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玄宗改革（下）：宗室的没落与宦官的崛起

唐代后期，宦官、朋党、藩镇是唐政府面对的所谓三大难题。宦官的权力根源在于皇帝，宦官能够操纵皇帝的废立，是宦官专权的关键。唐代后期从宣宗以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子即位，皇帝都出自十六王宅。那么能够控制十六王宅，即为控制储君的关键，从文宗开始，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全部都是由宦官直接从十六王宅迎接出来即位为皇帝的。《旧唐书》的史臣对此评论道：“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旋，中闱纂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这里的六宅，就是十六王宅的简称。（《旧唐书》卷一七五《九宗诸子传》）

安史之乱后，宗室诸王曾经有几次复兴权力的势头，但是都没能改变政治格局。安史之乱时，玄宗曾一改过往政策，派遣诸王出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永王璘出镇，成为肃宗朝初年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玄宗从实行隔绝皇子与外界的联系的压制政策到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的重要转折。不过永王璘因内讧而兵败。永王璘的起兵，是唐代中后期诸王复兴自己政治影响的一次尝试；他的失败，归根结蒂是诸王擅权已经失去了唐前期的政治土壤。李德裕曾建言废除十六王宅，希望能够压制宦官权势，但是最终也并未实行。到了唐昭宗时代，唐帝国已经进入风烛残年，座位皇权延伸的宦官也屡遭强藩的打击。景福二年（893），昭宗试图让宗室子弟掌握禁军，也很快就在强藩和宦官的挤压中失败了。当皇权所依赖的宦官势力被剪除以后，这时候唐王朝灭亡的命运也就到来了。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依赖的，只剩下宗室势力了，但是这时候的亲王势力长期受到压制，已经不可能承担起复兴唐王朝的使命，成为唐王朝最后的挣扎。

唐前期，诸王、特殊贵族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纵横捭阖，其它贵族官员投机其间，是一百多年中皇位继承由实力决定的基础。玄宗加强皇帝权威，压制其它潜在政治中心的措施，最终将各大家族和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投机政治的道路堵住，使得唐代前后两期，政治面貌截然不同。而且就知识和信仰界而言，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佛教从政治中心舞台退出，再也没能像隋文帝或者武则天时代成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针对着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这次以伪妄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余人。玄宗又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玄宗在开元年间，特别下诏，禁止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来，甚至一度禁止人间铸佛、写经。另一方面，持术数、星相的术士也在打击之列，被禁止出入百官之家。在从贵族政治转向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层级制的过程中，玄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在政治制度演进上都存在过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过程，在社会性质上表现为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演进。在封建君主制下，皇帝既是皇族，又是贵族，与皇权并立的还有贵族权（西方还有表现为教士权的贵族权）；官员大多由门荫而不是选举（考试）决定；社会阶层是缺乏流动的。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存在着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和斗争，在东西方，这种斗争的结果，都是王权取得了胜利。

王权与贵族权的斗争使得王权要引进新的政治力量，这种新的政治力量，必须是贵族阶层之外的力量。马克斯•韦伯（MaxWeber）《学术与政治》在探讨职业政治家的来源时论述道：面对贵族等级，君主要从这个等级之外寻觅政治上可资利用的阶层，可以说，以往“职业政治家”是在同贵族等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是为君主效力而存在的。这些阶层，首先可以列举出僧侣阶层，除了中世纪基督教地区以外，还存在于东印度、西印度、佛教影响下的中国、日本和蒙古，僧侣在技术上可资利用，首先是他们能识文断字，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他们要恪守独身的原则，处于政治经济利益纷扰之外，不会出于私利或者子孙的利益被权力斗争所诱惑；第二种可资利用的阶层，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中国的士大夫一开始就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类似，他们具有行政处理能力，同时由于出身的原因，会自觉地站在贵族的对立面，所以也成为君主对抗贵族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是宫廷贵族；第四种是英国所独有的“绅士”阶层；第五种是大学里训练的法律专家。

韦伯关于职业政治家来源的讨论，更多地来自西方的政治土壤，在中古中国，除了韦伯所谈到的这些阶层以外，君主借以加强君权，对抗贵族的政治力量，还有其它的类型。其中一种力量就是君主的家奴，在东方经常表现为宦官。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加上宦官在身份上对君主的依赖性质，所以宦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威胁到君主的权力，所以经常被皇权利用为武器。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宦官专权的原因所在。其实这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情况，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从封建君主制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过程, 在整个中国专制君主政治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之一是一种从家族统治到个人统治的过程。周代的分封制，就是以姬姓为主体的贵族统治，秦始皇将皇帝以外的皇室成员置于庶人的地位，实行完全的郡县制，可能是一种急政，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从汉代到南北朝，虽然限制皇帝以外皇族权力的措施在不断加强，但是始终避免不了任用皇族担任政府重要官员。西汉和西晋实行亲王分封或者出镇，南北朝时期不论南朝或者北朝，都给与皇室成员重要的权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隋代和唐朝的前期，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政治制度的简单和不完善，需要皇族成员来补充；二是社会阶层的结构导致的，世家大族的存在，要求皇族在政治上也保持强大。

但是皇族作为皇权对抗贵族的政治力量，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皇族子弟既为皇族，又是贵族，皇族子弟对皇位的觊觎，很容易被其他贵族大臣所借用，从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皇族不是理想的可供皇权利用的力量。隋唐两代上承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下启平民化时代的宋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的王府，在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作用，也就截然分为两期。不论南朝、北朝，王府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隋代继承了南北朝的政治传统，亲王权势更加强大。唐朝前期，李世民就是依靠其王府的力量登上皇位。在整个唐玄宗以前的政治史中，王府势力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几乎贯穿于唐前期政治史的始终。王府不但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出现，而且在宗教、文化、艺术等等领域，都占据一席之地，通过搜集大量相关人才，发挥重要的影响。但是从唐玄宗开始，王府的地位日渐降低，在各方面的影响渐渐消失。这个过程反映了从贵族政治到平民化社会的转变，从封建国家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转变。亲王权力的下降这个过程，由于蒙古的入侵而打断，明清产生了反复，这是后话。从王府的角度来看待唐代某些历史进程，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唐玄宗采取措施控制亲王们的权力和影响，并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威。可是，在没有皇族成员作为屏藩的情况下，宦官作为皇帝个人权力的延伸开始兴起，这导致了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但宦官和皇权是相依相存的，宦官的消灭，成为唐朝灭亡的重要标志。

在宋朝以前，科举制始终还不能在政治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所以皇权便依靠了宦官阶层，来应付当时的政治局面。到了宋代，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官僚在政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这批人经过学习儒家经典具有深入骨髓的忠君爱国思想，而且具有行政处理能力。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基本上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朝结束的一千年中，再没有权臣贵族可以取代既有的皇室而上台，这与之前的一千年的情形非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