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空未必空”

“云空未必空”

《红楼梦》所表现的爱情，是一种带有新鲜色泽的爱情。

由于在这一爱情的内里，散发着诗意的气息和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又由于这一爱情是与家庭、社会等描写有机地溶化在一起，所以《红楼梦》没有让人从那些“儿女情长”的斋施之态里感到发腻的浓艳；而是让我们从那些小儿女的“或情或痴”中，感到荡漾着无限悲怆、无限深远的生活意蕴。几个世纪以来，不知多少人曾经在《红楼梦》中得到某种启示，多少人曾经从《红楼梦》中思考着人生，研究着人生。

“开辟湾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是的，这部小说写的是情，歌唱的是情，然而又不仅仅是情。

虽然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一再声明：“大旨不过谈情”，但是还在旧时代里，就已经有人不是把《红楼梦》仅仅当作一部言情的小说来看待了。他们有的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有的说：“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更有的说：“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这些论调，虽然都没有说出甚么道理，却也说明了《红楼梦》所显示的艺术概括力，已经把一些人的视线从爱情、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推向更为阔大的现实世界。因此，当时的人们虽然不能理解这部作品的真实意义，但却朦胧地感到在那里面含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而那一社会的统治者和卫道者，更是敏感到《红楼梦》的艺术批判力量，所以一再下令禁毁，而罪名总是所谓“淫”。

其实，这正说明《红楼梦》的“谈情”深中时忌，并不象第一回所声称的“毫不干涉时世”，而是深刻地触动了当时富有社会意义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的艺术作用。

近代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自由常常从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开始，因此爱情问题看上去好象是个人小事，但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反封建的问题；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正是通过爱情去控诉了封建社会；或者说，他通过对封建社会的揭露来歌颂了这一爱情。

在曹雪芹的笔下，爱情的描写与社会的描写始终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当作家愈是写出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与无耻，也就愈是相对地衬映出这一爱情的纯洁与崇高。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爱情却又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缺陷。由于两个爱情的主角都是贵族官僚的儿女，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着很深的依赖性。因此，他们的爱情虽然是背叛着自己的阶级，但又不能离开这个阶级。朱门绣户的优裕供养、剥削阶级的有闲生活，经常逗引着他们的“闲愁万种”，于是，这一爱情便在很多地方显得过分的纤细、缠绵和娇柔，同时又常常迷漫着一种空虚、恍惚和梦一般的哀愁。是的，这一爱情虽然叛逆了那一社会的道德秩序，但并未脱去剥削阶级的色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感到这一爱情闪射着思想光辉，但另一方面又感到总是有点隔阂和抵触。

是的，爱情也有它的时代标准。如果今天也学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爱情方式，这就是犯了时代的错误。至于那种没有理想、只是以庸俗的物质利益和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爱情”，则比贾宝玉这个贵族公子也不如了！那只能成为新时代里等待清扫的历史陈垢。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红楼梦》并没有完全失去思想的教育意义，仍然具有“可以作为教育先进阶级的宝贵材料的批判的成份”。

总之，爱情这个“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生活现象，它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在不断地改变、充实和提高。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如果离开了它的时代就要大大减色，甚至会在很多地方显得不美。这一爱情之所以显得动人，是因为它生长在一个不容许爱情存在的社会里。而且那一社会愈是压迫，它就愈是生长，愈是变得不可屈服。

在这里，爱情与真理站到了同一条线上。它体现着那一时代广泛的生活要求。

因此，只有与时代的真理站在一起的爱情，才是美的爱情。曹雪芹通过宝、黛以及晴雯、尤三姐、司棋等大量的爱情描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真理：封建社会是人类高尚关系、高尚情操的敌人，是青春、智慧与幸福的敌人。而在那一社会里受害最深的则是妇女，不仅是地位卑微的丫鬟婢女，即使是侯门金闺也不能避免。

面对着大地上的“春恨秋悲”和“红袖啼痕”，多感的曹雪芹不能不思考：人生为什么这样痛苦？“红颜”为什么这样“薄命”？生活又为什么这样迷茫和飘忽无定？他企图寻求解答。可是，这是他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尤其是出身贵族阶级而又处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里的曹雪芹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在那一时代的历史云雾里，曹雪芹看不见前途的亮光。他对那一社会失去了希望，但同时对整个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在当时佛道思想盛行的情况下，更加上没落阶级的消极影响，于是他不能自拔地陷入思想上的迷途。他对生活现象作出了错误的哲学概括：“色空”。

没有得到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引，这是曹雪芹最大的不幸。

还在前一个世纪，别林斯基就已经指出：艺术家的思维那怕有一些小缺点，也会致命地反映到美学价值上来，破坏艺术的完整。正是这样，曹雪芹思想上所存在的消极因素，使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有一层不能抹去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的色彩。这不但给种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以插足的空隙，而且还给一些思想感情不健康的人得到某些满足或陶醉。

不仅如此。又由于在作家的思想上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他一方面把人生观察得非常深细、非常详实，并对宗教采取了鲜明的批判态度。他笔下的许多和尚、尼姑、道士都是一些丑恶的形象；书中更通过贾敬的炼丹毙命，讽刺了宗教及其笃信者的愚蠢和荒谬。可是在另一方面，曹雪芹又去谛听那遥远天国里的梦一般的声音——一个连他自己也感到“虚幻”的神灵世界。于是，青埋石、空空道人等便以不调和的形象活动到作品的真实中来，严重地破坏了这部作品艺术上的完整；而且散布了一层神秘主义的烟雾。

更由于在作家的身上，还有着并未脱尽的阶级同情与阶级偏见，尤其给作品带来了许多内在的、渗透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在《红楼梦》中，总是感到曹雪芹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还缺少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坚决的革命态度。《红楼梦》虽然常常把人们带入深沉的思考，但它犹少激起人们强烈行动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估计：曹雪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他到底是一个旧时代的作家。

曹雪芹象所有旧时代的伟大作家一样，只有当他对客观世界作形象地反映时，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当他一旦离开这里，就变成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的宣传者。

幸亏，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曹雪芹虽然在思想上存在着许多消极的、落后的因素，但他又是“云空未必空”的。如果他真是“空”了的话，就不会费那么大的苦心和时间去写作这部“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了。而《红楼梦》终于以天才的现实主义杰作呈现在我们面前，乃是由于在作家的思想上除了消极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积极的一面。这就是曹雪芹对生活中的丑恶以及被这种丑恶所压伤、所摧残的美，怀抱着无限深沉博厚的爱憎感情。

能爱、能憎才能文。这就是为什么曹雪芹终于看出了自己出身阶级的罪恶、腐朽和必然没落的命运；并且无情地把它揭露在大家的面前。须知，认识并揭穿自己阶级丑恶的本来面目，这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理智。曹雪芹也象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叛逆者，而且是一个比他笔下的主人公站得更高、更能冲破阶级限制的叛逆者。

贾宝玉在《红楼梦》中始终是一位贵族公子，而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却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贫民；因此，他不但对主人公身上的许多缺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描写，而且比主人公对封建主义具有更强的叛逆性。正是因为这种站在平民立场上的叛逆性，不仅唤起了作家的艺术良心和创作热情，并自觉地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从而使《红楼梦》具有了比它的主人公更先进更深刻的民主思想光辉。

由此可见，在曹雪芹的思想上，不仅存在着积极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至于曹雪芹思想上的某些消极因素，今天看来虽然显得十分落后，但在当时却是比较平常的现象；而他的叛逆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感情，在当时却显得很不平常，所以，就作家思想的实际总和来说，还是站到了时代水平以上。

是的，任何时候，如果一个作家的思想不站在时代水平以上，那么他就不能辨认时代生活中的事物，自然也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时代而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了。在这方面，文学的历史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例。《红楼梦》又一次用生动的艺术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曹雪芹具有时代水平以上的思想高度，所以他不仅打破了“千部共出一腔”的陈套，而且力排思想艺术上的僵化，把笔触伸向许多前人未曾表现过的新的生活领域，最后终于写出了一部世界第一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在《红楼梦》中，也正如在作家思想中的情形那样，积极的一面是以优势的地位存在着，而且又由于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常常大于作家的思想；因此，人们读过《红楼梦》后，首先在心里燃烧起来的是“情”，而不是“空”。这部作品并没有使读者万念俱灰、远离尘世，而是更加令人百感丛生地想起生活、想起人、想起各种富有社会意义的问题。

《红楼梦》没有把我们和生活拉远，而是更加靠近了。读过这部作品后，我们有时会在心中产生“一种既痛苦而又愉快的忧郁”，又有时感到有一种好象失去一件甚么东西的怅悯，这也是为了生活、为了凭吊生活中被毁灭掉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