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主妇如何当家

“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清史稿·列女传》中有这样一句恒言，足见，当时的人对一个家庭或家族能否和睦长久，是有清醒且前卫的认识的。自古以来，一个家族的兴衰，少不了男人在外觅封侯，显然也不可忽略女子的尽心操持。因为，男人在忙事业的时候，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家族中的一切伦理关系的处理，以及与周遭邻居的相处模式，几乎都由身居后院的妇女在奔忙。

可以说，朝堂是公卿、士大夫们的江湖，后院，就是女人奋斗一生的战场。在封建时期，一般中产或高阶家庭的女人是不需要农桑之事，也不用出外谋生的，所以，她们唯一的工作指标，就是相夫教子，周旋于双边亲戚和丈夫的社交圈之间。这种身份的女人，换上当代标签，就是正宗的“家庭主妇”。

那么，清朝男人对家庭主妇都有些什么要求呢？或者说，当一个合格到能跻身《列女传》的清代家庭主妇，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节俭。

清代著名文臣张英的妻子姚氏就用一生贯彻了这个优良品德。

张英和姚氏是老乡，在“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浪漫里，俩人结为夫妻，从此互相扶持，守望一生。张英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回家和妻子说道说道，有难以抉择的，也会向姚氏倾诉，希望她能站在另一个角度分析出支持自己的道理。比如，张英刚被选拔到翰林院当官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有人赏识他的才学，直接给他发了个内含千金的红包，张英不肯接受，但想到家里那么穷苦，老婆为了生计焦急为难，不免又觉得有点可惜，于是回家就和姚氏说了这件事。

姚氏听完丝毫不惋惜金灿灿的金子稍纵即逝，反而赞叹道：“你做得对啊，无故收受别人的钱财，将来是要用其他东西还的呀。如果别人问这钱从哪里来，我们能不惭愧吗？才当小官就收红包，这是收受贿赂，是赃官贪官的行为。”得到妻子坚定的回答，张英终于安心踏实了。

拒绝了飞来横财，姚氏的日常生活更落魄了，连基本的穿衣吃饭，都要仰仗张英在朝为官而搞信用抵押和租借。不过，姚氏不仅不抱怨生活的苦，长久以来的清贫反而更坚定了她俭朴的品性，后来张英工作稳定，收入增加，姚氏也不改多年节俭的习惯，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衣服破旧了，就自己拿起针线缝缝补补又三年。

张英官运亨通，当上正一品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后，姚氏也没有因为成为了“宰相夫人”而沾沾自喜，还是一贯的谦卑自持，把节流作为勤俭持家的第一行为准则。

姚氏到底节俭成什么样呢？有一个例子，最可以让人直观感受。

有一次，一位远房亲戚派丫鬟去问候姚氏的起居，姚氏正巧又坐在院子一角缝补衣服，丫鬟不认识她，见姚氏的样子，想着必定是相府奶妈子之类的仆人，便问道：“夫人在吗？”姚氏闻声后犹豫了一会儿，怕自己的极度朴素传出去让丈夫面子挂不住。不一会儿，一个声音在脑中响起，所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并非见不得人的陋习，于是，她还是站了起来答应了句“我就是”。搞得丫鬟惭愧万分。

这种俭朴，持续了姚氏的一生，张英60岁的时候，眼睛早已有些昏花她还是坚持亲自为丈夫织棉衣御寒。

除了干这些基础的家务活，姚氏也并非一个不通文墨的家庭主妇，她在娘家的身份，是明末举贤良方正的文儒姚孙森的幼女。无论是出自文学世家，还是与丈夫相处之后的耳濡目染，姚氏都是个合格的女诗人，茶米油盐之后，她偶尔也会写一写小诗，抒发自己的小心情。这些诗汇集成册，就是后来的《含章阁诗》。

因为自身的文学素养，在教育后代方面，姚氏也不含糊，女儿张令仪是位“自恨罗衣掩诗句”的才女，丹青绘画，诗文词章，无所不通。儿子张廷瓒、张廷玉、张廷璐、张廷瑑等，也都接连考中了进士，张廷璐更是荣获了康熙五十七年会试中的一甲第二名，也就是榜眼的名位。面对继张英入翰林并进入南书房的张廷玉，连康熙皇帝都中肯地点评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朝堂和家庭两头牵挂的士大夫家庭，父亲对子女的教导，基本只能抓住大的方向，而母亲的教育，则可以细致做人的到一切品德，姚氏用儿子们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教育上的成功。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家庭主妇，大概是清朝中产阶级最理想的妻子人选。那句“家恒男妇半”，也应在了张英和姚氏夫妇身上。

不过，毕竟是几百年前，思想尚未得到解放，清朝一些封建时期固有的迂腐道德，以及对女性的约束和禁锢，也葬送了不少女人的一生。清代文学家嵇永仁的妻子杨氏作为家庭主妇的一生，既是值得推崇的，同时，她又是时代的牺牲品。

因为屡试不第，嵇永仁选了一条唐朝考生们常走的路——给大官做幕僚。他投靠的是福建总督范承谟，然而不巧的是，没多久，清朝“三藩”之一的耿精忠造反，作为福建首脑，范承谟率先被控制，嵇永仁也随之深陷牢狱。和清廷对峙期间，嵇永仁依然过着悲惨的囚禁生活，谩骂、羞辱、折磨摧垮了他，最终，生无可恋的他选择了上吊自杀。

嵇永仁抛弃了生命，但他留下的社会关系还在——他父母年事已高，没啥生产能力，只能靠人养老，他的孩子嵇曾筠也才刚刚7岁，正需要抚养和教导。于是，这一切重担都落在了27岁的杨氏身上。作为一个寡妇型的家庭主妇，她接下去的人生动力，就是将丈夫最亲近的人送走的送走，养大的养大。

杨氏先是遵守古代妇女的优良德行，勤勉地孝顺公婆，等公婆接连寿终正寝，又严格遵循礼仪将他们风光大葬。总算恪尽职守地完成了人生这项重任后，接着，福建平定，丈夫手下的仆人为了完成每个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愿望，将他的遗骸千里迢迢运送了回来，杨氏只能再度一手操持丈夫的葬礼。将阔别已久的丈夫下葬后，杨氏终于忍不住崩溃大哭了，摸着儿子的头倾诉自己的无奈。

这段自述，可以代表当时妇女被教条塑造的基本价值观。

杨氏说，孩子他爹死后，本来她也应该殉情而去，之所以没死，是因为还有公婆要赡养。毕竟，无论古今，孝字总是第一要义。等公婆都走了以后，又将孩子他爹的骸骨平稳落葬了，她终于可以遵循所谓的节妇教条去死了，可又因为有孩子在。孩子还没长大成人呢，按传统礼教自杀，舍不得孩子，照顾孩子成长，又做不了时人提倡的节义女子……

时人自然不会有这种犯难，甚至绝不会有夫死从殉的离奇想法，可在当时，这就是能给妇女造成困扰的普世价值观，也是男人塑造在女人身上的忠贞枷锁。

当然，杨氏最终还是选择了陪伴孩子成长。在杨氏的教导下，小曾筠向父亲看齐，致力于学习，而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杨氏只能每天拼命织布，靠劳动换取粮食。拿纺织品兑来的米，在杨氏手中有两种命运，一部分被煮成米饭，一部分则煮成稀粥。米饭是给儿子吃的，稀粥则是老母亲喝。杨氏拉着儿子语重心长地训导说：“你能读书，所以有米饭吃，我不过是你爹的未亡人，喝稀粥就行了。”意思是，未亡人在与不在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她活着只是因为有任务——培养嵇家的下一代。

过着最艰苦的生活，用苦行僧一样的方式，杨氏终于把儿子抚养成人了。等儿子终于进士及第，在官场也越来越水涨船高，她又不断警戒他，要廉洁和谨慎。她的大半生，都是围绕儿子的，而儿子的成功之路，也少不了杨氏源源不断的助益。因此，说杨氏是伟大的女性，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可仔细推究，她其实还是在完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古老“三从”，做了一名合格的儿媳、妻子和母亲而已，如果要为她的一生提取三个关键词，就是：孝顺、忠贞、贤母。

而作为与夫君共进退的妻子的一面，杨氏其实是失败的。她对嵇永仁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只能算是一个履行妻子义务和职责的工具人。因为，早在嵇永仁去福建工作之际，身边携带的已经是一位年轻美貌的小妾苏瑶青了。当他二人一路恩爱唱和之际，杨氏仿佛是个多余的人，可又因为嵇永仁妻子这个身份，禁锢了她的一生。

这样的家庭主妇，当然算不上“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的成功案例，嵇家的发展，可以说完全是由杨氏一人撑起来的。然而，杨氏的一生其实都活在古人塑造的女性道德标杆里，更可怕的是，她也将用苦情的一生，作为榜样，去影响和压抑其他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