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12｜结构与行动：“我命由我不由天”真的可能吗

欢迎来到社会学板块第12讲，我是孟庆延。

社会学最有魅力的部分，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思维方式。“社会”这个词太“社会”了，漫无边际又暧昧不清。而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却非常富有洞察力和想象力。从这一讲开始，我将带你进入到一个新的话题领域之中，那就是社会学，这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面对现代社会所带来的人类文明大变局而产生的学问，它有着哪些特定的思维方式？

【什么是结构：骨架】

那么，在今天这一讲中，我将带着你一起，首先体会一下“结构与行动”这一社会学的基础思维方式。

“结构”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中经常能够听到，“结构性问题”、“社会结构”、“结构转型”等等。但是，究竟什么是“结构”呢？什么又是“社会结构”呢？

简单地说，结构像是骨骼——它构成了人的基本身体架构，而五脏六腑也是人生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正确的位置上彼此作用，互相影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维系着人的生命体征。我们也都知道，一座摩天大楼也好，一座独门小院也罢，盖房子总是离不开“结构工程师”这个工种，那么一栋建筑物的那些钢筋、地基等等其实也就是“结构”。不过，如果说钢筋水泥、人的骨骼结构都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话，那么“社会结构”则有所不同，因为它并不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直接一眼看到的。那么怎么理解“社会结构”这个抽象的词呢，我来给你讲一个相对古老又耳熟能详的故事，你就能明白了。

【泰坦尼克的故事：一个解释“社会结构”的典例】

在1912年4月15日凌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船上2200多名船员和乘客中有1500多人遇难。这一灾难性事件曾经引发过无数讨论与热议，也成就了《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经典电影。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并不是令人荡气回肠的凄美爱情故事，反而是那些泰坦尼克沉船事故中冷冰冰的死亡数字。我想告诉你的是，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并不是没有规律的，而这个规律，就是看不见的“社会结构”力量在起着作用。

那么，泰坦尼克号上的哪些人活了下来呢？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布，社会学家开始来解答这些谜题；现在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晋军老师就发现了其中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全船头等舱乘客的生还率为62%；二等舱乘客的生还率为41%；而三等舱乘客的生还率只有25%。仓位等级意味着什么呢？它当然意味着不同舱位的乘客所具有的逃生条件不同，比如距离甲板和救生艇的距离等等。那么，又是什么影响着人们的仓位等级呢？表面上看，是财富和权力，这个并不难以理解，而财富和权力，恰恰又是所谓“社会阶层”的重要构成因素。也许听到这里，你会觉得我单纯在给你讲一个“有钱比没钱要安全”的常识，不要急，我们继续往下看。

当时的美国移民法规定，为了防止偷渡和传染病，三等舱乘客要全程与二等舱、一等舱的乘客隔离，因此，当时的船上在二等舱和三等舱之间是有着只有船员才能打开的隔离门的，这也造成了三等舱乘客逃生的不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即使你很有钱，但如果你是以偷渡为目的，你也只能乘坐三等舱；不仅如此，当时的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人大多为英美人士，而三等舱的人大多为想要偷渡到美国去的移民，很多人还不会讲英语，因此，听不懂讲英语的船员的逃生指令也成为了三等舱乘客生还率低的重要因素。你看，除了“社会阶层”之外，当时的泰坦尼克号上还有着出于移民等各种考虑而设置的结构性机制，这些机制背后，其实就是“国别”。

最后，根据后来的数字统计，全船402名女性乘客中，有296人获救，生还率超过70%；而全船的805名男性乘客中，只有146人获救，生还率不到还不到20%，在这里，性别就构成了重要的结构要素；不仅如此，船上当时还有109名儿童，其中有56人获救，超过50%；这里的结构性要素就是年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也不复杂，这是因为当时沉船事故发生时，船员和男性乘客都比较严格的遵循着“女士和儿童优先登上救生艇”这一原则。

讲到这里，你可以看到，阶层、性别、年龄构成了泰坦尼克号上的重要结构要素，如果更细致来说，就是财富、地位、国别、性别、年龄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我在开头说的看不见的“社会结构”。说通俗点，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分类机制”。

今天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中产阶层”、“权贵阶层”、“工薪阶层”，其实就是各种分类机制，也是现代社会中最典型的结构性要素。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并不完全一样，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财富、性别等具有共性的要素之外，还会有其他要素。比如，在美国，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就是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我们不太能真正体会欧美社会中的“种族”问题，也对“种族歧视”并不十分敏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没有分类体系，相反，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分类体系。

比如，城乡就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机制，也是重要的社会结构要素。已经有研究表明，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所录取的农村考生比例 “渐趋下降”——因为今天的高考试题的内容和文字表达本身，就更容易被在城市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寒门再难出贵子”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再比如，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地域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要素，我上大学的时候，加入的第一个学生组织既不是学生会组织，也不是社团，而是天津老乡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谈到“地图炮”和“地域歧视”的问题；这些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地域文化和地缘关系也确实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

这些社会中客观存在而又不易被肉眼直观察觉的结构性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而且，这些结构性要素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衍生。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出生在大富之家的人，和出生在贫困山区的人，有着并不相同的成长条件和成功机会；而一个毕业于政法类院校的法学学生总是比一个毕业于非政法院校类的法学学生，有着更好的在法律系统中就业的机会；一个毕业于新闻传播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学生似乎总是比一个非新闻传播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学生，有着更好的在媒体行业中工作的机会。很显然，一个出生于殷实之家的人，比一个出生在工薪阶层家庭的人，更容易在北上广安家落户。当我们说“门当户对”的时候，先不要急着指责“封建”和“保守”，这句话的本质，是在讲结构的力量。

【行动的力量】

讲到这里，也许你也会问，按照你这个说法，那大家岂不是没有奋斗的意义了？因为结构性的力量太强了啊。当然不是这样。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注重发现社会中结构性要素的变化和这些要素的作用，还强调行动的力量。

让我们再回到泰坦尼克号的故事里面来。研究表明，在很多有关“沉船生存率”的数据中，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就是在各种排列组合而成的群体中，当时聚集于甲板左舷的男性乘客的生还率，要远低于甲板右舷。这又是为什么呢？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发生时，船上组织乘客登上救生艇，毫无疑问都遵循着“女性和儿童优先”的原则，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当时在左右两舷分别负责组织乘客登上逃生艇的两位船员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并不相同。根据当时的登船记录，在右舷的船员默多克是按照“甲板上的女性和儿童应先于甲板上的男性登船”的原则执行的，也就是说，如果甲板右舷上的女性和儿童都已经登上了救生艇，但是救生艇还有空位，那么男性可以登艇；而在左舷的船员莱托勒则是按照“全船的女性和儿童优先”的原则来具体执行的，在他看来，即使左舷上聚集的所有女性和儿童都登上了救生艇，救生艇上还有空位，那么左舷上的男性也不能登艇，因为“全船一定还有未登艇的女性和儿童”，这也就造成了甲板左舷的男性乘客的生还率极低的结果。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去评判两位船员的做法谁对谁错，我是想告诉你，结构是有着巨大力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发展一定会完全按照结构所预定的路径前行，因为具体的人的行动，会在很多时刻改变结构的效果。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并不是每个成长于贫困地区的人都不能在财富、职业、求学等领域取得成功，“寒门出贵子”的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也都时常发生。

我这不是在给你灌心灵鸡汤，也并不是在讲述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励志故事，而是想告诉大家，结构与行动，是社会学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一把利器，也是这门学问重要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对社会结构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厘清现代社会的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所产生的作用与力量；而对人的行动的考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结构性力量的失效，以及结构本身的改变。

此外，我还想对你说的是，也许我们都是被困在“系统”和“结构”里的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焦虑，从第一讲我就跟你说了，现代社会既许诺了你人生的无限可能性，又无时无刻不在给你的无限可能设置各种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结构”，这种有限与无限之间、自由与限制之间、出身与平等之间的差异，不断塑造着现代人的紧张，因此，我才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紧张”。然而，其实我们也大可不必对“结构”有过多的抱怨与批评，因为之所以称其为“社会结构”，就是因为作为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也都参与了这个结构的“制造”过程，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选择，其实也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这个结构。紧张，固然是现代人的宿命；克服紧张并与之共生，则是现代人的使命。

关于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你有怎样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你有感受到“结构”的力量与限制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或者加入社群讨论，我们下一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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