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曾国藩为什么要脱胎换骨

九、曾国藩为什么要脱胎换骨

以前我们讲到，曾国藩到了北京不久，立了一个非常远大的志向，学做圣人。

那么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不立志，一到北京就立下雄心壮志呢？

这就说明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环境的重要性。

秋瑾说过一句话，“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

石头受到水流的激荡，会发出鸣响。人受到环境的冲击，才能立下大志。

曾国藩这次立志，还真的是受到了环境的冲击。

什么冲击呢？

我们讲过，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自卑当中。

北京是首都，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特别是翰林院，更是精英中的精英。大家可能对过去的翰林院不太了解。我们说考进士已经很难了，翰林院是把进士再考一轮，优中选优。所以能被选为翰林的人，都是饱读诗书，胸有大志的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和他在湖南乡下那些同学，很不一样。

他在湖南乡下那些同学，什么样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目光狭隘，满脑子就是读书当官。读书是为了当官，为了光宗耀祖，这不是天经地义吗？所以曾国藩也是这样，他在湖南认识的好朋友刘蓉，说他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锐意功名”，也就是全副心思就是读书当官，光宗耀祖。他自己也说，青年时候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没想过别的事。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开始思考别的事了。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怎么自我完善。为什么呢？因为周围的人都在聊这个话题。因为程朱理学最根本的思路，就是每个人都有和圣人一样的资质，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但关键是怎么成为圣人。

曾国藩头一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认真地开始读一些学术书，才知道了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圣贤之学。他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代曾经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也就是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私塾老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啊。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

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那是小事一桩，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

后来王阳明去考进士，也经过两次落第。人人都以落第为耻，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读到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自己和和这些有大志向的圣贤人物比起来，视野是多么狭窄，境界是多么低劣。他到了北京才发现，自己没读过什么书。

都成了进士了，还怎么说没读过什么书呢？因为曾国藩以前读的，都是应试的教材，他只读过教材，没读过课外书。

考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到同样是在农村的一个读书人家里拜访，他发现，这家人有很多藏书，其中很多是他没有看到过的。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雨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

《归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们家本来不是书香门第，没有藏书。

所以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土气的人。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也土里土气。从气质到观念，都非常庸俗。人家聊天，他都插不上嘴，他一开口，说的都不在点子上，让人家笑话。所以他又一次自卑起来。

这是我们说的，湖南乡下读书人的特点，第一点，是目光狭隘，见识不多。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因为周围都是见识庸俗鄙陋的人，所以我自己的头脑也很闭塞。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是性格当中缺点和毛病很多。他在家书当中评价自己原来的那些同学说：

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也就是说，那些同学，都是庸碌鄙俗、又没有志向之人，又最喜欢讥讽他人。他们取笑人的方式不一样，总之离开不“轻薄”二字。四弟如果到衡阳去，他们必定取笑你是翰林的弟弟，给你起外号，叫“翰林弟”，真是鄙俗可恶。所以乡下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实在是第一恨事。和这些人交往，不仅无益，而且还大有坏处。因为习俗会影响人，所谓“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慢慢你就同化了。我曾经和九弟提及，说不可在衡阳读书，也不可在湘乡县的涟滨（书院）读书，因为那儿损友太多了。

乡下这些同学，完全没有自我完善的意识，习惯、性格和普通农民，普通市民，没什么区别，还没有普通人身上的纯朴，多了读书人的刻薄。但是在北京交的朋友就不一样了。曾国藩很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北京毕竟是人才汇集地，你想交什么样的朋友，都能交到。

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以前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也就是说，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学问的门径，也才知道原来范仲淹、韩琦那样的大政治家和司马迁、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不是高不可及。如果我们切实努力，一步步踏实用功，也可以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所以他才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要洗尽自己身上的不良习气，重新做人，这样才能对得住父母对自己的培养，也才能成为弟弟们的榜样。

所以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环境能塑造人。

湖南人将走出湖南叫做“出湖”，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有所作为。湖南人身上有倔强、坚韧的特性，所以叫“霸得蛮，吃得苦”，但也有封闭、偏狭的弱点，也就是视野狭窄，头脑不灵活。只有出了湖，见识广了，才能褪却身上那种在闭塞环境下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

所以曾国藩要脱胎换骨，就是因为北京这个环境决定的。曾国藩是个人才，曾国藩身上有很多很好的品质，比如顽强，比如朴实，但是如果曾国藩不离开湖南，他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成就。

所以环境对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人都是在环境的塑造下，这个谁也逃不了。一粒种子如果掉到水里会淹死，掉到石头上会晒死，只有掉到肥沃的土壤里，才会长成参天大树。同样，人的价值，也取决于环境。

有一个小故事，老和尚给了小和尚一块石头：你明天拿这块石头到菜市场去卖，别人出多少价也不卖。小和尚想，这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还能卖钱？

小和尚在菜场一角找个地方放好石头，呆了一整天，也没有人理他。天快黑了，有个老太太过来问：“小和尚，我正好要腌咸菜，这块石头大小正好，可以压坛子，一块钱卖吗？”小和尚摇摇头。老太太说：“五块钱？”小和尚又摇了摇头。老太太只好走了。

小和尚回去后非常兴奋：“师傅，没想到原来一块普通石头还真能卖钱！”老和尚说：“你明天去文具店卖吧。”第二天小和尚在文具店门口把石头摆出来。有个书生说：“这石头形状不错，可以做个砚台，100元卖给我吧。”小和尚摇摇头。“200元”，小和尚还是不卖。第三天，老和尚让他去珠宝店。珠宝店的老板拿着石头左看右看，出价十万，因为这块石头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里头是一块玉石。

所以环境和机遇，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同样一个人，一生呆在老家，可能一无所成。比如曾国藩，如果当初家里没送他读书，或者没考上进士，那么他最多在老家当一辈子农民或者教书先生。他不可能立下学做圣人之志。同样一个人，到了北京，受了环境的刺激，决定要彻底改变自己，后来才成了那样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巨人。

既然认识到环境造就人，我们在规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在考虑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环境因素。我有一个农村的远房亲戚，她的儿子本来有机会到外地去上一个大专，但是她不愿意让儿子远离自己，同时那时候还有接班这一说，可以稳稳当当地到工厂里接父亲的班，当时工人的待遇是非常好的，所以儿子就没有走。后来他儿子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下岗了。所以当初的一个决定，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我一直建议父母们，能把孩子送远点就送远点，有能力让孩子留学的就送他们去留学，当然可能年龄不要太小，不能一送了之。总之，要让孩子们多见见世面，多经受一些异质文化的刺激，对他的成长，通常是大有好处的。

所以每年高考前，有一些亲戚朋友向我咨询，报哪个大学比较好，我经常建议他们，哪个大学当然比较重要，哪个城市也非常重要。如果报高考志愿，应该报一个离家里远一点的大城市，因为这样才有利于你开阔视野，打开头脑。为什么古人在读万卷书后面，要加上一个行万里路呢？就是一定要多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