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41 第六章 他们成了猪倌和羊倌

他们成了猪倌和羊倌


“文革”的时候很多老先生都被赶出研究所，下放农村劳动，等于是被开除了公职。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都是莫高窟的“老人”。他们在“文革”时期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

段文杰先生1946 年来到敦煌。50 年代，段先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代所长，他主持的临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80 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段先生不仅具有坚实的国画基本功，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段先生身居大漠，志存高远，数十年如一日，在钻研学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潜心于敦煌艺术的临摹和研究。

据段先生回忆，他刚到莫高窟时，洞窟所依附的石崖破败，已经无法攀登，只有用“蜈蚣梯”才能进入洞窟，一不小心还会从梯子上摔下来。那时的莫高窟没有电，只有靠“借光法”，就是用镜子在洞外把阳光反射到洞内的白纸板上，这样整个洞就敞亮起来。那些无法采用“借光法”的洞窟，只能“秉烛作画”。段先生临摹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是就临摹而临摹，就绘画而绘画，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临摹。他常说临摹也是研究。他的临摹壁画经验，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在50 年代“反右”运动中，段先生是重点批斗的对象，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但他凭着宽阔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没有倒下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曾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身体浮肿。段先生在敦煌城里上学的儿子段兼善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每个月的粮食定量不足，妻子龙时英不得不省吃俭用，为儿子晒馍干，还养了兔子，为段先生调理身体。“文革”时期，段先生又被赶到乡下养猪， 当了猪倌。

史苇湘和欧阳琳都是四川人，夫妇二人都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他们在1947 年、1948 年先后来到敦煌，主要从事敦煌石窟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史苇湘是敦煌学研究专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中心主任、研究馆员。他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最早运用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学者。他首先发现了佛教史迹画的题材内容，首次发现了虽有史书记载却没有留下实物的曲辕犁图像，首次排比出23 个北周窟，纠正了6 个唐代窟编年的错误，被研究所同行誉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活资料”。他生前出版的《中国敦煌壁画全集6：敦煌·盛唐》，还有2002 年出版的遗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都是敦煌学术史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史苇湘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参加远征军的经历，在后来的动荡时期里，过去那段为了国家浴血奋战的经历，却成为他遭到批斗的理由。1970 年左右，他被勒令转移户口，下放到敦煌县黄渠公社劳动。他的妻子欧阳琳虽然没有下乡，但也在接受改造之列。因为不敢送别自己的丈夫，只能让女儿史敦宇看着父亲拖着行李离开，等史先生走到下寺的时候，她瘫倒在地上失声痛哭。

史苇湘在黄渠公社放羊，这个曾深受张大千赏识的年轻才子， 一夜间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羊倌。他没有书可以读，没有壁画可以临摹，唯一的任务就是琢磨怎么把羊养得更肥。他常常把羊群赶到碱湖滩上，然后找个土墩坐下，凭借记忆做些笔记，思考不同时代壁画的异同。史苇湘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最喜欢苏东坡， 放羊的时候，也许他会想到被贬至黄州的苏东坡吧。蛰伏放羊的这段时间，他居然发现和确定了敦煌藏经洞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和《沙州地志》里记载过的西汉时期敦煌效谷县城的原址。

欧阳琳先生专注于敦煌石窟图案的临摹和研究。她临摹的敦煌壁画曾多次在海内外展览过，并被收入日本、法国出版的图录《中国敦煌壁画》。她从藻井、平棋、人字披、边饰、龛楣、圆光、华盖、幡幢、桌帏、地毯、地砖、香炉的图案纹样中，寻找植物纹、动物纹、天人、飞天、神灵异兽、龙、凤的独特含义。她的主要著作有《敦煌线描集》（合著）、《敦煌图案》（合著）、《敦煌图案临摹本》（合著）、《敦煌壁画解读》、《敦煌图案解析》、《感悟敦煌》、《史苇湘、欧阳琳临摹敦煌壁画选集》等。

孙儒僩、李其琼夫妇也是四川人。孙儒僩1947 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是莫高窟当时唯一一个专业的建筑人才，主要负责考察、加固随时可能出现危险的石窟，并负责治沙的工作。他还长期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洞窟测绘，石窟加固和保护等工作。他后来担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他参与编写了《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辞典》中关于敦煌石窟建筑的词条。李其琼1949 年毕业于四川西南美专西画科，1952 年从部队复员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临摹壁画。她曾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她临摹壁画的水平很高，把握住了唐代壁画艺术精髓的完美境界，特别是把握住了唐代壁画中线描和色彩的神采气韵。莫高窟唐代第329 窟佛龛内的《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第220 窟的《帝王图》，等等，都是她临摹的杰作。她还参与编写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敦煌艺缘》（文集和画集）等。

在“文革”中，孙儒僩、李其琼夫妇被遣返回四川新津县老家， 在那里参加公社水电站的修建。水电站还没建好，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军代表就赶到四川，要求孙儒僩夫妇三天内收拾好行装，返回敦煌工作。

李贞伯从前和徐悲鸿同时举办过个人画展，曾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1953 年参与了首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的工作。他1954 年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后，完成了《敦煌画库》（12 册）、《敦煌艺术丛书》（6册）、《敦煌彩塑》、《敦煌壁画》等作品的摄影工作。万庚育1946 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曾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1954 年，她随同丈夫李贞伯到敦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她在敦煌的壁画临摹和分期断代方面做过重要的贡献，出版有《中国敦煌壁画全集9：敦煌五代·宋》《万庚育临摹敦煌壁画集》，并发表多篇论文。

李贞伯一度被认为有海外关系，夫妇俩都遭到了批斗，被隔离居住，各自放羊，不能见面。“文革”期间，万庚育不仅要放羊、喂猪，还要照顾寓居在下寺的两位老喇嘛，直到他们去世。

毕可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后来转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设计专业。他来敦煌后，担任常书鸿先生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负责临摹敦煌石窟的壁画。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又是搞艺术的，有时难免会得罪人。

毕可在1957 年的时候，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遣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其实后来，组织上认为毕可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甘肃省文化厅指示其继续留任原单位接受批评教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毕可本人并不知情，所以他仍然一无所知地在夹边沟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听说他去夹边沟的时候还带了画册、画架和画布，坚持画画，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回莫高窟临摹他喜爱的敦煌壁画，从事他热爱的绘画事业。可惜他后来饿死在夹边沟农场，年仅三十岁。

1978 年，党中央英明决策，给过去的冤、假、错案该平反的平反，该落实政策的落实政策。

毕可的女儿和女婿从山东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找常书鸿先生， 想为自己的父亲平反昭雪。虽然那时我是研究所的副所长，但是为了长期分居的家，我心里是想着离开敦煌的，所以我本不打算管毕可这件事情。可是这小两口因为见不到常先生，就找到了我， 问我：“你是不是樊副所长？”我说：“是。”我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父亲的冤案平反来的，我说你们不用说了，你们父亲的冤案我知道。按中央的政策，省里已决定要给你们父亲平反昭雪和落实政策。

当时我没有办法袖手旁观，就把为毕可举办追悼会这件事情担了起来。

常所长问我，追悼会怎么开？我回答说，为毕可平反开追悼会，我们研究所应该把它办好。这是对毕可沉冤的公开平反昭雪， 对毕可的亲属是慰藉，对毕可的山东父老乡亲们和研究所的同仁们也是个交代。

举行追悼会的那天，常先生和研究所的所有同仁都来参加。追悼会会场，正面挂了毕可遗像，两侧悬挂着同仁们写的挽联，放着同仁们做的花圈，桌上放置着毕可的骨灰盒（因为毕可的尸骨已无法找到，他女儿就从夹边沟捧了把黄土回来，和他的遗物一起，放入骨灰盒内）。追悼会上，除了研究所的悼词，也安排毕可的女儿代表亲属发了言，表达了他们对父亲的追思。追悼会结束后， 常先生和所有参会的研究所同仁，陪同毕可的女儿女婿将骨灰盒送到三危山下宕泉河旁边的山坡上，面对着莫高窟，安葬在研究所故世同仁们的墓地。

后来毕可的女儿女婿来和我告别。我说：“你们父亲是不幸的，可以告慰的是现在他的沉冤终于正式平反了。回去跟山东的父老乡亲们说，请他们放心！我已向文化厅汇报，给你们这次来敦煌申请了误工补贴和返程的卧铺票，一路好好休息休息。”

一副追念毕可同志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胶东红缨，沂蒙烽火，京沈学子，敦煌新芽。

追思金戈：少年昔日风华安在？堪肠断，山东父老！

正义虽申，沉冤难泯，孤女寻父，沙碛渺茫。

悲问莫高：冤魂今夜游归何处？可痛苦，河西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