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派出所”长什么样？

在前期节目中，我们曾讲到北京的大栅栏。清朝时，京城前门外的大栅栏不仅是繁华的商业区，而且地如其名，它是真有栅栏的。

假如各位手头有一幅《乾隆京城全图》的话，那么您就会看到，北京城里有“三多”：一是皇家建筑多，什么宫啊什么府啊，气势恢宏，很容易辨认；其次是寺庙多，这大大小小的寺庙，在全城有一千多处，堪称四处开花；[①]除了以上两者，那就是被标为“栅栏”和“堆子”的特别多，出现频率特别高，几乎无处不在，遍布全城。

那么，这里说的“栅栏”与“堆子”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在地图中？要解答这问题，就得先说说清朝时北京城的治安情况了。

在中国古代，通常没有什么专门的警察，而是由军队兼管城市治安的职能。作为京城，清朝时的北京城又要特殊一点，因为它分内、外城，内城全是旗人，外城才是汉人，所以在管理模式上又有所区别。

当时，京城内城的防卫及治安主要由八旗步军营负责，外城和京郊主要由巡捕五营负责，他们的统领就是通常说的“九门提督”。九门提督之下，不论是内城还是外城，都是按汛界为单位进行驻守和巡防的。

以内城为例。清朝时的内城格局有些像三个同心圆，最里面的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紫禁城的外面是朝廷办公的皇城；皇城之外，是京师八旗官兵和家眷居住的内城。因为有皇城和紫禁城的存在，北京内城的防守自然是十分严格。

大体上说，京师八旗是按各自的居住方位分汛驻守。其中，皇城内各汛由满洲八旗分旗驻守，具体分工如下：镶黄旗、正黄旗负责紫禁城北，正白旗负责紫禁城东北，镶白旗负责紫禁城东,正蓝旗负责紫禁城东南，负责紫禁城北，正红旗负责紫禁城西北，镶红旗负责紫禁城西,镶蓝旗负责紫禁城西南，共计分汛90处，栅栏116处。

皇城之外、内城以内，分别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分别驻扎，共设分汛625处，栅栏1199座。其中分工如下：皇城北面是正黄旗、镶黄旗；东面是正白旗、镶白旗；西面是正红旗、镶红旗；南面则是正蓝旗和镶蓝旗。[②]

至于外城与京郊的防卫与治安，主要由巡捕五营负责。巡捕五营归步军统领管辖，但编制上不同于八旗，而属于汉人的绿营系统。清朝初年，外城巡捕营只有南、北二营，顺治十四年增设为三营，康熙三十年改由步军统领衙门兼管，乾隆四十六年增设为五营，由此定制。和内城步军营一样，巡捕五营也是按所管地界分汛驻守。[③]

作为京城治安的基本模式，内城步军营和外城巡捕五营先是以讯为单位，讯以下再设分讯。这里说的“讯”，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派出所概念，每讯设步军校或千总二人负责，兵力约500人。讯以下的“分讯”，又被称为“堆汛”或“堆子”，这个词在满语就是“驻兵之所”的意思。一般来说，堆汛都设在城里比较重要的区域或交叉点，比如城门、粮仓或交通要道上，每个堆汛都有固定的“堆兵”看守，通常是 12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朝北京城的堆汛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治安岗亭或执勤点。

关于堆汛和堆子兵，有首京师乐府词是这样写的，“街心巷口屋一椽，刀枪插架弓矢悬。老兵佩刀兀然坐，坐倦颓然枕刀卧。”[④] 因为执勤和办公的需要，每个堆子房都在驻守区域设有一两间单独的房子，这就是所谓的“堆子房”。堆子房虽然不大，但它是驻守官兵休息的地方，同时也用于存放刀枪和救火器材等，所以并非可有可无之所。一般来说，堆子房很容易发现，因为它的房外架有兵器，一望即知。

上面那首乐府词，说堆子房都是老兵，这个也有些事实依据。当时，八旗官兵都以入选前锋营或火器营之类的主力部队为荣，那些因年纪等原因被淘汰下来的，才会被分派到步军营，因为它的职责轻、待遇也比较差，他们是用来维护地方治安，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当然，也别小瞧了这些“堆子兵”，整个京城的安全和他们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清朝时的“堆子兵”，基本就相当于京城的耳目。他们长期驻守一方，因而对所辖区块和居民了如指掌。比如谁家生了孩子，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谁出了远门，谁家来了客人，他们都看在眼里——门清。除了维护治安、防止盗贼外，“堆子兵”平时还要维护街面交通、预防火灾等等，他们白天巡街泼水，晚上打更看守，工作虽然普通平凡，但也非常辛苦。[⑤]

和堆子房相配套的，是京师图中频繁出现的栅栏。京城的栅栏并不是清朝首创，而是在明朝弘治年间就已经有了。只不过，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街道的扩大，清朝京城的栅栏数量比明朝要多了许多。作为一种维护治安的基本工具，栅栏主要起到隔离作用，不管是木质的或铁质的，也不管放在街口或是巷口，便于移动、快速阻断是它的主要优点。按当时规定，每座栅栏安排有步军3人管理。在堆汛和栅栏的配合下，京城被分割成一块块的治安管理区，这也是城市网格化管理的雏形了。

除了基层治安外，步军营、巡捕营同时也兼任其他职能，其中包括武装警卫、人口管理及消防任务等。[⑥] 比如，皇帝出巡时需要“清道”和“迎送”，这时就需要步军衙门执行街道戒严令，堆子兵们会用栅栏堵住巷口，防止闲杂人等冲撞队伍。总体而言，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虽然是“军队”，但职责和任务更接近于“警察”。只是，他们的业务比较简单原始，只能算警察机关的雏形，要说到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还得从清末说起。

庚子年时，因为八国联军的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了西安。兵荒马乱之下，京城一片大乱，形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为了维护城中秩序，联军当局与清廷留守官员协商后，由本城士绅出面组成临时治安机构，这就是所谓的“安民公所”。

因为有洋人的介入，“安民公所”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进了西方管理模式，所内巡警主要协助联军管理占领区，其中也覆盖了社会治安、公共卫生、人口管理等诸多职能。议和完成以后，“安民公所”被撤销，这也算近代警察制度的一个初步探索。

1901年底，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西安回銮，清廷恢复了对北京的统治，“安民公所”被改为“善后协巡总局”，次年又改为“工巡总局”，以替代原步军统领衙门的巡捕营。此后，原步军统领衙门开始分为两块，京城防卫仍由步军统领负责，其他如治安等方面的职能全部并入工巡总局，并由亲贵大臣毓朗、肃亲王善耆先后担任大臣。当时，工巡总局除了以往职能外，还增加了公共卫生、城市建设等职能，有些类似于市政管理机关了。

1905年10月，由于载泽等“出洋考察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被炸，清廷宣布成立“巡警部”，翰林出身的徐世昌被任命为首任尚书。巡警部成立后，工巡总局被改组为“内外城巡警总厅”。自此，军警编制正式分离，现代警察制度初步创立。

作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新式巡警的出现对老百姓来说无疑是新奇的。走在大街上，巡警们头戴西洋帽，身穿黄制服，腰系宽皮带，脚踏大皮鞋，手持警棍，胸挂口哨，碰到小偷小摸自不必说，即使有人往街上乱泼脏水或随地大小便，往往也会被吹哨抓人。

当然，巡警看起来很新，但毕竟是之前“堆子兵”演化来的，他们帽子下还藏着大辫子，收入水平也和过去相差无几。清末有首民谣是这样说的：“黑夜扛枪，白天拿棍儿，巡警不如看街的狗，不当巡警没饭吃”。可见，当时民众还是把巡警当之前的“堆子兵”看待。

但不管怎么说，时代终究是进步的。对于清末北京的变化，外国记者的观察似乎更为敏锐。《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1897年初到北京时，他抱怨这“天气热、尘土多”，“ 拥挤幽闭”，令人不适；但1911年再次来到北京时，他在信中称赞“北京变样了”，尤其是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⑦]莫理循的赞叹，或许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清末新政时期的北京，确实让人看到了很多的希望。

[①] 《乾隆京城全图》系按比例尺制作，是目前保存绘图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的北京城区地图，它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乾隆初年北京城市的风貌，大到紫禁城、王府、衙署、寺庙，小到街巷、胡同、民房等普通建筑，这幅地图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历史变迁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一些历史上有记载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建筑，它们的详细位置及建筑规格都在图中有所标识。据统计，全图中共绘有大小寺庙1207处。

[②]参见允裪等编纂：《大清会典》（乾隆朝），第九十九卷《步军统领》，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63页。

[③]参见允裪等编纂：《大清会典》（乾隆朝），第九十九卷《步军统领》，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63页。

[④]张嘉鼎：《旧京“堆子和堆子兵”》，胡玉远主编：《京都胜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⑤]参见橘玄雅：《清朝穿越指南》，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8-9页；张嘉鼎：《旧京“堆子和堆子兵”》，胡玉远主编：《京都胜迹》，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⑥]允裪等编纂：《大清会典》（乾隆朝），第九十九卷《步军统领》，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63页。

[⑦] 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第7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