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讲 | 春秋从美开始——诗的中国及其风雅

西周人不仅用战车，还会用吟诗来运载他们的理想国。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

我们常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可《诗经》的精髓并不是这一句话就能概括的，我们要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中体味先民的欣喜和恐惧，因为饥饿的人会赞美食物，而劳作的人会倾诉劳作的辛苦。

《诗经》有两个来源，一是到乡野采诗，二是在朝堂上献诗，分“风”“雅”“颂”三部分。

我们的先民对于诗，似乎很早就认定，诗不是用来表达幸福的，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用来诉说愁苦的，有悲情才能叫诗。人民有怨情，用诗来倾诉，这是一种多么优雅的倾诉啊。

古代设采诗官，政府就会招聘没有子女的六十岁以上的男子、五十岁以上的女子，由官府供给衣食，让他们在路上摇着木柄金铃一路走，与人交流，在民间采集诗歌，倾听百姓通过诗歌诉说的怨恨与愁苦。君王和官府人员足不出户便尽知天下疾苦，这大概就是西周落实“天听自我民听”的一项具体措施吧。当上天听到的都是来自百姓的声音时，采诗就具有搜集民意的意义，君王从诗里，倾听百姓的心声，就是“天听自我民听”，也是十五国风的由来。

《诗经》还有一个来源，庙堂之上，天子听政，公卿、士大夫要献诗，内容有歌颂功德，也有提出施政方针、意见的。政治风雅如诗，柔软了其刚性的一面，所以《诗经》中便有了《大雅》《小雅》，还有颂，“颂”是庄严的祭祖歌，这样风雅颂就全了。

古希腊史诗《荷马史诗》是以荷马个人命名的，而《诗经》如“国风”，则是在各自的封国中流行；荷马独唱，而诗经则是百人、千人传唱或大合唱，唱着《风》《雅》《颂》，形成诗的中国精神。

司马迁说，古诗素材原有三千余篇，经孔子编订后，只保留了三百零五篇。孔子编订时，是用他的周礼价值观选择的，不合周礼的就不要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吟咏诗篇时，是边弹边唱的，所以叫“弦歌之”，那时还保留了诗本来的传唱形式。三千年前，就有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传唱，这是何等壮观和风雅！

当然，孔子歌诗时只剩三百多篇了。儒家原本有六经，现存五经，其中《乐经》失传了，《诗经》传下来了——配诗而唱的乐失传了。孔子给颂诗配宗庙祭祀音乐，给雅诗配宫廷礼仪音乐，给风诗配各国流行音乐。

歌诗，分“徒歌”与“弦歌”，“徒歌”是清唱，“弦歌”有乐曲伴奏。仅十五国风，弦诗起来想必浩荡壮丽！

“风”还有“讽”的意思。在那个时代，讽是将人内心的怨恨都“讽”出来，但要有节制，也就是“礼节”——用礼来节制，具体就是要“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所以说，“讽刺”，并非审丑，而是审美，“讽刺”也叫“美刺”。用诗的节奏和修辞来讽刺哀怨的对象，是美美的讽刺吧。

春秋时，吟诗更盛。有“不学诗，无以言”的时尚。表达个人情绪要吟诗，表达国家意志也要吟诗，“先礼后兵”的“先礼”，那时就是通过吟诗来办外交的。

春秋时期，一个好的外交家，要能在不同场合，吟出与之相应的诗，要恰如其分地用诗礼来引导国际政治，维护国际秩序，有时，战争与和平，就取决于一两句恰如其分的诗。

一诗泯恩仇，一诗起干戈，春秋人就这样把国家政治纳入诗的风雅，风化天下。十五国地域，诗风浩浩荡荡席卷，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

十五国风，开篇就是《周南》和《召南》。南，是由钟镈类的古代乐器变成的乐曲名，也是后来的“南音”，音流失后，词还在，就叫“南”。

国风里的诗有人民性，因为这部分诗都是从民间采集来的，出身就带有人民性。当然，国风里的诗也有来自王朝国家的礼教精神，因为政府要用礼教精神来教化人民，教导人民遵守道德秩序。人民性并不排斥这一礼教精神，诗，是当时培养人民人格的教科书。诗中君子、淑女，是礼教精神的标志，是当时典型的人格模范，显示了高贵而优美的理性精神的人民性。秦汉大一统后，由于王权绝对化，礼教从此失落了人性精神，也就失去了人民性。如何理解人民性与礼教精神的关系，现在一起来读读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诗。

就是那首朗朗上口的《国风·周南·关雎》篇，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用来比喻君子，鸠比喻淑女，君子与淑女，为战争年代的人，提示了一种人生理想，形成周人的国民性。君子如雎，有“赳赳武夫”的武勇之美，而淑女的美，则在“窈窕”二字，就像“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提示一种婉约到极致的淑女风格。君子对淑女先是爱慕，“寤寐求之”，继而交往，“琴瑟友之”，终于迎娶，“钟鼓乐之”。这一套发自爱情的礼仪，是原始的礼教精神。君子开疆拓土，淑女安家宜室，国家战略也就转化为人生理想。从男女到夫妇，人生因礼教精神而组成家庭；君子与淑女，作为立国之本，而“家庭”则成了西周文化。这便是“正夫妇”而教化天下的伦理精神，五伦中的夫妇之伦。

与《周南》的温柔敦厚相反，《国风》里的“卫风”反映了卫国人对那种如火烈烈的感性宣泄的“美刺”。国风里的《邶风》《墉风》《卫风》，“三风”合一，有诗三十九首，三地都在当年殷纣王的朝歌的王畿之内，统称卫风。卫国继承殷商遗产，卫诗也就有了殷商遗风，宣泄感性与情欲，如纣王在朝歌的鹿台上飙歌，诗风里徜徉悲剧的幽灵。这幽灵就在《邶风》的一首诗里，这首诗叫《二子乘舟》。诗是以一个保姆的口吻吟诵的：

二子乘舟，随风飘荡，哥俩情深，同去远方，惦念二子，我好心慌。

二子乘舟，随波逐流，哥俩同去，不见归舟，惦念二子，我好担忧。

卫风里有一种“忧”，那是经历了纣王劫难、武庚作乱的“忧”，虽然“忧”是一种普世的情绪，人人皆有，但经历了历史巨变的“忧”，体验是不一样的，这体验终于在悲剧里爆发了！

这位老保姆在忧什么呢？ 

故事百转千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找故事的上集——《新台》这首诗。

而本集故事的主人是一位王子，名字叫伋，内心十分优美，充满了孝与悌的光辉。当父亲抢走了他的未婚妻齐宣姜时，对于王子来说，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可是孝是天命，他必须默默服从；当宣姜生下自己的儿子时，就想害死太子——王子伋，立她亲生的儿子寿为太子，她鼓动卫宣公派伋出使齐，她要在半路上设置埋伏，然后把伋杀死。弟弟寿得知这一阴谋，便立即告知兄长伋，可伋宁死也不肯逃往他国。当兄长伋要乘船出使齐国时，弟弟寿只好用酒把伋灌醉，自己另坐一只船，打着使者的旗帜，前往齐国，中途被埋伏者杀害了，寿替兄长伋而死。伋醒大悲，立即乘船追去，亦被埋伏杀死。兄弟俩都死了。

在这样一出王子的悲剧里，感人肺腑的，不是哈姆雷特式的忧郁的爱情和孝行，也不是阿喀琉斯那刻骨铭心的友谊，而是中国传统的兄弟间的那一份情义，这份情义就是悌。他们用青春的生命去擦拭那刚刚被启蒙的孝悌之礼教精神，用蓬勃的朝阳为黑暗献祭。

教化是有效的，王子用献祭换来卫人对礼教精神的尊重。不过，卫国人是固执的，他们固守他们表达情绪的浓烈风格，即使要行礼制，也不那么讲究礼仪，而常常是恶语相向，那语言的暴力，简直所向披靡，如《相鼠》一诗，就是骂人诗，骂不懂礼的人。“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一腔义愤，破口而出。不懂礼仪，不如死掉；贪得无厌，不如死掉；没有礼，何不快点去死呢？——一连串骂人的话。这就是卫风。卫风中，呈现着情欲与礼仪互搏的痕迹。

至于宣姜这位作女，在故事的下集《墉风·墙有茨》里也露面了，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查找。

《诗经·大雅》里载入一位特别的诗人，叫召公虎。他运气不太好，辅佐的是昏庸的周厉王。厉王弭谤，禁止人民议论国政，召公虎进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不允许百姓议政，危害之大如大水决堤。他这样说当然不是主张自由，因为自由是个人权利，而他是从国家的利害角度来说的。不光是他，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没有人从个人权利的角度主张自由，可他却在两千八百多年前，将压迫言论的危害性指出来了，当然他是在为王权着想。可厉王不听劝，还变本加厉用特务和暴政来监控言论，百姓受不了了，所谓“道路以目”，用目光打招呼，不敢说话。终于，国人暴动，厉王逃走。召公把太子靖藏在自己家里，国人包围召公的家，要他交出太子，他却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了。在没有王的这段时间里，他还与周定公“共和行政”，使政权过渡平稳。

可以说，他是继周公之后又一位西周的伟大人物，周公行政尚有“三监叛乱”，召公虎以“共和行政”克服了周朝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厉王去世，召公结束“共和行政”，拥立太子靖，就是周宣王。宣王又派召公发动南征，西周史上的“宣王中兴”便是这段历史。

召公虎还是一位诗人，《诗经·大雅》中的《江汉》就出自召公，讲了召公讨伐淮夷，兵临江汉流域，平定淮夷有功。周宣王命他远征到南海边去，夸赞他像先祖一般英勇，赐他礼器、美酒、土地，召公虎在这首诗中谢恩。这首诗里有两大景观。自然景观为江汉水，表明了召公看到的汉水滔滔的景象，也表明西周人南征北战已经打到了长江流域。人文景观是武夫。因此诗句是“江汉浮浮，武夫滔滔”。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春秋从美开始——诗的中国及其风雅”。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聊聊“锦绣江山与美的儿女”，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