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母亲-2

由于手术往往是在灾难性的条件下进行的，许多堕胎手术以女人的死亡告终。

每星期有两个做堕胎手术的女人的尸体运到巴黎法医学院，许多女人由于堕胎落下病根。

有时人们说，堕胎是“阶级罪”，这大致是真实的。避孕措施在资产阶级中更为广泛传播；盥洗间的存在，使采用避孕措施比在缺乏自来水的工人和农民家里更为容易；资产阶级少女比其他少女更谨慎；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孩子是不那么沉重的负担，而贫穷、住房拥挤、女人需要离家工作，是堕胎最常见的原因。看来，夫妇往往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才决定限制生育；面目可憎的堕胎女人，也是怀中抱着两个金黄头发的小天使的出色母亲，是同一个女人。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现代》杂志发表的一份材料中，热纳薇艾芙·萨罗夫人以“公共大厅”为题描绘了一个医院大厅，她曾经在那里待过，里面有许多病人刚刚刮过子宫：十八个人中有十五个流产过，有一半以上是人工流产。九号是一个市场搬运工的妻子；她结过两次婚，生过十个孩子，只有三个活下来，她有过七次流产，其中五次是人工的；她乐意用“金属杆”，她得意地描述一番，而且也吃药片，一一把药名说给她的同伴们听。十六号只有十六岁，已婚，有过几次艳遇，由于流产，忍受着输卵管炎的痛苦。七号三十五岁，解释说：“我结婚已经有二十年；我根本不爱他，二十年来我洁身自好。仅仅三个月前我有了一个情人。只有一次，在旅馆房间里。我怀孕了……于是必须做掉，是不是？我做掉了。谁也不知道，无论我的丈夫还是……他。眼下，结束了，我再也不会重新来一次。太痛苦了……我不是说刮宫……不是，不是，这是另一回事，这是……要知道，这是自尊心。”十四号在五年中有过五个孩子，四十岁，像个老妇人。在所有人身上，有一种绝望的隐忍表情，她们悲哀地说：“女人生来就是受苦。”

这种折磨的严重程度，因情况而有很大不同。嫁入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受男人供养和支持、有钱和有社会关系的女人，条件有利；首先，她比别的女人更容易获得“治疗性”人工流产的许可；在必要时，她有办法花钱到瑞士旅行一次，那里允许自由堕胎；在目前的妇科水平下，如果卫生条件得到一切保证，由一个专家来进行，而且必要的话可以麻醉，那么这是一个小手术；如果缺乏正式合作，也会得到可靠的非正式的帮助，她熟悉门路，有足够的钱去支付细心的照顾，用不着等待孕情进一步发展；人们尊敬地对待她；有些拥有这种特权的女人认为，这种小小的意外事件对身体倒有好处，使气色变好。相反，很少有比孤苦、身无分文的少女更令人可怜的处境了；她为了抹去周围人不能原谅的“错误”而被迫“犯罪”，这是每年在法国约三十万女雇员、女秘书、女大学生、女工、农妇身上所发生的事；未婚怀孕仍然是非常可怕的污点，以致很多女人宁愿自杀或者杀婴，而不愿做未婚母亲，就是说，任何一种刑罚都不能阻止她们“打掉孩子”。可以遇到成千上万个类似的例子，李普曼医生就搜集了在忏悔中叙述的一个。【注】这是一个鞋匠和女仆的私生女，是个柏林姑娘：


我认识了邻居的儿子，他比我大十岁……我觉得抚摸这样新鲜，说实话，就让他干了。然而，无论如何，这不是爱情。但他继续千方百计对我启蒙，让我看关于女人的书，最后，我把我的贞操献给了他。当两个月后我在斯帕兹幼儿园谋到一个职位时，我怀孕了。在此后两个月内我根本没有月经。我的诱惑者给我写信，说是绝对需要喝汽油和吃肥皂，让月经再回来。现在给你描绘我所受的折磨，那是做不到了……我不得不独自承受这种苦难，直到最后。担心有孩子使我做出可怕的事。正是从这时起，我憎恨男人。

牧师通过一封送错的信，了解到这件事，给她做了一次很长的布道，她和年轻男子分手了；人们把她看做败类。

仿佛我在少年犯教养所待过十八个月似的。

然后她在一个教师家里当看孩子的女仆，在那里待了四年。

这个时期，我终于认识了一个法官。可以爱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感到很幸福。得到爱情后，我给了他一切。我们的关系有了结果，我在二十四岁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男孩。眼下孩子十岁。九年半以来，我再没有见过孩子的父亲……由于我感到两千五百马克这笔款子不够用，而且他那边拒绝把他的名字给孩子，他否认他们的父子关系，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任何男人再也引不起我的欲望。

常常是诱惑者本人说服女人打掉孩子。要么当她怀孕时，他已经抛弃了她，要么她想慷慨地向他隐瞒她的不幸，要么她感到他无法帮助她。有时，她不无遗憾地生下孩子；要么因为她没有当机立断打掉胎儿，要么因为她不知道任何门路，要么因为她手头没有钱，由于尝试无效的药物而浪费了时间；当她着手打掉胎儿时，已经到了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第五个月；这时堕胎远比最初几个星期危险得多，痛苦得多，使女人受到的损伤大得多。女人知道这一点，她是在不安和绝望中企图获得解脱。在乡下，几乎没有人知道使用探针；“失足”农妇让自己从谷仓的梯子上或从楼梯上摔下来，她往往受伤而毫无结果；有时也会在篱笆下、矮树丛中、大便槽里找到被扼死的小尸体。在城里，女人互相帮助。但要找到一个“私下替人堕胎的收生婆”也并不容易，要凑够钱更不容易；怀孕的女人求助于女友，或者亲自动手；这些廉价的外科医生往往并不称职；她们使用金属杆和织针很快会引起穿孔；有个医生告诉我，一个无知的厨娘想把醋注入子宫，却注入了膀胱，引起了剧烈的痛苦。堕胎进行得很粗暴，又照顾得不好，常常比正常的分娩更痛苦，伴随着神经紊乱，直至引起癫痫发作，有时引起严重的内部失调，以及可能致命的大出血。柯莱特在《悍妇》中描述了一个音乐歌舞厅的舞蹈演员在母亲无知的摆弄下艰苦的临终挣扎；她说，惯常的药方是喝下浓浓的肥皂液，然后奔跑一刻钟，通过这样的治疗，往往是打掉了胎儿，同时也杀死了母亲。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女打字员在床上待了四天，浸在血泊中，不吃不喝，因为她不敢叫人。很难想象有哪种遗弃比死亡的威胁和犯罪、羞耻的威胁相混杂的遗弃更可怕的了。贫穷但已婚的女人，行动征得丈夫的同意，不必忍受无用的顾忌，折磨就不那么严酷了，有个女社工告诉我，在她那个“地区”，女人互相建议，互相借工具，互相帮助，仿佛和割鸡眼一样简单。但是她们要忍受剧烈的肉体痛苦；医院不得不接收堕胎进行到一半的女人，但在她疼痛时和最后刮宫时，拒绝给她任何镇静剂，以虐待的方式惩罚她。其中，像在热·萨罗所搜集的见证中人们能看到的那样，这些迫害甚至并没有使早已习惯痛苦的女人感到愤怒，可是她们对人们大量的侮辱是敏感的。暗地里进行有罪的手术这一事实，增加了危险，使之具有卑劣和令人焦虑的性质。痛苦、疾病、死亡具有惩罚的面貌，众所周知，痛苦和折磨、事故和惩罚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女人通过承受的危险，感到自己像个罪人，正是这种对痛苦和失足的解释特别令人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