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14｜ 制度与人心：制度有时为什么会失效？

欢迎来到社会学板块第14讲，我是孟庆延。

“制度”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词频繁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制度建设”、“完善制度”、“深化制度改革”等等也都成为了高频词汇。作为一个现代人，你一定不会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制度真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制度是万能的吗？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制度并不是唯一决定要素。大到国家建设，小到企业发展，再到社区管理，都离不开制度，但也不可能只靠改革制度来解决所有问题。更何况，制度有的时候还会失灵，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社会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制度的非预期后果”。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从制度的定义说起。

【制度是什么？】

其实制度这个词没那么难理解，它是一定范围内大多数人普遍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被明文规定下来，成为大家需要共同遵从的准则，也就是制度。制度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尽管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法律，但是制度却同样具有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不可违背性。简单说，所谓制度，说白了，就是一整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行为准则与规定。

除了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违背性，制度还有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特征就是“去人格化”。今天的人们对制度，似乎有着一种几乎偏执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另一面就是对人的不信任。其实，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各自发展的历史上都曾经经历过漫长的帝制时代。我们通常会认为，“帝制”之所以是封建的和落后的，其中除了它否定了人的天然权利和理性之外，还在于帝制统治下的逻辑，更容易因为人的意志而转移，而且往往出自少数人的想法，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人治”，一旦“遇人不淑”，什么制度也没用。所以，出于对古代社会“人治”的不信任，现代社会更信任基于多数人的意志形成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并不因为人的变化而变化。

强制性、不可违背性、去人格化，这是制度的三个客观特征。但问题是，今天的现代人对“制度”的期待，甚至超出了制度本身的能力和职责范畴。我常常观察身边的生活，发现很多人都在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观念：出了问题就是制度问题，一切都是制度不好造成的结果；更令我匪夷所思的是，今天的人们似乎把制度想象成了这样一种存在：只要把制度弄完美了、弄好了，不论身处制度中的人本身是好是坏，是善是恶，都能运行出好的结果。但制度究竟是不是万能的？对于我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制度不是万能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术不端的新闻，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这种情况很多。有一次，我和朋友聊起这个话题，他们普遍的反应是：这个制度出了问题。进一步来说，原来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单纯凭借科研成果、特别是科研论文的数量对学者进行评判，而且还和学者个人的头衔、职称、待遇等等挂钩，这就是制度导向出了状况。我说，确实如此，制度确实有自己的问题，制度设计也确实有缺陷，但是我认为其中人的问题同样重要。全国这么多以学术研究为业的人，面对的是同样的制度环境，毕竟只是少数人做违背学术伦理和制度规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面对同样的制度规定，为什么有的人遵守，有的人不遵守？这真的是只是应该由“制度”来背锅的吗？究竟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人心出了问题呢？

我之所以讲这个例子，首先是想告诉大家，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只要我们设计出一套完美的制度，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因为制度既是人制定的，同时其运行也离不开置身其中的人。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制度不能脱离具体的人事而存在。老先生这里所讲的“人事”，并不是今天我们说的“人事处”的意思，而是指“人的情况”，也就是我在这讲中说的“人心”这个词。

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北宋是一个独特的朝代，也是一个不断受到当时周边少数游牧部落侵扰，国土面积不断萎缩的时代。“积贫积弱”是教科书以及学术研究中对这个时期的典型概括。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样一场励精图治的改革，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钱穆曾对此有过这样的评价：“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拿王安石对科举制的改革来说吧。在科举改革之前，考试非常重视诗词歌赋，但是王安石认为这样的考试方式不够“实用”，因为诗词歌赋写得好似乎既不能强兵，也不能富国。所以王安石主张降低诗词歌赋的比重，重视“经义”和“策论”。经义就是“道理”，策论则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常说的“对策”。

那么最后的结果如何呢？王安石自己评价道“我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却变秀才为学究”。这是什么意思呢？王安石说，我本来想通过对科举制的变革，把那些只会写诗的书呆子变成真正有实际能力的秀才，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反而选拔出一批还不如以前的书呆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钱穆对此有着这样的解释：王安石变革科举制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只是想选拔出“有用”的人才。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对于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说，参加科举考试本身只是他们求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而已。为国尽忠，或者自己通过读书有更高的修养，成为更好的人都不是目的，读书、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功名利禄这个一己之私的目的。王安石本来想变革考试内容和科目的权重，从而让那些儒生重视“经义”与“策论”，但是没想到这一举措却适得其反，因为考生只重视最后的结果和得失成败。

这就造成了，当王安石主持朝政的时候，考生只去迎合王安石的观点，司马光在位的时候，则只去迎合司马光的观点，至于经义本身的道理是对是错，对于考生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考策略和经义还不如过去考诗歌。因为诗词歌赋变化无穷，更考验人们读书的广度和自身的知识修养，但是考经义和策论，考生每天想的事情就变成了谁是考官，考官喜欢什么样的答题思路，反而把秀才变成了学究。

我讲这个案例，想跟大家说的是，从本质上说，不存在绝对完美和绝对完备的制度。因为所有的制度，最终要靠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去执行，因此，一项制度的运行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必须要看这个制度是否适合大多数人的情况，也要看在制度中的人的心态和价值取向。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在王安石的时代，大部分人只是将科举考试和读书作为做官的通道，而做官又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名利禄之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你如何改革考试内容，他们都只会揣摩考官之意，所有读书和准备都是为了应试，而书中的道理是不是真的道理，以及通过读书成为怎样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再重要。这也就是我说的“制度与人心”中的人心。

其实啊，制度不仅经常会失效，而且还经常产生各种“非预期后果”。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朋友转给我一篇论文，论文大体的意思是“建立生育权交易制度”，以此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降低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每对夫妻的生育权是可以进行交易的，如果你没有意愿生孩子，那么你可以把你的生育权以一个价格交易给那些有意愿有能力多生的人。

可能你听完这个，第一反应是，生育与否是现代个体的自主权利，怎么可以这样。这点我当然认同，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制度设计只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设想。

退一万步来讲，即便我们不顾现代价值，暂且抛开生育与否是个体自主选择这一层面不谈，那么如果这个制度实行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至少会有两种很可能出现的“非预期后果”：第一种，会不会出现高收入阶层不断购买低收入群体的生育权问题呢？这样一来，会不会造成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加大呢？也就是说以后富人的孩子越来越多，而穷人的孩子越来越少呢？第二种，如果有些家庭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会不会想尽办法去交易生育权呢？

这两种结果无论出现哪种，其实都已经违背了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作者在做这样一种制度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真实的人的状况啊。他想的是，如果你不愿意生孩子，那么你就把它交易出去呗。但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可能会有很多种情况，可能是经济压力，可能是观念心态，也可能是还没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同样还可能是身体原因。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不构成生育权可以交易的理由。

所以，制度不是万能的，因为人心难测，如果对身处其中的“人”和“人心”状态缺少充分的了解与判断，制度不仅会失效，还会产生非预期的后果，而这种后果甚至可以是致命的。

【充分体察人心的制度，才是合适的制度】

一个好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呢？我的答案是，它需要充分体察人心的制度。

现代社会的人们，越来越相信制度，因为制度是刚性的，制度是客观的，制度是不讲人情的。现代社会的人们，也越来越不相信人心，因为人心不可测。但是，制度终究脱离不了人，制度的设计、运行都要依靠人。简单来说，一个制度出发点再好，也不能保证它在执行中不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念跑偏。

我之前说过，社会学是一门具体的学问。说它具体，就是因为这是关乎“具体的人的情况”的学问。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只有充分体察人心状况和人的境况的制度，才是合适的制度，也才有更大概率产生好的结果。

关于制度，你有怎样的看法？你是一个“制度主义者”吗？在你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中，有没有遇到过“制度的非预期后果”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或者加入社群讨论，我们下一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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