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宋朝》第二百三十七集
宋朝的财政问题如何解决
【提要】
宋朝困窘的财政状况,一直是宋神宗皇帝的心病。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位重臣,在解决财政问题的思路上有严重分歧,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皇帝最终能否找到好的办法度过难关呢?文化学者李亚平,今日为您解答。《说宋朝》,正在播出。
【片头】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了解它,知道我们的现在。《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李亚平】
前面我们说到了宋神宗任命了王安石和司马光做他的翰林学士,
这两个人就在这一年的春季祭天大典结束了之后,这两个人就发生了第一次很严重也很严肃的一次大争论。这一次春季祭天大典让皇帝心里头特别难受。按照惯例,要给文武百官们发的那个就是类似年终奖金的这样的一笔钱拿不出来了,皇帝就觉得脸上特别挂不住。他当皇帝没有几天,祭天大典完了之后给文武百官发这么一笔奖金,到了他这儿拿不出来这笔钱。争强好胜又想把国家治理好的青年皇帝,他心里面就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他就把王安石和司马光召来,就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办?
司马光的想法就是这个帝国确实不能这样下去了,司马光就认为要采取一些节流的方法来在冗官冗兵冗费这样的几个方面上边缓解帝国的财政困窘情况。王安石就认为这样不行,王安石认为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些善于理财的人,把他们提拔到这种关键的岗位上边。这些人如果善于理财,就能够在一个大时间段里面把帝国财政状况,给从根本上扭转,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司马光就很不客气的给打断他说,他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什么是善于理财?怎么叫善于理财?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就是要在老百姓头上多搜刮一些钱出来嘛?那王安石说不是这样的。他说我所谓的善于理财的这些人,可以不增加苛捐杂税不在老百姓头上搜刮,也能够满足国家的这种需要。当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王安石说的这句话,叫做所谓善理财者就是赋税不增加,国家的财政开支还能够比较富裕。司马光马上就说就跟皇帝讲说,陛下你不要听王安石说,王安石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年桑弘羊他们欺骗汉武帝说的那句话。话到了这个份儿上,应该说确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司马光没说假话。原因是当年汉武帝在和匈奴人打了几十年的仗了之后,打得国家的财政就是国库里面也给打空了。打空了之后它没有钱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就重用了桑弘羊这样的一批人。桑弘羊是个商人出身的一个官员,那么他当时给汉武帝出的一个主意说的那句话就和今天王安石说的这句话就是在一句话当中只差两个字。核心的意思也是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完了又能保证国家财政开支的充裕。
【下节提示】
司马光和王安石对于解决财政问题各执一词,司马光言辞激烈的指出,王安石的办法是一种蒙蔽的手段。王安石对此将做出怎样的解释呢?这场影响深远的变法运动是行之有效还是一场骗局呢?说宋朝,正在播出。
【李亚平】
桑弘羊当时用的是什么办法?其实桑弘羊所用的那个办法和王安石后来用的办法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在几个重要的这种变法上边,王安石说采用的其实就是拷贝了当年桑弘羊用的那些办法。我们今后会详细地谈到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做法。两个人这样吵,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下去曾经有人对王安石的在财政思想上面的这种做法评价非常高。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在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就有两个人对他们的评价很高。一个人就是写《万历十五年》的那个黄仁宇先生,黄仁宇先生就认为在八百年之前王安石就懂得要通过金融财政调控的这种方式在增加就是增加资金周转速度,改善生产条件。增加资金周转速度的这个情况下可以不增加税,但是他的国家的财政收入就自然会多。他说懂得用这种金融财政调控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人,他认为王安石是远远领先于超前于他的时代。就是在当时的整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有这样超前的思想,所以黄仁宇先生就说王安石离他的本时代远,而离我们今天近。这个人的这种用宏观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
那么另外一个人对王安石这个说法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台湾的那一位写《丑陋的中国人》的那一位柏杨先生,柏杨先生对王安石的评价也非常高,就是认为他所采用的这种金融调控的方式,就是在他那个同时代是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样的思想,但是王安石有这样的思想。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这种反对是不是有道理呢?司马光的这个反对应该说它是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根基的。我所指的这个深厚的根基指的是什么?司马光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动的那种把握和那种了解。如果说起来对于这种财政金融这方面的思想的话,司马光的那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司马光当时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的就是天地间万物财物什么,万物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百姓。那么你所谓的,他就说王安石你所谓的不增加赋税,还能够使国家财政开支,富裕的这个说法是在骗皇帝。那么实际上你想要做的就是和桑弘羊他们一样就从老百姓头上在老百姓身上开油刮钱,你只有用这个方法你才能做。其实司马光的这个在财政思想上肯定他是不如王安石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一再证明了只要你能够改善生产条件,只要你能够增加货币周转的速度,只要你能够提供给比较好的这种宽松的生产和生活的这种基础的话,就是可以不增加赋同时可以达到财政收入的这样的目的,这是挺明显的。
比如说你要买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如果是,如果这一本书是十块钱的话,好,那么你在卖这本书的时候,你在一年当中卖出去一次,那么这个书你只能挣十块钱。然后这十块钱当中,你交给国家的税务比如说百分之十的话,你只能交给国家一块钱的税,对吧。但是假如这个书,你在一年当中你周转速度很快,你能卖出去十本,你得到的收入是多少?是一百块钱,对吧,十乘十是一百块钱。然后你每一本书交给国家的税是多少?是十块钱。政府不会一次增大你的收税的比例,但是你那个次数多了他自然可以多收到税收,这个思想是现代经济学当中太普通的一个常识了,但是在那个时代确实司马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王安石意识到了。即便如此司马光的反对真的是有他特别深厚的根基而且有他的道理,这个根基和道理是什么?我们下次再谈。
好像是悖论是吧
最后的结果证明了司马光是对的,当时没有技术的大幅度进步,是无法将蛋糕做大的,王安石最终导致就是与民争利
打卡
好听
现在还有好多人不理解王安石的先进理念,何况当时的保守派呢。
现代经济学没这个理论,历史学家也读点经济学再出来说啊,社会财富总体上是变化的,如果没有外力管控,总体上是不断增长的,遇到大灾年会降低,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它就是确定的,这个确定的存量你宋神宗收的多了,老百姓就是少了,没有什么周转多了,赋税就多了,那不是周转多了那是生产多了。储蓄多了,赋税多了,可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提升极其的慢,哪有那么多增量。李亚平这一点是不懂还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