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讲 | 春秋无常里的诗与礼

上一集我们讲到，当江南吴国的锦绣人物延陵季子到中原拜会各国显赫和实力派政界名士时，春秋时期的中原人却已经很少有人还懂传统的诗书礼乐了，人们对世事无常更感兴趣，因为只有世事无常，才会提供很多机会，

春秋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礼崩乐坏。春秋时的人们不懂周礼，更谈不上遵循周礼了。从尊礼到礼崩乐坏，这个转折还要从申侯说起。

申侯，就是周幽王的岳父，申王后的父亲，周平王的外公。申侯还是伯夷的后代。当年伯夷、叔齐两兄弟反对武王伐纣，他们的理由就是，帽子再脏，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漂亮，也必须穿在脚下。总之，地位居于下者，就不能犯上作乱。这样的论调，显然不符合“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主旋律，这两兄弟在一个“革命”事业蓬勃兴起的时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反革命”。武王不理他们，伯夷、叔齐两兄弟一气之下跑到首阳山里，不食周粟，采薇度日。后来听人说，连山上的野草都是周家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二人竟绝食而死。

这两人不是有一点迂，而是迂过了头，大自然是上天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不是谁家的，当然他们当时想不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迂到革命来临时，不许他人革命，成了“反革命”，这就是他们的不识时务了。可他们的气节还在，不服不行，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成了名人。而他们的子孙呢，则来了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接受了周王的分封，还学会了犯上作乱。

西周初年，申国原本在今天陕西和山西之间，周宣王南征，进入汉水流域，占了南阳盆地，又封申侯于南阳。再后来，申侯家的女儿做了周幽王的王后，而周幽王却宠爱褒姒，废了申王后，申王后的娘家申侯就收留了外孙太子宜臼，并发誓要替女儿申王后报仇。

可申侯早已大不如祖先了，他既不仿效祖先效忠当朝君王，又不敢学武王革命，没底线的他却借用西北周边的犬戎来作乱、入侵西周王畿。

没想到作乱也会遗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作乱的基因只传男不传女。申侯家不光男子作乱，女子也作乱。

在春秋故事里，有一段叫“郑伯克段于鄢”，讲的是公元前722年，郑庄公和他的亲弟弟共叔段为了争夺国君之位而骨肉相残的故事。在这场亲兄弟的肉搏中，他们的母亲武姜是个关键人物。

武姜就是申国国君的女儿，是《左传》开篇提到的“作女”。当年她嫁给郑武公，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寤生，小儿子共叔段。长子出生时，不是头先出来，而是脚先出来，惊着了母亲，这在当时是“倒行逆施”“大逆不道”，因此母亲讨厌他，给他起名叫“寤生”，意思是倒着生出来的逆子。武姜对兄弟俩厚此薄彼，溺爱小儿子共叔段，甚至请求郑武公废长立幼，想废长子、扶持共叔段做国君。郑武公没答应。后来长子寤生即国君之位，是为郑庄公。

在母亲的干预和支持下，弟弟共叔段不甘示弱，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仅从哥哥那里得到了地域大于国都的封城，就是今天的河南荥阳，作为自己的封地，还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几近掌握郑国的半壁江山。这时，羽翼丰满的共叔段想要袭击都城了，他要把哥哥赶下台，自己做国君，母亲也支持他，打算自己做内应给小儿子打开城门。结果，兄弟一战，庄公打跑了弟弟。庄公深恨母亲，便把母亲安置在城颍，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死便不见面！

誓言虽然狠毒，但终究是母子。郑庄公后悔了，他很想见母亲，可又不能违背誓言，也不能有损一国之君的面子，于是后悔自己发了毒誓。大臣颍考叔听说了这事，就来进谏。庄公赐给他肉，他舍不得吃。庄公问他为什么不吃，他回答：请允许我带回去给母亲吃。庄公听了叹息道，你有母亲可以孝敬，而我却没有啊！我说了那样的话，现在好后悔，真不知该怎么办啊……颍考叔就说，您不要担忧，如果挖一条地道相见，谁会说您食言？

郑庄公听了他的话，挖了一条很深的地道，看着地下水也冒出来了，然后跑去与母亲相见，还在地道里赋诗：深深的地道中，“其乐也融融”！武姜与儿子在地道相见后，也很快乐，说：从地道里出来，“其乐也泄泄”！母与子就这样和好了。当时的君子们都夸颍考叔，说他纯孝，能爱母亲进而影响到庄公。

春秋之乱，始于小人，而解决治乱的根本，在那时是伦理精神，即提倡孝悌精神。礼崩乐坏了，人心里还有诗，祖先留下的诗还在，驻扎于人的内心，这就是美属于永恒，纷纷扰扰的春秋时期，充满了诗语。诗把我们带到内心，用爱克服政治阴沉；诗把我们带回本性，从人本性中放出孝的光明。诗体现了永恒精神。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回到内心谈何容易。诗是我们回到内心的桥梁。

当时，有个最懂诗的人，既不在周礼保存最好的鲁国，也不在中原，而是太湖边的季札。

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来到周礼的核心国鲁国，想欣赏周朝的歌舞。鲁襄公让乐工唱《周南》《召南》之诗，季札听了之后说，美啊！这是周朝“王化”的奠基，但“王化”还没有完成，人民勤劳而无怨声。乐工为他唱《邶》《墉》《卫》之诗，他说：好深沉的美啊！虽有忧虑，却很从容啊，我听说卫康叔、武公就是这样的，这是《卫风》吧？乐工为他舞《大夏》，他说：美啊！牺牲自己，从不自诩，从不标榜这就是禹。诸如此类，季札都可以准确地说出歌舞背后的意涵和智慧。

有了政治智慧，季札才有这样的体会，有了文化素养，政治才有这样的品位。野蛮的政治，有还不如没有，因此，政治要文化化，一如春秋季札。不过，也不能太文化而忘了政治，所以，文化还要政治化，要关心政治。中原人曾以为吴国是个野蛮国家，可吴公子季札品诗，有一种诗性的政治智慧，他用这种智慧，不仅巡礼了殷周以来的中原文化，还对中原各国的现状及人物都做了评价，且评价十分中肯，一语中的。

季札到齐国见了晏婴，就对他说：“你赶快把封邑和权力都交回去！没有封邑和权力，才能免于灾难。因为齐国的政权就要改变，归属未定，大难临头。”晏子听从了他的话，一家人在随后而来的一场国难中得以幸免。到郑国时，季札见了子产，两人一见如故，互赠礼物。他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太奢侈，大族太多，危难将至，到时候肯定要由你来掌握权力。你执政时要小心谨慎，以礼行事，不然郑国很快就会衰败。”到了晋国，季札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就要归你们三家了。”——正“预言”了日后“三家分晋”。离开晋国时，他对前来送行的卿大夫叔向又做了一番特别的提示，说：“你要注意啊，晋国的政权，就要归那三家了。你太直率，容易招来祸害，从现在开始，你要为自己的安危多考虑。”晏婴、子产、叔向都是春秋时代的贤者，可时代已悄然转变！当无常的厄运落到周天子头上时，礼崩乐坏，他们还能赋诗、吟诗，用诗审美政治。可是，当无常的厄运落到诸侯头上时，他们连诗都作不成了。

活在礼制文明中，人生多半被形式化，因为礼是不变的规矩，规矩很多，规定了每个人都该干什么，对管理者来说，这叫“规范化管理”，排除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让人们活在一个必然性的王国里，日子就比较稳定。日子如果真能都这么过，那当然也不错。可还有天命无常呢？天命无常的根源，其实还在人性里，无常是由于人不满足于自然地活着，按照自然规律活着基本是有常，很少无常，但人偏要从自然循环里跑出来，做自己——无常就来了。

活着，人可以将就，而生活，那就要讲究；活着，服从自然规律，而生活，就得遵循价值规律。人在自然规律下活着，生老病死，皆为自然，并非无常；人在价值规律下生活，就难免无常，生活在是非、利害、荣辱、盈亏、得失、成败、兴亡之中。想用一种国家制度从根本上来克服人生无常，那是乌托邦。因为人难以求全，顾得了成败，顾不了荣辱，能知得失，却未必能明是非。历史中的人，也只能如此了，超越历史的人，还没从历史中出生。只要人还是作为历史而存在，即便人人都是尧、舜，无常照样会来。人之于无常，又怕又爱，爱它给人机遇，提升人的价值，怕它突然一击，被击倒在不确定性里。

完全害怕无常的，是占有了一切的王。当他应有尽有后，当他自以为无所不能后，当他自命为天命的化身后，你想吧，无常，除了对他突然一击，还能给他什么？幽王那把火，就是无常之火，美人那一笑，就是天命无常的笑。只有革命者能爱无常，当文王发现天命无常时，他竟然欣喜若狂。因为他的机会来了。

就在那个春秋世界里，埋伏了多少这样的革命者，期盼天命无常？当无常到来时，人们不喜欢礼而喜欢诗，因为礼有定制，诗无惯例，诗表达人内心的情绪，是无常的出发点。人以礼，而活在礼制文明的有常里；人以诗，而体会天命无常的悲喜。无常已经来了，就要投入无常中去，用理想之光，去照亮无常的行止，在无常中，无为而无不为，诗意地栖居。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就是“春秋无常里的诗与礼”。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聊聊“‘中国’的来历”，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