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43 第七章 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1984 年1 月3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篇文章是怎么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事情还要从1983 年8 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当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我，说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没想到，到了9 月，突然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说是要采访我，报道我的事迹。我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在我看来，记者更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结果记者说，我们是专门来采访你的。我就想方设法说服他们不要采访我，表示自己不愿被报道。晚饭后，他们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与他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他们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我后来想想，自己确实太傻，从未接受过采访，不知这其实就是记者的采访，还以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我毫无防备，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真是没有任何察觉。

散步后，他们又到我宿舍里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名叫吴晓民，无意中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写来的。她提出能否看看这封信。我想孩子的信也没有什么秘密，想看就看吧。这封信是1983 年7 月4 日我大儿子予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看过孩子的来信，吴晓民忽然说：“有了。”我问什么有了？她说，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你的，现在我们就写你是怎么来敦煌的！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记者邀我散步是为了采访，自己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这时，我还是与他们商量能不能不要报道。他们回答，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你，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回。到了这个份上，我已无法拒绝。因为在事实上，我已经“接受了”采访， 再拒绝已无济于事，好在我是实话实说。这时，我向主笔的吴晓民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按照他们的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我还要求他们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他们答应照办了。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事实有无出入。

这些年轻的记者没有想到，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触动了他们。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宿白先生看见了，住在宿白先生对面的邓广铭先生也看见了。据说，宿白先生对邓广铭先生说，报上谈的基本上还符合事实。我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其实，当时我心里并不是很兴奋。因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说。而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