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中国文化史（三）政体（1）

       社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团结的

方法，只靠血缘，其时重要的组织，就是氏族，对内的治理，对外的防御，

都靠着它。世运渐进，血缘相异的人，接触渐多，人类的组织，遂不复以血

统相同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于血统相同的人。于是氏族进而为部落。

统治者的资格，非复族长而为酋长。其统治亦兼论地域，开国家领土的先河

了。

       从氏族变为部落，大概经过这样的情形。在氏族的内部，因职业的分化，

家族渐渐兴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溃。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时代绝对平等，

而有贫富之分。财富即是权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渐渐破坏，贫者和富者

之间，发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权力统治。其在异氏族之间，则战斗甚烈。胜

者以败者为俘虏，使服劳役，是为奴隶。其但征收其贡赋的，则为农奴。农

奴、奴隶和主人之间，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强力镇压。因此，益促成征

服氏族的本身发生变化。征服氏族的全体，是为平民。其中掌握事权的若干

人，形成贵族。贵族中如有一个最高的首领，即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贵族

与平民相去近，平民和农奴、奴隶相去远。其后血统相同的作用渐微，掌握

政权与否之关系渐大，则平民与农奴、奴隶相去转近，而其与贵族相去转远。

参看下章。但平民总仍略有参政之权，农奴和奴隶则否。政权的决定，在名

义上最后属于一人的，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

于 较 多 数 人 的 ， 是 为 民 主 政 体 。 这 种 分 类 之 法 ， 是 出 于 亚 里 斯 多 德

（Aristo-tle）的。虽与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论古代的政体，则仍觉其适合。

氏族与部落，在实际上，是不易严密区分的。因为进化到部落时代，其

内部，总还保有若干氏族时代的意味。从理论上言，则其团结，由于血统相

同，虽实际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于其团体之内，即亦和血统相同的人，一

律看待。而其统治，亦全本于亲族关系的，则为氏族。其不然的，则为部落。

因其两者杂糅，不易区别，我们亦可借用《辽史》上的名词，称之为部族。

见《营卫志》。至于古代所谓国家，其意义全和现在不同。古所谓国，是指

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

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原，即为诸

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

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

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

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

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

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

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

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

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今之所

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两字或“邦”字。社是

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

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邦和封是一语。封之义为累土。两个部族交界之处，

把土堆高些，以为标识，则谓之封。引伸起来，任用何种方法，以表示疆界，

都可以谓之封。如掘土为沟，以示疆界，亦可谓之封。故今辽宁省内，有地

 名沟帮子。帮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泾浜之浜字，亦当作封。疆界所

至之地，即谓之邦。古邦字和国字，意义本各不同。汉高祖名邦，汉人讳邦

字，都改作国。于是国字和邦字的意义混淆了。现在古书中有若干国字，本

来是当作邦字的。如《诗经》里的“日辟国百里”、“日蹙国百里”便是。

封域可以时有赢缩，城郭是不能时时改造的。国与域同从或声，其初当亦系

一语，则国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为两语了。古书中用国字域字，十之

九，意义是不同的。

       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然以大体言之，

则君权之在中国，极为发达。君主的第（一）个资格，是从氏族时代的族长

沿袭而来的，所以古书上总说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则为政治或军事上之

首领。其（三）则兼为宗教上之首领。所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等，《礼

记·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为祭司之权，而《书经》上说：“天降下民，

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权。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长，所以他的继承法，亦即是氏族族长的继

承法。在母系社会，则为兄终弟及，在父系社会，则为父死子继。当其为氏

族族长时，无甚权利可争，而其关系亦小，所以立法并不十分精密。《左氏》

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说周朝的继承法，适庶相同则论年，“年钧

以德，德钧则卜。”两个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时则甚

难，何至辨不出长幼来，而要用德、卜等漫无标准的条件？可见旧法并不甚

密。《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说：“礼：适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

立左媵。左媵无子，立适姪娣。适姪娣无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无子，

立左媵姪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春秋》以殷为质家，周

为文家。适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质家

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定得非常严密。这是后人因国君的继承，

关系重大而为之补充的，乃系学说而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