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第一讲：他是第一个指出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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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讲张五常和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一、“我”与张五常的交往趣事

在现世的华人经济学家中，我特别钦佩也比较熟悉的就用是张五常先生了。

2007年写完《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当时在想：我应该请哪个学者来帮我题写《激荡三十年》的书名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先生。

所以有一年他到杭州来，我就提了这个要求，我说：“我刚刚完成了一本书，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企业史，我有没有荣幸请您帮我题写一个书名？”

张先生喝了点酒就特别高兴，说：“晓波，这个事我现在就答应你。”

于是我马上让人去买宣纸、毛笔和墨，然后约在杭州的一个茶楼里面写那个字。

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个场景，他连续写了30多张纸，然后中间选了5个他觉得特别喜欢的字，圈出来。所以如果你的书桌里碰巧有一本我的《激荡三十年》，那个书名就是当年张先生帮我写的。

有一年张五常70多岁，在杭州过生日，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围着他聊天，聊到晚上11点多，快12点的时候，他仍然兴趣非常高昂，跟我们海阔天空地聊。

我当时看着他，我就在想：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的偶像。如果到70多岁的时候，仍然有一些30多岁、40多岁的年轻人围着你，能够跟你聊天聊到午夜12点，这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你的脑力仍然能够跟年轻人接触，你没有让它老去，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第二，到晚上12点的时候，你的精神一点都不比旁边的年轻人差，甚至更好，更加意气昂扬，说明你的体力也挺好的。

所以一个人脑力好不好、体力好不好，就看他能够跟哪一代人在一起持续地聊天，能够持续地进行思想的交流。

二、张五常：芝加哥大学下一个诺奖得主？

张先生1935年出生，他大学毕业以后到洛杉矶加州大学去读书，他的博士论文叫《佃农理论》，研究的是1940年代到50年代台湾的土地改革。

亚洲地区的合约改革，特别是面对土地问题这么敏感的资本市场产品的长期制度，跟欧洲和美国有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发表以后，当时在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合约经济学理论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

一直到今天，张先生当年发表的这篇论文，仍然是全球的经济学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5篇论文之一。所以他就成为了合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奠基人。

张五常博士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在整个西方的经济理论界小有名气，所以他博士一毕业以后就拿到了一个offer，是谁给他的呢？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给他发的offer，说“欢迎你来我们这当老师”。

芝大在二战以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镇。1960年代，张五常去芝大经济系当教授的时候，他跟我讲：“我有很多同事，这些同事中有8个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二战以后获奖最多的一个学派，他们叫芝加哥学派。”

张五常去的时候就天天跟这些人——跟斯蒂格勒、科斯、弗里德曼待在一起，成为了他们这一伙经济学家中唯一的黄种人。大家都认为这个小伙子未来肯定是芝大下一个诺奖得主。

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有一个是企业契约理论的奠基人，他叫罗纳德·科斯。

张五常跟我讲了很有趣的一个事，他说：“我去芝大当教授，我第一个拜访的学者就是科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企业的性质》，专门研究企业理论，他是全世界这方面的NO.1和最重要的奠基人。”

然后他说：“我到科斯的办公室，里面都是书，然后科斯埋头在那写东西。”

张五常进去说：“我读你的关于社会合约制度理论的这个论文，我已经读了三年了。我觉得你这方面的造诣非常深。”

然后科斯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我那篇文章到底写了哪些东西？”

张五常说：“你那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合约的局限条件。”

就这么一句话，科斯突然间抬起头来，然后站起来说：“你是第一个真正理解了我那篇文章精髓的人，中午你有没有请人吃饭，我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

你看，天才与天才之间的惺惺相惜，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所以张五常后来跟科斯成了莫逆之交，亦师亦友的一个关系。

1991年的时候，科斯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获奖感言中，科斯有5次提到说：“我今天能获奖是因为企业契约理论，是因为合约经济学。我这个理论得到了一个华人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那个人叫张五常。”

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说，张五常很可能是下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但是很可惜，到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张先生还没有得那个奖。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是谁“害”了他呢？“害”他的那个人就是罗纳德·科斯。

三、亲历祖国的改革开放

张五常跟我说，有一年春天的时候，他在芝大的校园里面吹着口哨在走路，突然科斯来找他，说：“Steven，停一下。”

张五常说：“科斯，你要请我吃饭吗？”

科斯说：“不是”，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祖国——中国，正在搞改革开放，我认为你的祖国即将发生一场非常重要的经济改革运动。你不应该再待在芝加哥，你应该回到你的祖国，去目睹它的变革，目睹它的崛起，那个背后将可能诞生一些新的经济学的灵感和新的经济学的理论。”

就是因为受到了科斯的“蛊惑”和他的鼓励，张五常重新回到了亚洲地区，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当经济学的教授。

我在《激荡三十年》里面曾经用过两个案例，就是张先生当年跟我讲的。

他说：“我第一次到了广州以后有人跟我讲，我们这儿正在盖新中国的第一个五星级酒店，叫白天鹅酒店。”

张五常兴致勃勃地赶到那个酒店，他说，“我在那个酒店的工地上看到两个人在补一个洞。一个人左手拿水泥，右手指着那个洞，还有另外一个人拿着水泥去补洞。我好像没有发现什么变革，劳动效率、劳动制度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大家仍然在吃大锅饭。”

所以他在广州的时候非常失望。然后他说，“我接着就到了东莞，到了东莞以后，突然间发觉有个变化。我到了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房间里面有很长的一排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坐了20多个人，都是各个部门的官员。然后从左边开了个小门，一堆人在那排队，每个人都拿着一张纸，然后到了这个桌子面前，一溜20多个章盖过去，当他从那个门跑出去的时候，一个公司注册完成了。”

所以他说，“我在东莞终于看到了政府为了搞经济改革正在改变自我，因为有那么高的效率，所以那么多的香港人、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跑到东莞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建厂。”

所以在1981年初的时候，张五常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会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那篇文章在欧美发表以后，张五常被认为是第一个指出了中国有可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济学家。

张先生跟我说，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这个词，也就是没有一个词来形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它要进行市场体制改革的时候，它将建立怎样的一个经济制度。

所以他说，我只能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形容。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后来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道路。

所以那篇文章让他回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线，来作为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

四、坚持实证研究

张五常跟那些常年只会坐在书斋里面，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型到模型，从数据到数据，从公式到公式的经济学家不同，他在治学上面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他愿意回到历史发生的一线，从原始的资料中去发现、提炼经济学的观点。

他写《佃农理论》，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跑到了台湾，然后买了10多箱1940年代到50年代，台湾进行土地改革时的很多地契，还有很多的政府文件，乡镇和县里面的很多制度的规定等。

他是从10多箱的原始历史资料中提炼出来，然后写了《佃农理论》。

他说：“我后来的很多著名的文章都是我用脚跑出来的。”

比如说他还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买桔者言》，为了写这篇文章，他在圣诞节的时候和女朋友两个人站在香港的大街上卖桔子，通过在圣诞节晚上卖桔子观察的方式写了一篇论文。

他另外还有一篇很著名的一个论文，叫《蜜蜂的寓言》。他从蜜蜂的采蜜过程来讨论土地之间的合约关系和蜂蜜市场价格波动的关系。

他说，我为了写这篇文章，专门到了美国的华盛顿州——华盛顿在美国1950年代、60年代是一个农业州，它被称为苹果之乡——然后跟那个地方的苹果之乡的果农和蜂农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然后写了这篇《蜜蜂的寓言》。

所以他年轻时候写论文，在美国早年的博士论文就有这种实证研究的一个传统。他到了香港以后，就经常在中国大陆行走，到工厂里面去看，到车间里面去跟地方的这些官员、乡镇长官员、县市长官员进行交流。

他说，一个地方的经济好不好，人家会跟你说，你看我们的GDP多少，税收多少，产业多少，但是我都不看这个东西，你这个地方经济好不好，我只看两个东西：

第一，劳工工资，你的工人的工资水平是怎么样的；

第二，厂房租金。你这个厂房的租金在过去几年里是涨的还是跌的，然后跟周边地区相比是高的还是低的？

所以他说，我自己开发了一些指标，然后来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

所以他这种实证研究的办法和他在合约经济学的贡献，和他的聪慧加在一起，使他成为了中国经济一个非常长期的、长达40多年的一个观察者。

一直到今天，他仍然不断地通过文章、论文、演讲的方式，传达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很多观点。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中国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