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神话：第一章-10

在父权制家庭中，女人的魔力被深深地驯化。女人让社会把宇宙的力量融入她的体内。杜梅齐尔在他的作品《密多罗—伐楼拿》中指出，在印度和罗马，男性权力有两种方式确立自身：在伐楼拿和罗慕路斯【注】身上，在乾闼婆和卢波库斯【注】身上，它是袭击、劫持、混乱、僭妄，这时女人作为必须被抢走、被施以强暴的人出现，被抢走的萨宾女人如果不生育，人们便用山羊皮带抽打她们，用暴力来补偿过度的暴力。相反，密多罗、努马·庞皮利马斯、婆罗门和古罗马祭司却保证城邦的秩序和理性的平衡，女人通过仪式复杂的婚姻与丈夫联结在一起，她同他合作，为他保证掌握自然中一切雌性力量；在罗马，如果朱庇特的祭司的妻子去世，他就辞去他的职责。在埃及，伊希斯就是这样失去她母亲—女神的最高权力，但仍然是宽宏的、微笑的、仁慈的和明智的，是俄赛里斯出色的妻子。当女人这样作为男人的合作者、他的补充、他的另一半出现时，她就必然拥有一种意识、一个灵魂，否则他不会如此亲密地依附于一个不具备人的本质的人。我们已经看到，《摩奴法典》允许合法妻子与丈夫一样升入天堂。男人越是个体化并且要求他的个体性，他就越在自己的妻子身上认识到这是一个个体，她有自由。对自己命运无忧无虑的东方人，满足于只把女人作为享乐对象，但是，西方人一旦提升至意识到他的存在的特殊性，他的梦想便是被一种外来的、驯顺的自由承认。希腊人在闺房的女俘中，找不到他所要求的同类，因此，他把爱情转移到男性同伴身上，他们的肉体像他的一样，潜藏着一种意识和一种自由，或者他把爱情献给高等妓女，她们的独立、学养和精神几乎与他并驾齐驱。当情况允许的时候，妻子能最好地满足男人的要求。罗马公民在主妇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科涅利亚、阿里亚身上，他占有的是他的分身。奇特的是，基督教在某个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它憎恶她身上的肉体，如果她否定自己的肉体，她就同男性一样是天主的创造物，被救世主赎回，她便排列在男性旁边，位于将会获得天堂快乐的灵魂中间。男女都是天主的仆从，几乎同天使一样没有性别，并得到天恩的帮助，一同推拒尘世的诱惑。如果女人同意否定自身的动物性，由于她曾代表了罪恶，她也是战胜了罪恶的选民获得胜利的光辉化身。【注】当然，为人类赎罪的神圣救世主是男性；人类必须为自身的得救合作，女人正是在最令人羞耻、最邪恶的形象中，受到召唤，表现其顺从的良好意愿。基督是天主，但正是圣母，一个女人，统治着全人类。只有在社会边缘发展起来的教派，才在女人身上复活伟大女神的古代特权。教会表达的是父权制文明，并为之效劳，在这种文明中，女人最好能附属于男人。她让自己成为他恭顺的女仆，也就成为一个受祝福的圣女。因此，在中世纪盛期，耸立着对男人有利的最完美的女人形象：被荣耀围绕的基督母亲的脸。她是女罪人夏娃的相反形象；她把蛇踩死在脚下；她是得救的中介，就像夏娃是下地狱的中介一样。


女人作为母亲是可怕的；必须在怀孕中使她变形和屈服。马利亚的童贞特别有一种否定的价值：通过她，肉体被赎回，而她是没有肉欲的；她没有被碰触过，也没有被占有过。对于亚洲的大母神，人们也不承认她有丈夫，她孕育了世界，孤独地统治它；她可以出于任性而有贪欲，但在她身上，母亲的伟大没有被强加于妻子的屈从所降低。因此，马利亚没有经历性欲带来的玷污。她同女战士密涅瓦有亲缘关系，是象牙塔、城堡、不可攻克的塔楼。古代的女祭司像大部分基督教圣女一样，也是处女，献身于善的女人，应该在她体力完整无损的光辉中将自身奉献出去；她必须在未被征服的完整中保持女性的本原。人们拒绝马利亚的妻子身份，是因为要更纯粹地在她身上赞美女人—母亲。她仅仅是接受了给她指定的从属作用，才受到赞美。“我是主的使女。”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母亲跪在儿子面前；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低下。这里，男性最崇高的胜利在对马利亚的崇拜中实现了：用失败结局来为女人恢复名誉。伊什塔尔、阿斯塔特、库柏勒是残忍的、任性的、淫荡的；她们是强大的；既是死的源泉，又是生的源泉，她们生下男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在基督教中，生与死是只属于天主的事，从母体出生的男人永远摆脱了母体，大地只等待他的尸骨；他的灵魂的命运不在母亲的权力所及范围内；洗礼圣事使烧掉胎盘或者扔到水里的仪式变得可笑了。在人间再也没有魔法的位置，天主是唯一的王。人性本恶，但面对天恩，人性无能为力。怀孕作为自然现象，不赋予女人任何权力。因此，如果女人想克服身上的原罪污点，她只能在天主面前俯首听命，天主的意志要她服从男人。通过这种服从，她可以在男性的神话体系中扮演一个新角色。当她想成为统治者，而且只要她尚未明确让位时，她被打败，让人踩在脚下，却可以作为臣民受到尊重。她没有失去任何原始属性，但这些属性改变了标志，它们从不祥的变成吉祥的；妖术变成神术。作为女仆，女人有权获得最辉煌的荣誉。

既然她是作为母亲受到奴役，她首先作为母亲受到敬爱和尊重。在母性的两种古代面孔中，今日的男人只愿意承认含笑的面孔。男人局限在时间和空间中，只有一个身体和一次有限的生命，在外于自身的自然和历史的怀抱里只是一个个体。女人像他一样是有限的，因为精神驻留在她身上而与他是同类，她属于自然，被生命的无限流水穿越而过；因此，她显得像是个体和宇宙的中介，当母亲的形象变得令人放心和圣洁时，男人自然而然怀着爱转向她。他迷失在自然中时竭力要摆脱自然，可是一旦与自然分离，他又希望回到自然。母亲稳固地处在家庭和社会中，与法律和风俗和谐一致，她是善的化身，她参与自然，使之变得美好；她不再是精神的敌人；如果她仍然是神秘的，那么这是一种带着微笑的神秘，就像达·芬奇笔下圣母的神秘微笑。男人不愿成为女人，但是他梦想身上包含一切、因此也包含与他有别的这个女人，在他对自己母亲的崇拜中，他想把外在于他的财富据为己有。承认自己是母亲的儿子，就是在他身上承认母亲，就是将女性与大地、生命、过去相融合并将其归入自身。在维多里尼的《西西里的谈话》中，主人公在他母亲身边寻找的就是故乡的土地、它的气息和果实、他的童年、对他的祖先的回忆、传统、他的个人生活已经脱离的根。这种扎根本身在男人身上激发超越的骄傲；他高兴地赞赏自己挣脱母亲的怀抱，出发去寻找冒险、开拓未来，去打仗；如果没有人企图挽留他，他的出发就不会这样激动人心，它就会显得像一次偶然事件，而不是艰难获得的胜利。他也很高兴地知道母亲的怀抱仍然准备迎接他。在行动的紧张过后，主人公喜爱重新在母亲身边品味内在性的休息：母亲是庇护所，是睡眠；通过她的手，他重新沉浸在自然的怀抱里，他让自己被生命的大河载着走，像在子宫里一样平静，像在坟墓里一样平静。如果传统要求他死时呼唤母亲，这是因为在母亲的目光下，甚至与出生相对称、不可分割地与整个肉体生活相连的死亡也被驯服了。母亲仍然像命运女神帕耳卡的古代神话中那样，与死亡相连；埋葬和哭丧都属于她来管。她的作用正是将死与生命、社会、善融合在一起。因此，对“英雄母亲”的崇拜一贯受到鼓励：如果社会得到母亲们的同意，让儿子去赴难，它就自认为有权利把他们杀死。由于母亲对儿子有影响，拉拢母亲对社会是有利的，因此，母亲受到那么多尊敬的包围，人们赋予她各种美德，为她创造一种宗教，禁止回避它，否则就是渎圣、渎神；人们把她当成道德的守护人；她作为男人的仆人和权力的仆人，慢慢地引导她的孩子们走上规划好的路。一个群体越是坚决地主张乐观，它就越顺从地接受这温柔的权威，母亲就越是变得美好。美国人的“Mom”【注】变成一种偶像，菲利普·怀利在《蝮蛇的一代》中作了描绘，因为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最固执的乐观主义。颂扬母亲，就是接受在动物和社会两种形式下的出生、生命和死亡，就是宣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正是因为梦想完成这种结合，奥古斯特·孔德把女人变成未来人类的神。但是也正是因此，一切反叛者都激烈地指责母亲的形象：他们嘲笑母亲，拒绝人们通过这一风俗和法律的守护者强加给他们的既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