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 Vol.8 父亲

［本期书目］

［知远口述］

各位好，我是许知远。这是一档由单向空间出品，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一档音频节目，单读。在这里，我想和各位一起，逃离这个时代。今天我们继续读我的朋友秦家骢所写的祖先一书。先来听一首，“Nat King Cole”。

今天的提问实在是不想回答了，一个是叫“文文邹邹”吧，他说：“怎么样能把自己看过的书言简意赅地讲出来？”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可以试着去讲，讲错了反正对方也不知道。还看到一个叫“看星星”的读者说：“知远兄还能撑多久”估计还能一直撑下去吧，虽然很疲倦很烦，但是也能撑吧。

这首，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发音，《Aquellos Ojos Verdes》，他是应该西班牙语的。不知道怎么念，但是幸好有百度。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search engine但是只能用这个了。这歌名叫绿色的眼睛，他是说：

是你的眼睛

给了我的歌曲甜蜜的主题

你那明亮安详的绿色眼睛

一直是我灵感的启迪

那双绿色的眼睛

目光多么安详

留在我心灵的是

对永恒爱情的渴望

盼望爱抚

亲吻和温存

和它们所能流露的

一切蜜意柔情

和很多人一样我是从《花样年华》里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是那时候开始迷上了Nat King Cole。花样年华把背景放在了六十年代初的香港，那是一个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和流亡感的年代。你想那么一大群中国人，涌到了香港的这样一个小地方，香港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港口城市，来自不同的，日本的音乐，牙买加的音乐，会由那些美国水手们带来，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文化，充满魅力又让人感到疏离，所有人又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家。所以王家卫用这首音乐来代表那个时代香港的气氛。这首歌好像也跟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位人物，他也是一位当时的逃难者，流亡者，他是这位秦家骢先生的父亲，秦联奎。他是一个大律师，上海滩的大律师，然后也像他的朋友杜月笙这些人一样，以香港为暂时居所，当然了我想他可能不会听Nat King Cole的歌可能当时，他在香港的最后十年里始终生活在某种死亡渐渐逼近，充满惴惴不安的情感里面，而Frank Ching把他父亲这种感受特别准确地描绘出来。这是一种追忆式的描绘，因为他是秦联奎先生最小的儿子，秦联奎生他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少。通过寻找旧报纸，然后各种历史资料，秦家骢先生慢慢地拼凑出一副父亲的形象：那一个身居晚清与民国转折时期的人，他在动荡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然后又因为政权的转换失去了一切，他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又爱又紧张的关系，和家人和孩子之间那种疏离感。我想只有那代人，那代人包括子女很多，有各种社会动荡，好像更容易理解这种父子关系。

今天的视角是秦先生对他父亲的描述和判断，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很准确。而且当一个人看待自己熟悉的人的时候，通常是当这个人离去了，或者距离很远的时候，他才能发现他身上的矛盾性，本质所在，或者矛盾内在的某种和谐。

他说：“回顾过去的事情，现在我能以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父亲了。我想，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他对朋友很忠诚，但却忽视了最亲近的家人；他极其注重原则，但又足够现实地避开了一切政治纠葛；他是一个敢于蔑视传统的浪漫主义者，但对待他心爱的女人却很残忍；他是一位卓越的律师，在中国历史的动乱年代里在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他性格上的弱点，尤其是沉迷于投机和赌博，又使他为时事所左右，而没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我觉得秦先生把他的父亲，包括他的父亲那代人所代表的那种矛盾性，那种个人和时代相处的那种方式，描述得精确而动人。先来读Frank Ching对他的父亲的描述，非常的动人和节制。

［阅读节选］

      两年前，港九马路上常见一位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老人，他身着唐装，头戴毡帽，手里提个藤箧，踽踽独行，神情落寞，这便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大律师秦待时先生。

       这是 1960年刊登在香港《春秋》杂志上的一段文字，准确地描述了我所知道的父亲形象。他是一个古怪、忧郁、多病、爱发脾气的人，到了晚年还有多疑的毛病。我了解的几乎只有他性格的这一面，必然也是我记得最清晰的一面。我出生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虽然大家说他在我小的时候很溺爱我，但是我对他唯一清楚的记忆，却是一个很少跟自己的孩子说话，甚至连他们有没有上学也不知道的老人。占据这个老人全部思想的，是他对自己的众多身体疾病和暗暗逼近的死亡阴影的猜疑和恐惧。

       不过，就像杂志文章所展现的，我的父亲远远不只是我所看到的那个苍白的影子。该文作者形容父亲说：“秦律师是位聪明绝顶的人，又极富正义感。中国司法界自有律师制度以来，他领到的律师执照是第七号，牌子最老。

       我的父亲在1959年1月去世，过了二十多年，我才开始把他的生平拼凑出来。我的资讯大多来自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可是，因为父亲比母亲大了二十七岁，所以他的早年生活有很多连她也不知道。后来，主要是通过阅读 1912年开始的旧报纸，我才终于填补上了空白。

       秦联奎，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初四日，出生地可能是在杭州。他是祖父第七个、也是最小的孩子。因为祖父曾在浙江的不同地区工作，父亲从小就能够流利地说杭州话和温州话。尽管他的老家是无锡，但他从未在那里住过，所以不会说无锡话。

       祖父的前五个孩子（佩兰、佩蘅、佩芝、佩蘩、佩琼）都是女儿，因而后来出生的两个儿子（联元、联奎）尤其得到父母钟爱。全家旅行的时候，两个男孩要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船上，以便万一发生不幸，他们中的一个还能生存下来，赓续秦家的香火。祖母总是把伯父打扮成书生，把父亲打扮成军人。当父亲还是个孩子时，祖母就训练他在鞋上绑了重物去爬山，为的是重物去掉之后他能够健步如飞，轻易地超过别人。这个习惯父亲差不多一直保持到了晚年。他经常挥动手杖，沿香港的人行道坚定地走着，借此来减轻折磨他的腹部疼痛。

       父亲是在祖母的监督下接受早期教育的。她不仅教他经史子集，还教他武术。但是在父亲九岁那一年，祖母去世了。从那时候起，比他大十七岁的大姐佩兰管家，成了他的代理母亲。不过在几个姐姐当中，他最亲近的是五姐佩琼，大家都说她是祖父的女儿当中最能干的一个。

       父亲十几岁时，祖父就开始为他追随自己的脚步、在朝中为官而铺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祖父给他捐了各种官衔，又把他送到新成立的浙江法政学堂去读书。清廷设立这种新式学堂是为了培养一批现代法律人才，将来到新式法庭里任职。

       在浙江法政学堂里，父亲结识了他政治上的导师许大夫。许大夫是一个秘密反清社团的成员，也是父亲的一位老师的兄长。通过他，父亲得以与浙江的政治活动分子密切来往，甚至瞒着祖父把因煽动叛乱罪而被通缉的革命党人藏匿在祖父家里。正因为如此，父亲很早就和被尊为现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建立了极好的关系。

       在那所三年制的学堂里，父亲学习了伦理学、大清律法、中外立法史、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商法、司法程序、国际法和监狱管理，并取得律师文凭。此外，他还在法理学方向获得了一个独立学位。他于 1912年1月毕业。

       同月，孙中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南京为临时首都。同时，清廷在北京与南方代表协商宣统皇帝退位的条件。次月，条件终于谈妥。

       清朝垮台的时候，恰好中国的司法制度正试图革新，并与西方民主国家进一步接轨。父亲作为律师在上海开业。这座世界性的都市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存在，所以局势特别复杂。当时上海大约有二百万居民，其中只有一半多一点接受中国当局统治，其余都是外国人。列强通过与清廷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治外法权的概念强加给中国。在上海的中心，即 19世纪 60年代英、美租界合并形成的“公共租界”，主要由英、美、日等国的驻沪领事治理。此外，法国在上海有它自己的租界，称为“法租界”。中国政府的统治只存在于上海华界及其邻近各县。这当然刺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但是由于外国人管辖的区域比上海其他地方治理得好得多，许多中国人更愿意住在租界里。

       父亲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开了业。1912年3月27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启事，宣告了年仅二十五岁的秦联奎律师的出现。这则启事每隔一天在报纸内页登出一次，连续刊登了两个星期。两个月后，一条内容相似、用黑体字排印的启事出现在头版上，连续刊登了一星期。

       刚才读的是Frank的父亲年轻时的成长，他面对了清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他在那个时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律师之一。

       现在我读到他晚年流亡在香港，看到身体日渐衰弱，充满了迟疑和恐惧的时刻。

       20世纪50年代初，家姨和家嗣都离开了香港，家姨去了美国，家嗣去了法国。就我当时所能看到的情况来说，父亲对这些事并不上心。家嗣启程去法国之前，他们给父亲一个“法”字请他拆字。“法”，可以指法律，也可以指法国，但父亲看了这个字一眼，就说：“噢，你要去外国。”他解释说，“法”字左边偏旁是“水”，右边的“去”字指出行，合在一起就是说，家嗣要漂洋过海去别的国家。这种分析真神秘，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哥哥临行前，父亲对他说，如果他取个外国老婆，父亲不会介意。后来，哥哥确实这样做了。

       母亲既要工作挣钱养家，又要料理家中的大小一切问题。有一次，因为我的功课不好，她气恼地把我拽到父亲面前，向他抱怨说我偷懒。父亲气极了，当即脱下一只鞋子，拿它扇我耳光，母亲赶忙制止了他，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让他过问过孩子的教育。

       这并不是说父亲完全不关心我们。有一天，他看到我和嘉德在房子外面溜冰，对我们说这很危险，让我们不要再溜了。还有一次，我过生日，他邀了几位朋友在饭店里吃饭，虽然是他付账的，但他告诉客人们是我请的客。他一想到他最小的儿子已经长大，能请他吃饭了，就十分高兴。

       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现在随着意志日益消沉，健康随之恶化。他的视力减退，听力也变差了，他最严重的毛病是肚子痛，但他不肯去看医生，因为他迷信医生会诊断出是癌症。在很多年里，他一直抱着一个热水袋来止疼，以至于他肚子上的皮肤到最后都变成了黑色。

      他年纪大以后经常便秘，必须要走很长的路来帮助消化。他还非常怕光，在他的要求下我把他房里所有的玻璃窗都漆成了绿色，但他还是抱怨光线太强。最后我不得不把所有窗户都用木板钉上，使他的房间即便在白天也是漆黑一片的，他只靠一盏小台灯照明。这盏台灯点着一只五瓦的灯泡，上面覆盖着深绿色的灯罩。以便露出像针尖似的一点光亮。

       他那间总是漆黑和肮脏的房间成了老鼠的避风港，尤其还因为他总是到处搁食物，由于父亲出生在鼠年，他不肯加害于他们。有一次趁他出门，我到他的房间里查看，搬动了家具，始终找不到老鼠的踪影，我坐在床上思索，立即听到了很想的吱吱声，这才发现原来老鼠把父亲的床当成了它们的家，就在床底下搭了窝。父亲终于决定要对付老鼠了，他说他和它们势不两立。我在他的房里放了老鼠夹，夜里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可惜夹住的是我们家的猫。

       父亲的精神状况恶化的比他的身体还要糟糕，他患上了被害妄想症，老要猜疑别人，尤其是对母亲，总说母亲企图害死他。他伸直怀疑我，有一天夜里，我和住在楼上的一个男孩玩手电筒，父亲说我在给什么人打暗号，叫放毒气。他说，只是因为他整夜坐着，并用橘子皮放在鼻子上当防毒面具，他才活了下来。

       像他这样娶了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太太，本来就容易嫉妒。现在，父亲觉得自己老了，没有用了，便常常指责母亲想弄死他，这样她就可以嫁给别人。最后，母亲说如果他那样怀疑，那他们最好离婚，她也没有理由要害死他了。起先，父亲极力反对，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坚持要亲自起草离婚文件，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文件起草好，父亲和母亲就认为他们已经离婚了，并没有走法律程序。离婚实际上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父亲从来都住在自己的房间，离婚前是这样，离婚后也是这样。

       他通常睡到中午才起床，让嘉德给他念天气预报，然后出去做他的保健散步，经常要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才回来。就是晚间散步的时候，他也撑着伞，来遮挡路灯的光。有很长一段时间，加肖的丈夫吴厚远天天陪他散步，搀扶他爬坡，上台阶，后来加肖的女儿Linda接替来她父亲的工作，因为她父亲也老了，衰弱了。

       有一天，我提出由我陪父亲去散步，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停了下来，在他常去的一家饭馆吃午饭，期间，我唯一一次和父亲就我将来的职业进行了交谈。因为他是律师，我鼓起勇气问他：“爸爸，你觉得我应该当律师吗？”他马上回答说：“不不，你一定要很精明才能当上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