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频繁政变背后的天文背景

天文星占是中古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并不是为农耕服务，而主要是关乎王朝运数，影响政治起伏。其根本性质，是从人类社会外部寻找人类社会自身运行的规律，将宇宙运行的迹象和家国命运的起伏连在一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相信不相信，而在于古人相信不相信。如果古人相信，就会对他们的心态和行事逻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历史面貌。这部分内容最重要的不是史料堆砌，而在于从“一事一占一验”的历史记载中找出影响政治的一般观念和普遍常识。

韦湑是韦温之弟。《新唐书》：“弟湑，自洛州户曹参军事连拜左羽林大将军，曹国公。……湑子捷尚成安公主。”韦湑从正七品下的的洛州户曹参军被快速拔擢到羽林军将军的位置，担任统领禁军的重任，可见韦后和中宗对韦氏亲族的信任。这是当时政治权力格局的政治情势的反映。《新唐书》的记载他的死亡：“湑初兼修文馆大学士。时（609年）荧惑久留羽林，后恶之。方湑从至温泉，后毒杀之以塞变，厚赠司徒、并州大都督。”《新唐书》的编纂者将之和当时出现的天象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这个天相导致了韦湑的死亡。这一天象是“荧惑久留羽林”。

1980年代中期，在韦氏家族墓地出土了韦湑“东方九□青天”、“中央黄天”两块镇墓石，2003年又出土了韦湑西方镇墓石。前两者藏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后者藏于西安市长安博物馆，《长安新出墓志》也收录了这块镇墓石的镇墓文。从葬仪推断韦湑死于非命。张说代韦氏兄弟撰写的祭奠韦湑的祭文：“从兄兵部尚书某，以清酌少牢之奠，致祭于故将军弟之灵”，“乃奉车之暴逝，忽复绥而凶行”。

荧惑就是火星。羽林军在中国古代天图中属于北方七宿中室宿的附属星座，位置靠近赤道。在西方天文学中，羽林军四十五星，几乎都是宝瓶座（Aquarius）的属星——羽林军六至十在南鱼座（Piscis Australis）内。（“荧惑入羽林”和“荧惑久留羽林”有区别，后者说明荧惑入羽林后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以长安为观测点（景龙时中宗已经还都长安），到底从景龙元年到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到709年之间，是否真的出现了武平一和《新唐书》记载的天象，使用天图软件，完全可以复原。

利用天图软件复原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景龙元年（707）和景龙三年（709）均发生了“荧惑入羽林”的天象。景龙元年这一天象发生的时间是从公历707年11月10日到12月10日；从709年5月13日开始，火星开始运行到羽林军附近，一直到10月28日，才偏离羽林军天区。火星停留在羽林军天区的时间长达五个半月之久。这也印证了《新唐书》记载的景龙三年“荧惑久留羽林”的可靠性。这个“久”字，强调了这次荧惑留羽林的时间长达半年。据《新唐书》的记载，韦湑死在景龙三年中宗巡幸新丰温泉宫时，时间在公元710年1月16日，正在“荧惑久留羽林”天象发生之后。

从汉朝开始，宰臣因为天文星变而下台或者被迫自杀的，例子不在少数，比较有名的，比如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的“荧惑守心”和宰相翟方进之死。这件事背后有汹涌的政治暗流，但是表演出来的，一定要是一本正经的依据天文星变来做最后的裁决。

荧惑在中国古代军国星占中举足轻重，主要跟灾异和兵象有关。《史记•天官书》云：“荧惑为悖乱，残贼、疾、丧、饥、兵。”羽林军则是象征着天子的宿卫力量。《史记正义》论道：“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壁南，天军也。亦天宿卫之兵革出。不见，则天下乱；金、火、水入，军起也。”几乎在所有中古文献中，都将“荧惑入羽林”，视为兵乱的征兆，尤其跟天子禁军有关系——毕竟羽林为天军。比如晋惠帝元康九年八月（299.8.28—9.25），《宋书•天文志》曰：“八月，荧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后二年，惠帝见废为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讨伦，伦悉遣中军兵，相距累月。”检视这一天象，也确实发生过。又比如《宋书•天文志》记载刘义康被废：“（元嘉十三年）十二月戊子（437.1.3），荧惑入羽林。后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及其党羽。凡所收掩，皆羽林兵出。”这种“一事、一占、一验”的叙述方式。

可以想象，705年、707年、710年、713年，禁军几乎年年政变，不政变的时候就是在酝酿政变。在经历了多次政变之后，整个政治局势变得非常敏感。不同政治集团都在阴谋和潜在暴力的威胁下，政治人物不断转换立场，甚至两边下注。连君主、皇后、亲王、公主都觉得朝不保夕。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连续出现了长时间的荧惑入羽林。对唐朝人来说，这是明确的禁军将乱的征兆。对禁军将士来说，一方面他们被置于尴尬危险的境地，一方面又有些人抱持着攀龙附凤的心情。最有实力挑战皇权的政治人物，前仆后继，或明或暗，发动或酝酿最后一搏。

最终韦后被推翻的唐隆政变，也跟天文气象连在一起。根据文献记载，唐隆政变前夕，很可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霓虹景象。古人还不知道大气层的存在，所以发生在空中的，不管是外层空间还是大气层以内，都被归类为天文气象。《旧唐书•天文下》记载：“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新唐书•天文三》“虹蜺”条亦曰：“唐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唐隆革命的具体时间是在六月庚子（二十日），若此天象为真，便发生在政变前夕。这一“天象”是否对禁军杀掉韦氏将领发动政变有鼓励作用，不得而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政变的重要参与者、禁军军官葛福顺的墓志，郑重地提到了这次霓虹：“唐元际，孝和晏驾，韦氏干纪，皇帝伺知其祸，乃纠合忠义，弋枭鸱于禁林，拂虹蜺于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