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罗伯特·布列松《乡村牧师日记》（下）：没什么，一切都是怜悯

— 戴氏金句 —

这部电影作为布列松早期创作的最高峰，也作为他的以后的创作生涯的一个开启的著作，是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他尝试去证明，而且作为电影史的事实他成功地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就是一部电影可以不凭借外在的戏剧性事件，一部电影可以以一个细腻的文学式的心灵勾勒来作为它的整个内容。

它再次以某种程度上极端的形式强化了电影与文学之间的更深刻的、更为内在的互动和牵系，而不是电影仅仅能够采取舞台戏剧式的结构形态。除了这样的一个走向文学性的道路之外，更重要的，也是不断被人们引证的一个评论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它成功地向我们展现了人物、故事、场景、对话和电影语言、电影造型形式之间的平衡。在这部电影当中，它们是一个精致的、平衡的形态。

布列松成功地在这部电影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角色当中负载了彼此矛盾的至少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意义表达，或者说是一种所谓内在的呈现和传递。如果从电影语言的角度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它其实始终表现了入与出，或者说闯入与逃离，或者说接受与拒绝。它始终以这样一种反向的力，来形成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人物内心层次的紧张。

具体到电影语言当中，他非常成功地使用门和窗作为前景，作为画框中的画框，作为双重含义就是内与外，进入与离开。电影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年轻的神父四次以上进入伯爵庄园，其中至少有三次，导演突出了庄园外面的铁门。每一次主人公的进入和出去同时伴随着他和伯爵、伯爵夫人、伯爵小姐之间非常微妙也非常痛苦的接触和冲突。

年轻的神父第一次出现在伯爵庄园内部的门前面的时候，导演使用一个从门里拍摄的镜头，那么玻璃窗及其窗棱作为前景，于是形成了一个里面对外面的观看，同时形成了一个里面的贵族的，准确的说是大地主的家庭和亲人之间的冷漠、相互隔绝的关系以及外面的这个闯入者试图进入这个关系并且改变这个关系的一种表述。

如果我们把主人公当做一个圣徒肖像来看的话，那么随着现实苦难的深重，他身体的痛苦的深重，他是越来越接近神。影片的最后一幕，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神来之笔，教堂垂下来的白色幕布，上面黑色的十字架以及画外旁白，在这个场景当中，旁白传递了主人公的最后一句话，叫做：“没什么，一切都是怜悯”。当他在痛苦中死亡的时候，他的表述是“一切都是怜悯”，应该说到这儿他已经达到了圣徒的高度。

正方形的小窗和嵌在窗中的主人公的肖像所形成的表述完全相反。在窗口的画框当中神父的肖像一次比一次后撤，他一次比一次更不能够充分地占有这个画框中的画框，他的形象一次比一次地更不能把握这个画框。与此相对，在不断地从内部观看外部，从外部观看内部的场景当中，导演进一步地借助所谓构图的元素，比如说男主人公处在心灵的痛苦，信仰的迷惘和身体的疾病中时，导演会不断地改变他在画面中形象的身体线条来形成的不同表述。例如前面我们所讲到过的那种歪斜的、倾斜的表述，这种倾斜构成了构图的不稳定性，同时借助这幅画面的另外一个视觉元素，旁边的十字架，形成一个对称的分切画面的构图效果。十字架自然永远是垂直水平的，而我们的主人公是不稳定的，而且是渐趋歪斜的，和他在教堂当中穿着圣服，始终要保持一个挺拔直立的形象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多重的彼此拉扯的叙述。

神父第一次胃癌急剧发作，倒在泥泞的路上的那个场景，第一次出现了在电影当中为数不多的大全景，雾气和山路等元素形成了一种他陷于困境，陷于迷惘，完全被抛弃的那样一种表述，同时伴随着他一步步经由苦难走向圣徒的这样一个表述。然后，旁白说他看到了幻象，他看到了圣母，接下来说的是圣母手里牵着的那个孩子。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当中那个孩子当然就是基督耶稣。可是接下来，真的有一个孩子牵住了他的手，但是是那个早熟的洛丽塔，是那个充满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魅惑和恶毒的少女。

影片中的一场重头戏是年轻的神父和伯爵夫人之间的那场长对话及其他们所发生的语辞之间的冲突，这是我们年轻的神父一生当中唯一可以欣慰的东西，就是他触动了伯爵夫人，某种程度上他感召了或者叫说服了伯爵夫人。

在这场戏当中，有一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新颖的调度方法，导演始终把伯爵夫人放在穿衣镜那一端，这首先形成了镜外人与镜内人之间的相互对照，形成了画面当中一个人物的双重形象，来向我们表明她内心的挣扎，她的纠结、她的冲突和意义的双重性。但另一边，穿衣镜放在壁炉之上，而壁炉的炉台摆满了小男孩的照片，向我们提示着她的失子之痛，同时向我们提示着她和圣母玛利亚之间的结构性的相像。

这样的错位在这部电影当中是贯穿始终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天主教文本，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圣徒的心灵雕像，它同时可以说是一个濒临丧失信仰或者完全无信仰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历程，或者说这是一个精神危机历程最终摧毁了一个生命的故事。

布列松以及《乡村牧师日记》是我们深爱的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最爱，塔可夫斯基的评价成为这部影片的评价当中的一个非常亮丽的光环。桀骜不驯的电影史颠覆者，也是电影史开启者的法国导演戈达尔也同样对这部影片有着极高的评价，他的最著名的说法是布列松之于法国电影相当于莫扎特之于奥地利音乐，相当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国文学。布列松由此向我们印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电影史，也绝不仅仅止于电影人，它同时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对文化史的文献，同时也成为对文化，对于价值，对于心灵的巨大的贡献。

— 电影课词典 —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年生于俄罗斯札弗洛塞镇，是诗人阿尔谢尼伊·塔可夫斯基之子。曾就学于苏联电影学院，一九六一年毕业。他的电影曾经赢得多项国际性大奖；第一部长故事片《伊万的童年》于一九六二年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其最后一部作品《牺牲》荣获一九八六年夏纳影展评审团特别奖，同年十二月，塔可夫斯基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五十四岁。

塔可夫斯基对电影语言的杰出贡献具有公认的典范意义。他开创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艺术风格，使博大深邃的精神主题在庄重沉郁的诗性叙事中展开，获得完美的表达。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Ingmar Bergman）曾经予以这样的赞誉：“初看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宛如一个奇迹。蓦然间，我感到自己伫立于房门前，却从未获得开门的钥匙。那是我一直渴望进入的房间，而他却能在其中自由漫步。我感到鼓舞和激励：终于有人展现了我长久以来想要表达却不知如何体现的境界。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性的语言，捕捉生命如同镜像、如同梦境。”

 ● 让·吕克·戈达尔

让·吕克·戈达尔（法语：Jean-Luc Godard，1930年12月3日－）是法国和瑞士藉导演。他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者之一。

戈达尔的双亲是法国兼瑞士藉。他曾经在瑞士的尼翁接受教育，之后在法国念高中，继而入读巴黎大学。他在索邦大学的日子里对电影产生兴趣，毕业后数年间伙同年轻的电影人制作人和影评人推动法国电影新浪潮。

戈达尔的电影通常被视为挑战和抗衡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叙事风格。他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对电影发展史的丰富知识注入他的电影。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经常发现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

— 导演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