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时代,悲剧的天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致使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红楼梦》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这样的情形,连幽禁在深闺的探春都说:
“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而贾宝玉更以他的“出家”,与封建家庭作了彻底的决裂。
至于那些在《红楼梦》中呼喊得最强烈的声音,如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婚姻、反对科举制度以及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对女性给予特别的尊重等等,这一系列的反封建内容,都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生活要求,而是反映了那一历史阶段广阔的社会要求。当时的人们,不管是市民、农民,甚至是出身剥削阶级的人,只要他们受到封建压迫,或者疾视生活中的黑暗,都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某种思想感情上的呼应。
《红楼梦》象一切伟大的作品一样,反映着当时广大人民的呼声,所以它应当“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列宁语)。
此外,《红楼梦》还深刻地反映出,整个社会处于崩溃前夕那种低沉的、恨郁的历史情绪、历史心理以及那种几乎无法看到、抓住,只能用感觉来认识的时代气氛,——悲剧的时代气氛。
是的,在曹雪芹的笔下,一切都是悲剧!至于欢笑,那在《红楼梦》的音乐里,只不过是悲剧的变调。
曹雪芹的天才是伟大的悲剧天才。这是时代所提出来的要求;时代也是这样规定了他天才发展的道路。
那一时代的悲剧性就在这里:在那个“死而不僵”的封建社会里,腐旧的事物已经为人们所厌弃,但新的生活道路还没有提供出来。曹雪芹一方面清醒地看到了那个没落时代、没落阶级的种种难以收拾的衰败景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无路可走,感到生活的空虚和绝望。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因此,他在《红楼梦》中充满了苦痛的声音。这个作家还不能带着一种明朗的革命信心,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含着微笑,向自己的过去、向老朽的生活形式告别。”
时代,注定了这个作家不能指出什么是可走的生活道路,只能指出什么是不可走的生活道路。——不过,曹雪芹笔下的主人公已经开始在寻找道路了。
我们看到贾宝玉这一人物,除了坚决不走“仕途经济”的封建主义道路以外,并对“文死谏、武死战”等封建最高道德骂得一钱不值。同时他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除四书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杜撰不成?”这在那一时代都是大胆的否定和怀疑。
对旧的否定,自然导至对新的探索,因此我们又看到贾宝玉“整日价杂学旁收”,不时沉入哲学式的思考,追求所谓“解悟”。可是,他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只能陷入这样的矛盾:一面“毁僧诱道”,一面又跑到佛家道家的哲理中去祈求人生的解放,又时而想望着一个“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黑暗的时代,就是这样使贾宝玉如盲人夜行,处处碰壁,他不得不焦急地喊:“无书”!“杜撰!.......
这一切,都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急于挣脱传统束缚,而又找不到新的思想形式、新的生活道路的烦躁心情。时代最重要的现象,常常是通过人们的心理世界表现出来的;正是从这里,我们读到了一种刚刚觉醒的但还显得睡意朦胧的社会意识。
创造了叛逆典型贾宝玉的《红楼梦》,是带着一种新的光彩、新的意义走进我国文学发展的长流中来的。
不合理的社会,曾经使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许多叛逆的典型。
如前所说,《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典型意义都没有达到《红楼梦》所概括的高度。也许我们会想起,创造了很多叛逆典型的《水浒传》又将如何呢?
这部杰作与《红楼梦》显示着不同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如果说《红楼梦》所给予我们的艺术感受是深沉含蓄,那么《水浒传》则是剧烈飞扬。它曾经把人们燃烧起来、激跳起来。《水浒传》英雄们被那一社会逼得无路可走,挤到了生活中不能转身的死角,于是一声呼啸,愤然而起。他们杀人、他们造反,他们在那一社会里放起了一把熊熊大火。通过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水浒传》沉重地打击了那一社会。它较《红楼梦》似乎更具煽动的力量。而在如何反抗那一社会的黑暗这一问题上,它较《红楼梦》尤其提出了明确的解答——暴动!革命!
在《水浒传》的英雄面前,叛逆的贾宝玉不禁刺目地暴露出他的贵族公子的娇嫩和柔弱。
但是,《水浒传》的英雄们也有局限之处。他们常把一切社会罪恶仅仅归替于奸臣倭相、贪官污吏,却从来没有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道德加以怀疑过;而且还谨守着某些封建道德,如“忠义”之类。他们一般都希望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以便“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将来好“博个封妻荫子”。如果说,在《水浒传》英雄们高举着杏黄旗背后所呐喊的,是渴求有一个所谓“河清海晏”的开明封建政治;那么再来看看在同一封建社会的不同年代里所产生的叛逆典型贾宝玉,就会感到有些不同了。
从封建统治阶级核心背叛出来的贾宝玉,原是这个阶级的宠儿。他并没有经受过人世的饥寒和屈辱。知县衙门里的夹板、十字坡上的囚车,对于这个贵族公子完全是陌生的。然而优湿的物质生活,太多的骄贵与尊宠,也使他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把他逼上这条叛逆道路的,是那个既制造肉体上的夹板、也制造精神上的囚车的社会制度。贾宝玉所憎恨、所反对的内容已经有了超过《水浒传》英雄们的地方。《水浒传》英雄们对现实社会还存有某些幻想和希望。是的,他们盼望“招安”。然而,贾宝玉对那一社会所表露出来的情绪,却是彻底的失望,沉痛的决裂。统治阶级的招降旗一娇妻美妾、富贵功名等等,并没有留得住这个逆子。……时代向前了,向人们提出了新的历史命题。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呼声,已经不是圣君贤相式的专制政治,更不是夫贵妻荣式的封建良缘。贾宝玉所渴求的东西,是既不能从曾经把他引向叛逆的《西厢记》、《牡丹亭》里面找到,又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那是属于前进中的历史上的东西。
贾宝玉在封建统治思想领域内所实行的叛逆,已经不自觉地在某些地方闯出了时代、特别是出身阶级所规定的疆界。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贾宝玉在大胆否定封建社会的精神道德和寻找新的人生道路时,又常常带着空想、虚幻和苟安的色彩。他还缺少一种刚劲的革命气概,始终未脱一个贵族公子的本色。
因此,贾宝玉并不是甚么“新人”,而是旧人;不过,他是一个带着新思想的旧人。
另外,从这一典型人物的身上,也透露了在争取光明的斗争中,有些知识分子—尤其象贾宝玉这样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所存在的软弱之处。
贾宝玉与梁山泊之间,还存在着一段长远的距离。这段距离,不是时代的距离,而是阶级的距离。
曹雪芹的主人公身上所存在的这些缺点,并没有削弱《红楼梦》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相反,倒是更加显示出《红楼梦》的真实和深刻了。曹雪芹在塑造他的主人公时,并没有“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他始终看到这一人物身上的许多贵族公子的习气和特点,并且予以生动的描绘,这正说明作家的精神境界比他的主人公站得更高。因此,贾宝玉不等于曹雪芹。如果说,作家本人也有弱点的话,那就是他还摆脱不掉没落阶级的伤感和看不到生活中的光明远景;在他的作品中还缺乏“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深刻的悲观主义压伤了这个作家的心!他唱不出乐观的昂扬的歌声。历史注定,这个任务只能由他以后的天才来完成。
从“恐皇舆之败绩”的屈原,到“时危思报主”的杜甫,到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曹雪芹,在这中间,祖国的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家。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用他的笔,从不同角度揭露了那个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封建社会。而这枝笔,到了曹雪芹的手里,已经揭露到那一社会的细微曲折之处,已经鞭辟到那一社会的灵魂——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
曹雪芹虽然没有斩断没落阶级的伤感,但贫民的生活体验,却促使他清醒地看出那一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根本没有幸福;即使是“天恩祖德”、“富贵荣华”这些金光闪闪最能迷惑人心的一切,也是满藏着痛苦和眼泪,不值得留恋。
曹雪芹还深刻地指出:老大陈腐的封建势力,不仅使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奴婢生活不下去,即使是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也感到无法忍受,也要起来反抗。这样,作家就从根本上挑起了人们对那一社会现存道德、现存秩序的广泛怀疑。因此,《红楼梦》对旧世界的批判,已经在某些地方闯到了新的历史门槛的前面。在这部作品中,闪烁着带有近代民主主义色彩的思想火花。
如果要问,《红楼梦》有没有反映出“新人”的形象,可以说有;但他不是书中的贵族公子贾宝玉,而是这部书的作者——“举家食粥”的曹雪芹。
曹雪芹是封建时代最后的、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天才。
《红楼梦》,这是祖国文学的纯金,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和骄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的向前跨进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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