证据。孟德尔发现，对于每一种性状，子代显然是从双亲那里均等地继承了遗传因子。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些因子不会混杂，而是保持独立，并且还可以互不混杂地传给以后各代。这就意味着，自然选择有更多的时间作用于一个性状中的任何变异。


突变的概念，即遗传物质突然的和相对持久的变化，解释了新的遗传性状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突变是一个随机事件，不是有意识的结果。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原则上可以做出科学的因果说明，即使我们无法预测一个特定的突变会在何时发生。


因此，自然选择并不是因为上帝的意志或者某种目的而发生的，也就是说，自然选择是盲目的。这也就意味着，过去那种认为自然是有目的的观点被否定了，达尔文杀死了上帝。


20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了基因，并且获得了许多关于遗传机制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能够很好地解释和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原始理论得以补充、完善和修正。


生物界的演化除了自然选择之外，还存在一种“性择”现象。性择的意思是说不通过大自然，直接由两性之间通过社交择偶来互相筛选。比如，雄孔雀之所以有美丽的羽毛，可以炫丽地开屏，这是雌性孔雀对雄孔雀进行性择后的产物。因为雌孔雀对长有美丽羽毛的雄孔雀有偏好，那么就造成了长有美丽羽毛的雄孔雀得以顺利交配而繁衍后代，而不长有美丽羽毛的雄孔雀就不能够繁衍后代，它们的基因无法传递下去而被逐渐淘汰掉，久而久之，今天的雄孔雀就都长着美丽的羽毛。


一般来说，性择的作用大概只能筛选两性的外观，但今天有研究表明，性择有可能会影响雄性的智力。瑞士洛桑大学的科学家霍利斯和卡韦基通过果蝇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强制配对果蝇，使得公果蝇可以完全不用费力求偶就可以传宗接代，结果发现，繁衍100代后出现的果蝇后代们，竟然全都“变笨了”！这些没有经历过求偶竞争的果蝇后代，在许多方面要比正常繁衍的果蝇后代笨很多。这项研究表明，求偶竞争对雄性心智能力存在重要影响。当然，果蝇的实验结果能不能简单地套用在人类身上，还存在争议。


达尔文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理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冲击。既然人类只是产生于自然选择的诸多物种之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上帝的位置又何在呢？我们是不是猴子的后代？当时围绕进化论，各界人士都展开了火药味很浓的争论。


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讽刺达尔文类似于猿的漫画出现在报纸上，论文和讲演在各处涌现。而达尔文一直沉浸在丧女之痛中，自己又在生病，根本没有心情卷入论战之中。就在这时，托马斯·赫胥黎出现了。


赫胥黎在饶有兴致地读过《物种起源》后，扪心自问：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从此他成为达尔文的忠实粉丝。赫胥黎挺身而出，完全站在达尔文一边，自称“达尔文的斗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可能，赫胥黎都热情地对进化问题进行辩论。


在英国科学促进会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会上，在700位听众面前，赫胥黎遇到了来自牛津的威伯福斯主教。主教不怀好意地问赫胥黎，他的父母谱系中，谁是猿猴的后代，父系还是母系？这个极富挑衅的问题，一下子就使会场的气氛凝住了。


赫胥黎知道自己可以出牌反击了。听众们正等着一场表演，机灵的赫胥黎满足了大家的这一愿望。他先是转向邻座，小声笑道：“耶和华把他送到我的手里了。”然后起身高声回答，“相比起一个用自己的才华来混淆科学真理的人，我更愿意和一个猩猩有血缘关系。”话音刚落，四座皆惊，主教竟无言以对。


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并在其中通过相当多的研究证据来支持人类起源于动物的思想。他指出，人耳上残存的耳郭，其中有些肌肉显然是用于移动耳朵的。他还提出，脊柱底部的尾骨，是痕迹器官的又一例证，显然是人种演变过程中的早期遗留产物。


关于人类观的争论，是与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认识论地位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争论的层次不同，既有通俗性的，也有学术性的。在通俗性争论中，达尔文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达尔文主义还没有被确证为在科学上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只是众多的假说之一。而那些相信《圣经》和创世说的所谓创世论者，一直都在以各种方式抵制达尔文主义。


后来，达尔文的理论又发展为“新达尔文主义”。现代的新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广泛的科学领域，包括了从进化研究一直到以DNA分子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研究的内容。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相互作用、相互支持。在各种有力证据的支持下，我们有权利认为：生物进化论在科学上是有根据的，有说服力的，而这种融贯支持的体系是创世论并不具备的。


达尔文去世后，和牛顿爵士一样，被安葬在英国最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位伟大的人物，因提出自然选择进化论而受到极大尊敬，在当时掀起的狂澜至今仍使某些人感到刺痛。达尔文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理性怀疑的象征，他的进化论思想引起了一场革命，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对其自身以及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