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60位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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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重 朗读/石建国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刘伟撰写的《直面冲击:中国经济学家建言》这本书。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不确定的时代,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也会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黑天鹅”。全球经济规模和产业分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经济秩序急需重塑,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而中国经济规模已列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分工的规模和深度远超想象,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艰难攀登,内外部压力加剧,各种冲突在所难免。
这是空前尖锐的挑战。经济学,乃经世济民之学。中国经济学者,具有深切的忧患意识,要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将学术刻在祖国的历史里。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60位来自全国不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经济学家,从各自的专长领域出发,面对疫情形成的挑战,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和大局,结合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经济2020乃至国家的“十四五”建言献策。
一、经济走势整体判断
疫情下,经济下滑是必然的,但下滑程度如何?到底走出什么形状的曲线?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认为,按照测算,2020年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速最高只有2.46%-3.86%。要实现原定增速目标6%,已不现实,应当适度调整经济增速区间,以稳就业为首要,采取“底线管理”。但疫情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疫情不会改变影响国家中长期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二是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疫情过户消费和投资需求有望实现明显回补;三是日益成熟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充足的宏观政策空间,能够有力抵御疫情短期冲击。
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给出了三种可能的经济走势:一是疫情管控得当,影响较小,经济增速将在原来正常态势下降低0.1-0.2个百分点;二是管控行动迅速,但略有滞后,疫情影响大约为0.3-1个百分点;三是受到全球疫情的影响,经济危机爆发,疫情影响不可估量。总的来看,第二种可能性较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对于疫情对GDP的冲击进行了量化分析,以有力的数据逻辑指出冲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中国经济极有可能走出“V形”增长。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徐洪才教授也持经济“V形”反转的观点,但也指出,各地情况会有所不同,各地不应刻意为了完成增长任务而硬拉经济,要顺势而为。
中国人民大学徐佳宾教授则认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检验,包括发展理念的检验、治理能力的检验、经济体制的检验、产业基础的检验、全球分工的考验。面对这次疫情,应加强以下方面的认识: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在全社会形成制造立国的理念;培育数字经济成为新兴的经济形态;加强全球产业链的协同;造就中国高端的产业分析专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永贵教授强调,我们要正视本次疫情,借机用好“五面镜子”来客观认识中国经济及其未来走势,具体为:用好平面镜,把事情看全;用好显微镜,把事情看透;用好放大镜,把事情看细;用好望远镜,把事情看远;用好哈哈镜,把事情看好。
二、政策如何调控?
面对疫情影响,政策调控是必然的,但如何调控?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在哪?力度如何把握?需要慎重考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将疫情对经济冲击划分为三波:第一波是疫情带来的“休克停摆效应”;第二波是经济停摆重启的成本冲击;第三波是疫情全球蔓延和“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全球经济休克停摆冲击。针对三波冲击,采取的措施是,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出台短期刺激与中期扩展的政策组合。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赵忠秀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短期冲击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做了一个“休克”式的压力测试,基于此,宜将短期对冲政策长期化,促进结构性变化,增强我国供应链韧性。
山东大学臧旭恒教授对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应对策略建议为: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力度要适当,不宜过大;不过于看重量的增减,重在结构的调整变化。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教授提醒,长期的宽松政策如同毒品,各国已经上瘾。问题就在于,人们对长期宽松所造成的财富差距、生产率下降以及社会内生性冲突认识很清楚,遇到短期问题又别无选择。那么我们怎么办?面对疫情,宏观政策必须发力,必须有所作为。既要警惕重大宏观政策失误,又要弥补政策实施上的短板。
在具体财政政策方面,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青教授均强调,财政赤字率不必受GDP3%的束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研究员,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提出:尽管疫情影响很大,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很大空间。应统筹运用规划、财税、金融等手段,精准配套改革开放措施,深挖内需潜力,形成一系列新增长点,拉动经济回升,比如在扩大消费方面,近期应紧紧抓住以下领域:村庄整治、农民工市民化、老城区改造、取消城市汽车限购、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和失能老人照护体系、扩大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等。
2020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那么如何应对疫情对全面脱贫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指出,第一,要对全面脱贫的相关政策体系和工作重点进行调整;第二,在短期内采取经济层面的应急措施,帮助企业和个人渡过危机;第三,在科学预测人口空间分布的基础上,在人口流入地进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补短板,增强中心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第四,在人口流入地进行补短板投资的同时,加快外来常住人口市民化和安居乐业的进程;第五,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对于本次疫情爆发和防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改革。
对于疫情对于公共卫生的影响,上海交通大学陈宪教授指出,首先应建立“自下而上”的公共(卫生)信息传输渠道,杜绝再次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之后的问题;其次,确立“公共卫生一如国防,是纯公共品”的指导思想,重建和优化公共卫生体系;最后,如同将生态环境治理作为一场攻坚战一样,从现在开始,打响公共卫生治理的攻坚战,将公共卫生事件可能造成的负外部性降到最小。
清华大学陈劲教授则指出,中国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优势,积极发挥科技政策的作用,培育好面向公共卫生这一领域的“创新公地”。如尽快组建更多具有战略性、公益性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组件高水平的公共卫生领域的知识库,打造高效的公共卫生知识产权流转平台,加强公共卫生的科学普及工作等。还应进一步鼓励具有自我创新与探索能力的用户创新,如在长期的文明进化中提炼出的许多宝贵的来自民间的中医药智慧,就是用户创新的最佳案例。
三、数字经济逆势突围
疫情下,经济停摆,但民生在继续,数字经济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是对传统业务模式的挑战,更是传统业务模式思维转变的抓手。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白津夫教授疫情对产业链和供应链格局会带来深刻影响,增加经济全球化的新变数,进一步加剧我国企业发展的内外压力。如何变危机为转机、化被动为主动?要顺应数字化大趋势,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拓宽发展新路径、培育经济新优势,具体为: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以发展数字贸易为重点优化供应链;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打造“数字工业共同体”;推进金融数字化,积极发展供应链金融。
赛迪智库网络空间研究所副所长张莉研究员指出,数字经济在抗疫过程中“大放光彩”,发展数字经济需要牵住几个牛鼻子: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发展是当务之急;深化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强化重点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是现实所需;开展数字经济相关基础性研究是固本之源;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民大学宋华教授针对国家产业供应链弹性体系建设,指出应关注五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与产业之间的信息分享和透明化管理;二是建立协调化、综合性的产业供应链风险管理与产业恢复机制;三是确立产业供应链弹性和恢复的管理流程;四是综合性的“人”(劳动力保障管理)、“财”(金融政策和服务)、“物”(物流保障)管理体系;五是尽快建立基于事件的产业供应链预警体系。
四、全球分工挑战如何应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局部摩擦不可避免。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正加剧全球分工的格局变化。中国应如何应对?
全球产业观察家、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林雪萍先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全球化分工的一种脆弱性。在全球供应链中,作为中枢节点的中国,已经成为“超级工厂”,并逐渐被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视为一种令人不安的“超级力量”,此时,中国需要将多年积累的制造供应链当作一种战略资产,采用“供应链攻防战”的思路应对全球化分工的新特征。具体应对为:寻找死结,寻找超级节点;持久战下系统性布局,选择不对称战的突破口。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冯耀详部长指出,新冠肺炎的跨境传播,是世界各国更加深刻认识到彼此利益息息相关,共同采采取行动,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正能量,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已进入阶段性调整期,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合作方面的意愿下降,个别国家政府把自身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为其反对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理由。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将通过产业链和价值链调整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格局产生潜在影响,主要体现在:拉低世界经济增速;影响国际贸易格局;调整国际投资格局;推动新技术应用。总体来看,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疫情会改变全球化格局以及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二是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强抗风险能力;四是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同一命题,不同视角。各个专家思想的碰撞,希望能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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