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42 第六章 莫高窟没有被破坏是个奇迹

莫高窟没有被破坏是个奇迹


许多人都问我，莫高窟在“文革”期间有没有遭到破坏？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破四旧”，导致很多文物和古迹破坏极其严重。大家都在想，莫高窟能幸免吗？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同仁们确实非常担心红卫兵进洞窟搞破坏，因为洞窟里面都是泥塑和壁画，根本经不起折腾。但是，“文革”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没丢一本图书，没有一幅壁画和一尊彩塑被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很多人不解，一些外国记者也经常问我。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眼见为实，确实一点都没有被破坏。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文革”初期，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画等都应当加以保护”，这个文件我们研究所的同仁都知道。红卫兵不知道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我们是干文物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洞窟及其文物。第二个原因是：“文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内部虽然也搞派系，但是在保护文物的问题上，大家都毫不含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无论在什么时候，个人可以去莫高窟以外的地方参加活动，但是绝对不能把武斗引进来。谁要是引进武斗，破坏了文物，要负法律责任。

虽然当时研究所总共48 个人还分了16 派，甚至有的一人就宣布是一派，并且各派之间也都写大字报，互相攻击，互相批判， 可对于洞窟保护和绝不把武斗引入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尽管也有各派之间的“窝里斗”，但是始终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文物的事件。

当时，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外面的红卫兵来破坏敦煌莫高窟。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敦煌文物研究所对重要洞窟采取了特别的封洞措施，以防真有打砸抢事件发生。

果不其然，有一天，一队红卫兵来到了莫高窟。

整个研究所一下子非常紧张，我和当时所里的几位领导就去跟红卫兵斡旋。我们对来者说，这儿的洞窟、壁画和彩塑，不是“四旧”，而是重要的古代文明的遗物。国家也有规定，要保护文物。我们这么说，是希望能做做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希望他们保持冷静和理性。没想到这群年轻人说：“你们不要紧张，我们就是来 敦煌看看。”我心里一下就明白了，这应该是一群借“串联”之机， 溜到敦煌来看莫高窟艺术的首都学生。

但是，他们提出要进洞参观，让不让他们进？让他们进，万一他们在洞子里心血来潮，趁机破坏怎么办？棍子抡起来，根本不要使什么劲，那些泥塑就完了。如果不让他们看，也许会激怒这些人。今天走了，明天再带领一帮人来怎么办？我暗自想，兴许这些年轻人和当年的自己一样，非常向往敦煌这个地方，好不容易来了，希望看看莫高窟的艺术，那不妨就先让他们在一般的洞子里看看。于是就派专人陪他们去看洞。我心里想好了，陪同的作用有二，一来可以随时防止破坏行为，二来说不定可以化敌为友。

红卫兵们一看我们特别郑重其事地派专人给他们讲解，大受感动。一方面感动于研究所的“热情接待”，另一方面也感动于石窟艺术的魅力。于是，我们就趁热打铁，和对方达成了一个“协议”，由双方联合写小字报，打印出来在敦煌的马路和车站到处张贴。小字报的主要意思是：首都红卫兵团已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造反派联合起来，共同保护莫高窟，其他企图在此造反的兵团，你们就不能再过问了！这个联合小字报“协议”真的起了作用，其他造反兵团看到已经有首都红卫兵团进驻，便不再过问了。

正是因为我们主动与首都红卫兵团联合写小字报宣传文物保护，加之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很多重要洞窟在当时都被封闭保护起来，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洞窟都没有遭到一丝一毫的破坏，莫高窟得以保全。

那段时间真是如履薄冰，想想都后怕！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头，拿一根棒子，进到洞窟里，那洞窟文物就完了！我们担心红卫兵破坏，担心武斗，怕洞子被砸。好在当时研究所内部只有一个人到外面去参加武斗，也并没有把外面的武斗引到莫高窟来。研究所总共48 个人，没有一个人那样做。

但是分裂成16 派的48 个人，经常有小范围的相互抵牾和攻击。比较严重的就是研究所的红卫兵对所谓有种种历史问题的人的揪斗，常书鸿先生首先受到冲击。常先生从兰州被揪回敦煌来，站在台上挨斗。段文杰先生也被扣帽子，同样是重点批斗的对象。当时，常先生和段先生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工作的人，几乎都被揪了出来，家也都被抄了，且还在继续一个又一个往外揪人，进牛棚的人越来越多。我和观点相同的同事在一起分析推测研究所的形势，我估计再揪几个人之后，有可能就要轮到我自己了，我有心理准备。我心里明白，一是，父亲刚刚出事不久，留着他的信，如被抄走，有人可能会借此做文章；二是，有一个同事被揪了出来，他的宿舍同样也被抄了。他在被揪之前将一本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画册存放在我这里，画册中有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蒋介石等人物的照片。这本画册一旦被造反派发现，他们必然会大做文章，上纲上线。留着这样的画册，万一被抄家就非常危险。在这样的时刻，必须事事谨小慎微，以防万一。所以，我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同事存放在我这儿的画册，以及祖父和父亲给我的所有信件从床底下找出来，全部烧掉了。

一般人在“文革”中难免做些从众随大流的事情，大多数人也是应付一下，甚至口头上附和着参与一下，这可以说是情有可原。因为随着“文革”的声浪不断被推高，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这个命运，所有人都要参加运动，不想参加也不行。今天说某个人有问题，就必须批判他；明天说你有问题，大家也得批判你。人人都知道，这是大趋势，可以理解。但有的人并不是被动地参与“文革”， 而是有意借这个机会整人，这一类人有人格的缺陷。面对同事之间互相揪斗，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父亲，至亲的朋友相互检举， 一切伦理道德仿佛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人性中的恐惧或妒忌，在一种公开的场合中被催化发酵。其实大家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是有的人就看不清这一点。看到其他人在受罪，有些人就感到莫名的兴奋和快乐，还要加以嘲笑和欺辱。有些人想利用“文革”牟利，加之一种野心的内在驱使，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不惜把别人拖进泥潭，甚至落井下石。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之后，开 始以历史审判者的语气和姿态写文章。但事实是，他所说的历史、历史中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假的，是自己编造的。

经历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我认识到从前的自己太傻， 太单纯。但是我很庆幸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始终有着自己的道德律，即便是父亲的非正常死亡，也没有让我失去理性。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父母和北大给予我的教育，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显示出真正的意义。

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和良知，绝对不能乱跟风，今天刮东风就被东风吹着跑，明天刮西风就被西风吹着跑。我们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来到敦煌，都是为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事业而来，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把这一件事做好，把我们自己的业务搞好。不要你整我，我整你，就像《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不然最后我们都将一事无成，把莫高窟毁了，也把自己毁了。跟着乱转就要付出代价。

回顾这段历史，最可惜的就是大量时间都荒废了，没有用于学术研究和业务提高。1972 年我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负责人之后，仅和老同学马世长合写了《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以及《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这两篇论文。和很多学者一样，我真正的学术生涯都是从80 年代后才开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敦煌莫高窟，是国家交给敦煌研究院的重要使命。作为保管机构，在任何时候一定要有主心骨！在历次决定敦煌命运的关键时刻，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使石窟保管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仅因为依靠了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更在于大家始终坚持担当使命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