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 Vol.7 返乡

［本期音乐］

1.《东方红》合唱队 

2.La Chanson Pour Anna - Paul Mauriat

［本期书目］

［知远口述］

       各位好，我是许知远。这是一档由单向空间出品，在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一档音频节目，单读。在这里，我想和各位一起，逃离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来谈论一本关于一个人如何去追寻自己的家族的书。先来听一首《东方红》。

       一位叫“Jusky0606”的听众说，他说：“我原来是很认同你随遇而安，或者说不那么慌张的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在这样奋进的时代和城市，有些怀疑。我想你觉得，闲适和懒散的界限在哪里，或者你怎样评价懒惰？你觉得整日沉浸在一种迷人的感伤情绪中，而不去做现实的努力，这样真的好吗？”我都不知道你的印象哪来的，我非常勤奋地在给你传达这些感伤的情绪啊，他难道是懒散带来的吗？而且可能这样的提问也特别显示出我们一代一代所受的思维的训练的缺陷，认为事物只有一面，或者是只有一端。如果你在此刻表现出懒散，你就一定是不勤奋的，或者说如果你有感伤，你就一定是非常无力的。这两者之间不是这样的对立和冲突的，所有的人，所有的情感都是非常混杂和复合的。中间非常重要的那种秩序感，分寸感，界限感，是需要你花很多的精力思考，来去寻求和探测的。仅仅的忙碌不会带来效率，仅仅的发呆也不会带来思考上的成熟和精进。他们之间一直是并存的关系。所以不要被这个时代这种愚蠢的二分法所误导，我觉得我的唯一的建议就是尽可能体验生活的各种可能，一种奋进，一种雄心勃勃当然是好的，但另一种闲散，另一种想象和一种放空也是同样美好的，他们必须要并存才能够意识到对方之重要。

       听到了这首充满时代感觉的歌曲，也让我有点恍如隔世。我觉得只有很小的时候听到过这首歌，我觉得那是革命时代的晚期。当然我对这首歌蕴涵的很多东西颇有保留，它也完全和我过去分享过的音乐截然不同，想起它完全是因为这本书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这位作者Frank Ching，秦家骢，也是我的一个故人，好像我们有十年没见过的一个朋友。他是《华尔街日报》最早驻中国记者，应该是1979年，他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洛杉矶时报》，其它三个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西方驻华记者。他也是我最早阅读的columnist，专栏作家之一。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去买过期的《远东经济评论》，这本杂志早就停刊了，叫《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它是base在香港的面对亚洲事务的一份英文杂志。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作者叫Frank Ching嘛，在里面写个column叫“Eye On Asian”，应该就观察亚洲嘛，它里面评论李光耀，评论中国事务。我记得我当时也看不太懂，但是很喜欢翻那一页，因为他突然好像给我描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亚洲的各种事务，一个世界，所以我就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十年之后会成为他的朋友，会在香港，在北京一起喝茶，一起吃饭，然后听他讲各种故事。

       Frank Ching实际上，当然我很少会用他的中文名字秦家骢，他好像也不太用中文来写东西，基本都是英文写作。他在华人的新闻世界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New York Times》最早的华人编辑之一，我想好像在里面负责它的一些外交新闻的编辑工作，后来去了《华尔街日报》，后来又去了《远东经济评论》，《南华早报》，好像都待过。他也曾经常年在香港的 Pearl TV 吧，明珠台，做一个英文的talk show节目。但之后，我意识到，除了他的那些评论文章外，他还写过一本很有趣的书，关于他们的家族。他姓秦嘛，他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宋代的那位伟大的词人秦观，秦少游，是一位风流倜傥的作词人，也是苏轼的仰慕者之一。就他花了大概整整五年时间，去追溯他的家族历史。因为他是在香港度过的童年时期，接着又前往美国读书，所以他是非常典型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海外华人，他们都被一种强烈的无根感所困扰，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任何地方。所以追寻自己的这个秦家的历史，好像成了他寻找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昨天我在逛书店的时候，无意中在书店里看到了这本《Ancestors: The Story of China Told Through the Lives of anExtraordinary Family》讲他们秦家的故事，他的一个最新的中译版，《祖先》，是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所出版的，包装要比之前的版本要漂亮很多，然后我就拿来。因为很多年前看过英文版，翻过几页，好像没有读完，结果看到这个中文版的时候，一口气读了有两百页。

       当然也想起多年未见的Frank的样子，他的太太胡女士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们都是在香港转型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在七十年代，是香港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改革者的象征。就在读到序的时候我就非常深深的被打动，然后Frank讲起他在香港成长的过程，第一次回到内地回到大陆，是1973年，想去寻访家人的旅程，当然他的第一段旅程，就要从香港到罗湖，从罗湖到广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旅程。然后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在结束的时候，列车就照例会放起东方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是当时的西方人，海外华侨，所有的外来者，进入中国的一个必要的而且非常难忘的经验。这样的音乐是当时中国试图给外界呈现的样子，但事实上真正的中国生活是非常的压抑，悲惨，而Frank马上就会发现这一点。

       然后这本书因为太厚了，而且出于对故人的感受我们会讲两集，今天我先读的是它的序言部分，在下一次我会谈论他的父亲，包括他见到自己的流落在上海的家人时的感受，是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七十年代画卷的描述。另一个视角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对话，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分析，这应该是他的父亲，因为Frank的父亲是一个大律师在上海，然后流落到香港，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然后他的朋友杜月笙也在香港。然后当时章士钊，是当时上海的另一个有名人物，当时留在了北京，他受毛泽东派遣，毛泽东或者周恩来派遣，去说服杜月笙回到内地，因为当时新中国希望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名人，请回到新中国，以增强他们的合法性。结果在香港，章士钊和杜月笙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杜月笙说：“章先生是决定在北平定居了，是吧？”

章士钊说：“是的。”

杜接着问：“章先生是否照旧挂牌做律师？”

章士钊说：“这个，诚然，共产党执政下是用不到律师的，我不能再挂牌，不过”

杜打断了他：“章先生既然不能再做律师，那你有什么计划？是否想改行做做生意？”

章士钊说，“做生意嘛，只怕共产党的制度也不容许。不过毛主席当面告诉过我，我在内地一切由他负责。有了毛主席这句话，个人的生活种种，那还用得着担心嘛。”

杜月笙说：“哈哈，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非常妙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民国人对于时代变迁的复杂情绪。包括杜月笙的某种特别的穿透力。

       今天我来读这本书的引言部分。

［阅读节选］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1946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海的客轮上，透过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中国的孩子大都成长在祖父母、叔伯姑婶、堂表兄弟等家族亲属的环境之中，而我却离乡背井，游离于他们之外。我父亲有三房妾室，当时只有我母亲一房的儿女住在香港，而我父亲的其他子女则留在内地。所以一直到我长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父亲秦联奎，生于1888年（清德宗光绪十四年），比毛泽东大五岁，比蒋介石小一岁。他成长在政治与社会的动荡时朗，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被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时按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位苏州姑娘曹月恒。他俩养育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但在当时，合乎礼法的婚配应该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而且一夫多妻又是相当普遍的亊，所以我父亲在和他的苏州美人成亲之后，娶了一房正室，名叫许佩华，是他昔日恩师的妹妹。成亲以前，他从未见过她。他的一个姐姐曾经代表男家去相亲，形容她“颇有姿色"。但是拜堂过后，当他掀起新娘的红盖头时，却看见一个长了一对小眯缝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于是没过多久，他便又回到他的初恋美人身边，而他的正室只好独守空房了。

       我上的是一所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和香港其他这类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孩子培养成英国绅士。我们手里摇的是英国国棋，心里仰慕的是大英帝国的荣耀，学着计算的是英镑、先令和便士。当中国的孩子们受着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余进行斗争的教育时，我却在中国的大门口、在遭到英国管辖的这片上地上，学习着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世界已经缩小到四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个生病、爱吵架，我称之为父亲的老人；一个经常与他拌嘴，比他年轻很多、性格刚强的女人——我母亲：还有与我年龄最接近的姐姐家德（Priscilla）和我。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个脾气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经是中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并且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选择了贫困、流亡的生活。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决定既不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也不拥护毛泽东的共产党，于是他关闭了上海的律师事务所，自愿流亡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父亲在香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从事英国的法律事务，病情日益严重，性格也日益孤僻。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一幢三层楼的租凭房屋里，与另一家合用—个厨房。虽然我们家安装了抽水马桶，但我还淸楚地记得运粪工人的吆喝声。他们每晚都会来收集邻居厕所中的粪便。我们的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店民一样讲广东话，我们却只会讲上海话。所以，虽然我出生在香港，却没有这个城市的归属感。这种疏离的感觉随着我们家日渐贫困而日益加重着。我们学校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需按月缴纳。每个月老师都会当着全班的面读出每个孩了所交的数目，我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我比别的孩子交得少。

       我渴望舒适、安全和我从未体会过的故土乡情。当时我并不自觉，实际上我早已开始了我这长达几十年的对我们家族的历史细节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理解到这是一种遵循中国优秀传统的行为。因为在中国人之间，—个最苛刻的评语就是说某一个人“忘本”。

       我十九岁时离开香港到了美国，但在我的新居中，相同的疏离感时刻侵袭着我。我知道驱走这种魔障的唯一办法是探寻自己的根，而我的根埋藏在中国的大地上。

       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解冻，我才决定回到中国，与那些我没听说过名宇、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我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属相认。          我到加拿大渥太华新建的中国使馆去申请签证，尽管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请入境的，但是由于我当时在《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的国外新闻部工作，因而使馆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请，他们告诉我这项申请需要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批准。后来，我飞到香港，向中国政府在港代理机构中国旅行社陈情，提出我有作为“同胞”访华的权利。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按照中国的看法，尽管香港由英国管辖，它仍是中国的领土。同胞的身份和外国人不一样，同胞不需要入境签证，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不过是从国土上的一处迁到另一处而已。几番交涉之后，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得到了一封“回乡介绍信”。

       1973年8月1日，我登上了一列经香港边界罗湖镇开往内地的老式柴油火车。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平静沉稳、穿戴讲究的男男女女，包括外国人和华侨上了头等车厢。因为我是本国同胞，中国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了三等车厢。这里的男男女女上车时推推搡搡，把行李和孩子从窗口递进去，他们通常也跟者爬进去，因为狭窄的车厢口已经被堵死了。许多人都挑着扁担，上面晃荡着活鸡、食品篮和其他各种送给内地亲友的礼品，连站台上也很少有能站着的地方。我从人群中挤进去，在车厢口最下面的一级阶梯上站住脚，紧紧抓住把手，以免掉下去。就这样，我随着隆隆的火车缓慢地驶向内地。

       在边界，我们跨过了一座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内地分割开的破木桥，一边飘扬着英国国旗，另一边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跨过这座桥之后，所有乘客就被带到一间大棚屋里接受移民与海关官员的询查。

        盘问我的那个人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背景、工作、亲属和朋友。他让我掏出里的所有东西。我的一个口袋里装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几个人的名片，盘问我的人对他们所有人都极其关切。他也问及有关我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情况。对于我的回答，他全部记了下来。然后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将同样的问题从头再问了一遍。于是这场盘问又进行了一个小时。

       最后，他终于认定我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允许我通过了海关，但我带的一些香港报纸却被没收了。

       和我从香港到边界的经历相比，前往广州的旅途是愉快的。这次我坐上了中国唯一一列装有空调的火车。它行驶于深圳与广州之间，专为外国人而设。我坐在舒适的软座上，浏览着广东省内的绿色田野滚滚而过。扩音器里播放着《东方红》的曲调。这首赞美毛泽东的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分流行。

       当火车最终驶进广州站时，扩音器里还传出了感谢乘客协助列车工作人员胜利完成他们工作任务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