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中国文化史（三）政体（3）

       封建政体，沿袭了几千年，断无没有反动之力之理。所以秦灭六国未几，

而反动即起。秦汉之间以及汉初的封建，是和后世不同的。在后世，像晋朝

明朝的封建，不过出于帝王自私之心。天下的人，大都不以为然。即封建之

人，对于此制，亦未必敢有何等奢望，不过舍此别无他法，还想借此牵制异

姓，使其不敢轻于篡夺而已。受封者亦知其与时势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

 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见《唐书·长孙无忌传》。至于秦汉

间人，则其见解大异。当时的人，盖实以封建为当然，视统一转为变局。所

以皆视秦之灭六国为无道之举，称之为暴秦，为强虎狼之秦。然则前此为六

国所灭之国如何呢？秦灭六国，当恢复原状，为六国所灭之国，岂不当一一

兴灭继绝吗？傥使以此为难，论者自将无辞可对。然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

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所以秦亡之后，在戏

下的诸侯，立即决定分封的方法。当时所封建的：是（一）六国之后，（二）

亡秦有功之人。此时的封建，因汉高祖藉口于项王背约，夺其关中之地而起

兵，汉代史家所记述，遂像煞是由项王一个人作主，其实至少是以会议的形

式决定的。所以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无意间透露出一句真消息来，谓之

“诸侯之相王”。当时的封爵，分为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这是沿袭战国

时代的故事的。战国时，列国封其臣者，或称侯，或称君，如穰侯，文信侯，

孟尝君，望诸君等是。侯之爵较君为高，其地当亦较君为大。此时所封的国，

大小无和战国之君相当的，故亦无君之称。诸侯之大者皆称王，项羽以霸王

为之长，而义帝以空名加于其上，也是取法于东周以后，实权皆在霸主，而

天王仅存虚名的。以大体言，实不可谓之不惬当。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

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所以不过五年，

而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心仍未觉悟，韩信始终不肯背汉，至后

来死于吕后之手，读史者多以为至愚。其实韩信再老实些，也不会以汉高祖

为可信。韩信当时的见解，必以为举天下而统属于一人，乃事理所必无。韩

信非自信功高，以为汉终不夺其主，乃汉夺其王之事，为信当时所不能想像。

此恐非独韩信如此，汉初的功臣，莫不如此。若使当时，韩信等预料奉汉王

以皇帝的空名，汉王即能利用之把自己诛灭，又岂肯如此做？确实，汉高祖

翦灭所封的异姓，也是一半靠阴谋，一半靠实力的，并非靠皇帝的虚名。若

就法理而论，就自古相传列国间的习惯，当时的人心认为正义者论，皇帝对

于当时的王，可否如此任意诛灭呢？也还是一个疑问。所以汉高祖的尽灭异

姓之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茶、卢绾。惟

长沙王吴芮仅存。虽然不动干戈，实在和其尽灭戏下所封诸国，是同样的一

个奇迹。不但如此，汉高祖所封同姓诸国，后来酝酿成吴楚七国这样的一个

大乱，竟会在短期间戡定；戡定之后，景帝摧抑诸侯，使不得自治民补吏；

武帝又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各以国邑，分封子弟；而汉初的封建，居然就

名存而实亡，怕也是汉初的人所不能预料的。

       封建的元素，本有两个：一为爵禄，受封者与凡官吏同。一为君国子民，

子孙世袭，则其为部落酋长时固有的权利，为受封者所独。后者有害于统一，

前者则不然。汉世关内侯，有虚名而无土地。后来列侯亦有如此的。《文献

通考·封建考》云：“秦、汉以来，所谓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

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关内侯，则惟以虚名受廪禄而已。西都景、武而后，

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汉置内史治之。自是以后，虽诸侯王，亦无君国子民

之实，不过食其所封之邑入，况列侯乎？然所谓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

东都，始有未与国邑，先赐美名之例，如灵寿王、征羌侯之类是也。至明帝

时，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请外戚子弟，以少年获封者。

又肃宗赐东平王苍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此

二者，皆是未有土地，先佩印，受俸廪。盖至此，则列侯有同于关内侯者矣。”

然尚须给以廪禄。唐宋以后，必食实封的，才给以禄，则并物质之耗费而亦

 除去之，封建至此，遂全然无碍于政治了。

      后世在中国境内，仍有封建之实的，为西南的土官。土官有两种：一是

文的，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之类。一是武的，凡以司名的，如宣抚司、

招讨司、长官司之类皆是。听其名目，全与流官相同。其实所用的都是部族

酋长，依其固有之法承袭。外夷归化中国，中国给以名号，或官或爵。本是

各方面之所同，不但西南如此。但其距中国远的，实力不及，一至政教衰微

之世，即行离叛而去，这正和三代以前的远国一样。惟西南诸土司，本在封

域之内，历代对此的权力，渐形充足，其管理之法，亦即随之而加严。在平

时，也有出贡赋，听征调的。这亦和古代诸侯对王朝，小国对大国的朝贡及

从征役一样。至其（一）对中国犯顺；（二）或其部族之中，自相争阋；（三）

诸部族之间，互相攻击；（四）又或暴虐其民等；中国往往加以讨伐。有机

会，即废其酋长，改由中国政府派官治理，是谓“改土归流”，亦即古代之

变封建为郡县。自秦至今，近 2200 年，此等土官，仍未尽绝，可见封建政体

的铲除，是要随著社会文化的进步，不是政治单方面的事情了。

      封建之世，所谓朝代的兴亡，都是以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强国，

夺一强国的地位，或竟灭之而已。至统一之世，则朝代的革易，其形式有四：

（一）为旧政权的递嬗。又分为（甲）中央权臣的篡窃，（乙）地方政权的

入据。前者如王莽之于汉，后者如朱温之于唐。（二）为新政权的崛起，如

汉之于秦。（三）为异族的入据，如前赵之于晋，金之于北宋，元之于南宋，

清之于明。（四）为本族的恢复，如明之于元。而从全局观之，则（一）有

仍为统一的，（二）有暂行分裂的。后者如三国，南北朝，五代都是。然这

只是政权的分裂，社会文化久经统一，所以政权的分立，总是不能持久的。

从前读史的人，每分政情为（一）内重，（二）外重，（三）内外俱轻三种。

内重之世，每有权臣篡窃之变。外重之世，易招强藩割据之忧。内外俱轻之

世，则草泽英雄，乘机崛起；或外夷乘机入犯。惟秦以过刚而折，为一个例

外。

政权当归诸一人，而大多数人，可以不必过问；甚或以为不当过问；此

乃事势积重所致，断非论理之当然。所以不论哪一国，其元始的政治，必为

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

后消灭。观前文所述，可以见之。大抵民主政治的废坠：（一）由于地大人

众，并代表会议而不能召集。（二）大众所议，总限于特殊的事务，其通常

的事务，总是由少数主持常务的人执行的。久之，此少数人日形专擅，对于

该问大众的特殊事务，亦复独断独行。（三）而大众因情势涣散，无从起而

加以纠正。专制政治就渐渐形成了。这是形式上的变迁。若探求其所以然，

则国家大了，政情随之复杂，大的，复杂的事情，普通人对之不感兴趣，亦

不能措置。此实为制度转变的原因。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所以先秦诸子，持此议论的即很多。因后世儒术专行，儒家之书，传者独多，故其说见于儒

家书中的亦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其实孟子所诵述的，乃

系孔门的书说，观其论尧舜禅让之语，与伏生之《尚书大传》，互相出入可

知。司马迁《五帝本纪》亦采儒家书说。两汉之世，此义仍极昌明。汉文帝

元年，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诏云：“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

未有慊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

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此虽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义，则

 诏旨中也明白承认了。后来眭孟上书，请汉帝谁差天下，谁差，访求、简择

之义。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为历代所无。效忠一姓，汉

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刘歆系极博通的人，且系汉朝的宗室，而反

助王莽以篡汉；扬雄亦不反对王莽；即由于此。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

数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王与君，在古代是有分别的，说已见前。臣与民亦然。臣乃受君豢养的

人，效忠于其一身，及其子嗣，尽力保卫其家族、财产，以及荣誉，地位的。

盖起于（一）好战的酋长所豢养的武士，（二）及其特加宠任的仆役。其初，

专以效忠于一人一家为主。后来（一）人道主义渐形发达。（二）又从利害

经验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顾万民所能。于是

其所行者，渐须顾及一国的公益。有时虽违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

所不能顾。是即大臣与小臣，社稷之臣与私暱嬖倖的区别。然其道，毕竟是

从效忠于一人一家进化而来的，终不能全免此项色采。至民则绝无效忠于君

的义务。两者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晦了。无官职的

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类。这在古人看起来，真要莫名其

妙了。异民族当别论。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顾炎武

《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亡天下，所谓亡天下，即指民族兴亡言，古

人早见及此了。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的曙光。君主之制，

其弊全在于世袭。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以教

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以和外间隔绝了；尤

其易于不贤。此本显明之理，昔人断非不知，然既无可如何，则亦只好置诸

不论不议之列了。君主的昏愚，淫乱，暴虐，无过于明朝之多。而时势危急，

内之则流寇纵横，民生憔悴；外之则眼看异族侵入，好容易从胡元手里恢复

过来的江山，又要沦于建夷之手。仁人君子，蒿目时艰，深求致祸之原，图

穷而匕首见，自然要归结到政体上了。于是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现，

其《原君》、《原臣》两篇，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

切，正是晴空一个霹雳。但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别种条件，未曾完具，

当然不会见之于行动的。于是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遂仍潜伏著，以待时势

的变化。

       近百年来的时势，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

急极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

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眼看著时势的危急，国事的败坏，当然要

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归到政治上去；当然要发动了政治上的力量来救济它；

当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于是从戊戌变法急转直下，而成为辛亥革命。中国的

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

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

中国却无有。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

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是超出于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

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