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神话：第一章-15

“通过女人，”克尔恺郭尔写道，“理想性进入生命，没有她，男人会成为什么？许多男人依仗某个少女成为天才……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之结婚的少女而成为天才……”

“女人正是在否定的关系中，使男人在追求理想时充满活力……同女人的否定关系能使我们变成无限……同女人的积极关系使男人从总体来看变得有限。”【注】这就是说，当女人是一个概念时，她是必不可少的；而男人把自己的超越性投射到这概念中；但也是说，女人作为客观的、自为存在的、限于自身的实体是不祥的。克尔恺郭尔认为在拒绝娶他的未婚妻时，同女人建立了唯一有效的关系。他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将女人确立为无限他者的神话，随即带来了它的反面。


因为她是虚假的无限，无真实性的理想，所以她是有限和平庸，同时是谎言。她就是这样出现在拉福格【注】的作品中，他在自己的全部作品中表达了对欺骗的怨恨，他认为男人同女人一样应受谴责。奥菲莉亚、莎乐美【注】事实上都只是“小女人”。哈姆雷特想：“奥菲莉亚之所以爱我，因为她得到的‘恩惠’，因为我在社会上和精神上都比她的女朋友们优越。掌灯时，她会对舒适安逸发出平庸的议论！”女人使男人遐想，她想的却是舒适、浓汤；人们和她谈论灵魂，而她只是一个身体。情人以为在追逐理想，其实却是自然的玩偶，自然利用所有这些神秘性为生育的目的服务。事实上，她代表日常生活；她是愚蠢、谨慎、平庸、无聊。这是一首题为《我们的小妻子》的诗歌所表达的意思：

……我掌握所有学校的技艺
我有适应一切趣味的心灵
请将我脸上的花朵一一采摘
请吮吸我的嘴，而不是我的声音
不要再进一步寻觅：
谁也看不清里面，甚至我自己。
我们的爱情有差异
为了让我向你伸出手来
你只消是天真的男子
我是永恒的女性！
我的目的在繁星里消失！
我就是伟大的伊希斯！
谁也没有撩起我的面纱
请只将我的绿洲留在记忆……

男人成功地奴役女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她却失去了吸引力。女人的魔力融合到家庭和社会中，与其说变形，不如说消失了；她下降到女仆的地位，不再是不可制服的猎物，不再象征大自然的所有财宝。自从骑士之爱产生以来，婚姻扼杀爱情已是老生常谈。妻子受到太多的蔑视或者太多的尊敬，变得太过日常，不再是肉欲的对象。婚礼原本是用来保护男人，对抗女人的；女人变成男人的财产，但我们拥有的一切却反过来拥有我们；婚姻对男人来说也是一种奴役；这时，他落在自然设下的陷阱里：为了追求一个艳若桃李的少女，男人一辈子要供养一个臃肿的主妇、一个干枯的老妪；用来美化他的存在的精细首饰，变成可恶的累赘，克桑蒂佩是这类女性典型之一，男人提起她总是谈虎色变。【注】甚至在女人年轻时，婚姻中也有欺骗，因为要将性爱社会化，只有扼杀性爱。性爱要求瞬间，反对时间，要求个体，反对群体；它肯定分离，反对沟通；它反叛一切规章；它包含敌视社会的准则。风俗从来不屈服于制度和法律的严厉，爱情在任何时代都与它们相悖。在希腊和罗马，它以肉欲的形象向年轻人或妓女说话；骑士之爱既是肉欲的又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总是献给另外一个男人的妻子。特里斯坦的故事是描写通奸的史诗。一九〇〇年左右重新创造女人神话的时代，是通奸变成整个文学的题材的时代。有些作家，例如伯恩斯坦【注】，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资产阶级制度辩护，竭力将肉欲和爱情重新融入婚姻中，但波托—里什【注】在《恋女》中指出这两种价值不相容，却更为真实。通奸只能随同婚姻本身一起消失。因为婚姻的目的可以说让男人对他的妻子免疫，但在他看来，其他女人保留令人眼花缭乱的魅力，他转向她们。女人使自己成为同谋。因为她们反抗想要剥夺她们所有武器的秩序。为了让女人脱离自然，为了通过仪式和契约让男人奴役女人，人们赋予她一个人该拥有的尊严，人们赋予她自由。而自由正是摆脱了一切奴役；如果让一个原本身上就有魔力的人有自由，自由就变得很危险。尤其男人采取权宜措施后就止步，自由便变得特别危险；他只有把女人变成一个女仆，剥夺她的超越性，才肯接受女人进入男性世界；人们给予她的自由只有否定用途；女人用它来拒绝；女人只有被囚禁，才变得自由；她放弃这种人类特权是为了找回自然客体的威力。白天，她阴险地扮演顺从女仆的角色，而晚上，她变成牝猫、母羊；她重新扮演塞壬的角色，或者跨上一把扫帚，逃往魔鬼的舞池。有时，她对丈夫施展她的夜间魔力，但更谨慎的是对丈夫掩盖她的变形；她选择外来人作为猎物；他们对她没有权利，对他们来说，她仍然是植物、泉水、星星、女巫。因此她注定不忠实，这是她的自由所能具有的唯一的具体面孔。她甚至越过欲望、思想、意识，变得不忠实；由于人们把她看做一个客体，她被献给选择夺取她的任何一个主体；她被关在闺房，藏在面纱底下，人们还是不能肯定她是否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欲望，让一个外人产生欲望，已经是冒犯她的丈夫和社会。另外，她常常让自己成为这种命运的同谋；仅仅通过谎言和通奸，她才能证明，她不是别人的东西，才能否认男性的意图。因此，男人的嫉妒迅速被唤醒了，可以在传说中看到，女人无缘无故受到怀疑，稍有疑点就受到惩罚，例如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和苔丝狄蒙娜【注】；格丽泽尔达【注】甚至在受怀疑之前，已经忍受过最严酷的考验；如果女人事先不被怀疑，这个故事就会是荒唐的；不必指出她的错误，要由她来证明她的纯洁。因此，嫉妒也是难以满足的；我们已经说过，占有从来不能积极实现；即使禁止别人来汲水，也不能占有解渴的泉水：爱嫉妒的男人很清楚这一点。从本质上说，女人是水性杨花的，就像水是流动的一样，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违背一种自然真理。在所有的文学中，如在《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中，可以看到女人的诡计战胜了男人的谨慎。男人不仅出于个人主义的意愿当了狱卒，社会作为父亲、兄弟、丈夫，让他负责自己妻子的品行。出于经济和宗教原因，命令她守节，每个男公民都应该被证实是自己父亲的儿子。同样重要的是，强迫女人同社会赋予她的角色相一致。男人有这样一种双重要求使得女人口是心非：他希望女人属于自己，又希望她仍然是外人；他梦想她同时是女仆和女巫。他公开表明的仅仅是第一个愿望；另一个愿望是一个狡猾的要求，他隐藏在心底和身上；这个愿望否认道德和社会；它像他者，像反叛的自然，像“坏女人”一样坏。男人没有完全投身于他设立的想强加于人的善；他同恶保持可耻的勾结关系。然而，凡是恶敢于无耻地显露面目的地方，他都去同恶战斗。在夜晚的黑暗中，男人怂恿女人去犯罪。但在大白天，他抛弃罪恶和女罪人。女人作为床笫秘密的罪人，只会以更多的热情公开崇拜德行。同在原始人中一样，男性是世俗的，而女性负责宗教和魔术的功能，在更现代的社会中，男人的错误只是不严重的小过错，人们常常宽容地对待它；即使男人不服从共同体的法律，仍继续属于它，他只是一个闯祸的孩子，并不深深地威胁着集体的秩序。相反，如果女人逃离社会，返回自然和魔鬼那里，她就在集体内部释放不可控制的和邪恶的力量。在放荡的行为引起的责备之中，总是掺杂了恐惧。如果丈夫不能成功地强迫妻子遵守妇道，他就和她一起犯下过错，他的不幸在社会看来是一个耻辱，有的文明非常严厉，他必须杀死犯罪的女人，使自己洗脱她的罪。在其他文明中，人们通过嘲弄来惩罚可怜兮兮的丈夫，或者让他赤裸裸地骑在一头驴上游街。共同体负责代替他惩罚有罪的女人，因为她不仅触犯了他，而且触犯了整个集体。这些习俗在迷信而神秘的、肉欲的却恐惧肉体的西班牙，以特别激烈的方式存在。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加西亚·洛尔卡、巴列—因克兰【注】将这些习俗变成许多悲剧的题材。在洛尔卡的《贝尔纳达·阿尔瓦的家》中，村里的长舌妇想惩罚受引诱的少女，用炽热的炭火“在她犯罪的地方”烧死她。在巴列—因克兰的《神圣的话》中，通奸的女人像一个同魔鬼跳舞的女巫一样；她的过错被发现之后，全村人聚集起来，要扒掉她的衣服，然后淹死她。有许多传统叙述，人们就是这样剥光女罪人的衣服；然后用石头砸死她，就像《福音书》中所记载的那样，人们活埋她，淹死她，烧死她。这些酷刑的意义是，在剥夺她的社会尊严之后，再把她这样归还自然；她由于自己的罪，释放出邪恶的自然气息，赎罪是在一种神圣的狂欢中完成的，女人们脱光女罪人的衣服，殴打她，杀死她，轮到她们释放神秘的、但有利的气息，因为她们与社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