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印度出现,除直接源于释迦牟尼佛的觉悟以外,与古印度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土等因素紧密相关。如果仔细分析后面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者风土即自然环境与地理方面,二者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三者宗教与文化方面。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其中也有主次之别。从古印度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宗教与文化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其次是风土方面,最后是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在这里,文化决定论、风土决定论、经济决定论都不能成立,而是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和合而生起,形成了以宗教文化为主、政治经济社会与风土为辅的背景结构,共同缘助佛陀基于其觉悟的创教与弘教,由此展开出了印度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恢弘画卷。但因为文化的特殊地位,所以后文在总体叙述时,一般将前述诸种因素都归摄在文化中,即以一种泛文化观念来代表出现佛教的总体背景。当然,在具体论述中,这三个方面都是要予以阐明的,以避免偏颇与空疏。
还必须指出,后文在论述时需要用到时间分段。暂将旧石器时代的开始作为印度远古的后边界,公元前4000年前后荼卢毗族人进入印度时为上古的后边界,再将雅利安人征服恒河中游的公元前7世纪定为中古的后界限,而公元前6世纪到12世纪末佛教衰亡为近古。其中,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为印度文化的轴心时代,也是佛陀出世的大时代。
在印度的上古与中古时代,印度的先民们通过劳动、创造与思考,逐渐建立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形成了各异的经济形态,并酝酿、生发出了丰富复杂的文化。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遂形成正统与非正统文化两大流,奠定了印度古典文化的基础。由此成型的印度古典文化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者主要属于宗教性质,而非世俗性质,即所谓宗教文化;二者由否定、批判世俗而趣求超越世间,即所谓出世文化;三者主要属于自我修证性质,而非上帝崇拜性质,即所修证文化;四者由强调内在具超越于现象的本体而摄受与融合性强,易于适应时代变化,即所谓圆融文化;五者思想深刻,思辨性强,即所谓智慧文化。
在此意义上,印度古代文化作为一种高级宗教文化的开展,[1]代表了一种殊异的思维方式与独特的精神气质,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虽然有所关联,但更多是其文化间的自我运动的结果。这是印度古代文化的突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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