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 玉制的国家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冬君。很高兴有机会在喜马拉雅和你们交流我和刘刚在《文化的江山》这套书中，提出的一些历史观点，与你们共同分享我们研究历史的心得体会。

前面我们讲了河姆渡人享受了“文明不古国”的幸福生活，天放般的过了两千年，他们自由自在，“拒绝成长”，固守“不发展的自由”。但他们还是消失了，取代他们的是良渚人，良渚人开始了向文明古国迈进的脚步。

文明古国的出现，宣告了权力意志的胜利，人类历史也就随之开始。那么，良渚文化是怎样从文明之初发展出古国端倪？良渚文化的这个古国端倪又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它所呈现的国家形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良渚文化又为国家起源做了哪些准备？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这里要回答的。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得将在史前漫游的目光收回来，找到一个聚焦点。我们把这个焦点定位在围绕太湖流域分布的东南良渚文化遗址群。

从遗址的基本面来看，良渚文化已经站在了国家起源入口处，基本上形成了后来吴越文化的原始格局。其文化分布，跨越钱塘江两岸，兼有杭州湾南北，将原来马家浜与河姆渡两个地区的文化统一起来。很像唐宋之间那个五代的吴越国，但比吴越国更有进取性。

良渚文化的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具有标志性的大型土台，像一座良渚古国的围城。遗址平面是个长方形，东西长约670米，南北长约450米，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地势高出周围农田3-5米。大土台上，又堆筑了三个小型土台，大的，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小的将近5000平方米，再高出大土台台面的2-3米，摆出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架势。

大土台的基座居然是从沼泽里填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土方量？有人估算了一下，认为这座大土台的用土量大约200万立方米。这还只是良渚古城的中心部分。那么整个古城有多大？围绕着莫角山遗址，古城布局方圆，南北长1800-1900 米，东西宽1500-1700米，面积290多万平方米，古城还环绕一个外城，加上这个外城，古城面增至约800万平方米。城墙内外均有河道水系，现已发现6个水城门。建筑这座土城的黄土，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来自良渚文化的外部，应该是良渚以外的部落带着“本土”，来为良渚国服劳役。

我们知道，汉字中的“国”字象形，是一圈墙围起来的城，城中有手握武器戈的士兵。造城之时，便是建“国”之日。而良渚人以“土贡”来造城，就是说，各部落来进贡土，大概是象征献土者的联盟身份，显示了四方献土部落对于“良渚国”的政治认同。因此，我们认为，中华文明的古国源头在良渚古城。而传说中的大禹划九州成一国，则表明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大禹在传说中被分成了“越禹”和“戎禹”两个符号或两种身份，其实是史前人从东南向西北迁徙的文化标志，这也正呼应了良渚玉文化的迁徙路线。

三足鼎立的土台城基，为文明古国的起源做好了准备。良渚古城这样大的规模，应该就是一个“国”的规模，它甚至是我国远古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国”。古城内外，有宫殿和码头，有墓地和祭坛，还有陶器、玉器作坊，这一切都是经过规划的，而且他们各有职能和分工。显然，这是一个通过地缘政治产生的政权，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形成的氏族。有分工，有规划，就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国家跟着也就产生了。据说，当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来到良渚遗址，端坐在莫角山的土墩上，眼望四周，说道：“就是这里！”显然，他就是冲着古代国家起源来说的，他看到了国的城市模样出现了。

除此之外，良渚文化是否还有其他可以作为国家起源的标志呢？这也是我们要在下面回答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有人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完全可以作为古国的依据；也有人说不可以，理由是地下文物虽多，但其实是不同时期的叠压造成的，难以确认它们真实年代。这就需要拿出二重证据法的文字依据来！按照西方古国起源的标准，除了文物，还要有文字。

可除了商代，中国上古文明似乎还拿不出更早的文字依据来。但是，仔细想想，殷商的文字已经很成熟和体系化了，而且不是凭空而来，必然有其渊源。关于文字起源，有人坚持进化论的观点，主张汉字是由陶文符号，逐步发展而来的；也有人站在创世说的立场上，强调汉字是圣人创造出来的。进化论也好，创世说也罢，总之，就在古代国家起源的关键时刻，原始汉字出现了。那么良渚文化有原始文字或符号吗？

答案是肯定的。汉语共同体的出现，不是方言集合的产物，而是刻在陶器和玉器上的符号集合的成果。正是在符号集成的基础上，通过神权和王权的作用，催生出新的汉字，那就是适用于王权统治的汉字官话系统。

我们来看看良渚文化里的陶器纹样和玉器上的符号。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都收藏有良渚文化的玉琮，有的玉琮上刻有“火”形符号，符号下部有人字形，看起来像鸟的翅膀，又像云彩。我们可以将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陶器上的“旦”字，与良渚文化的符号进行比较，发现良渚文化的符号来源，可能来自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原本就有往来的。

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另一件良渚文化的黑陶豆盘上，中间有一对双圆圈符号像“日”字，两边还配饰对称“火”形，这也是由大汶口陶文变化而来的；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的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的合符，合符中“日”字隐于“火”的形状下，露出半壁“日”形，则是大汶口陶文的另一种变异形式。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通过符号契约，是可以达成共识的。这样的符号契约，就是良渚文化同大汶口文化的交往证据。也为良渚文化后来北上准备好了基础，后来良渚文化北迁时，就在苏北新沂花厅遗址与大汶口文化融合，形成了龙山文化。

有了大规模的城和相同的符号，但是若对照西方文明的古代国家起源来看，良渚文化还少了两个文明的重要指标，一个是系统化的文字，一个是青铜器，这两者是古代国家的身份证。从目前的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来看，良渚文化虽然有少量文字，但还够不上“系统化”。不过，如果加上大汶口出土的文字，即使不够系统化，也能看出汉字六法的萌芽了，那就是说开始趋于系统化。

而青铜则是良渚文化的短板。良渚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走出来，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里没有这么个玉器时代，直接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也没有从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的时代，而是发展出石器时代的高级阶段，进入审美与信仰的国度，这就是良渚的玉器时代，所以，玉器时代成了中国文明的标志。

谈到玉，当然有比良渚文化更早的，比如中国北方的红山文化，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但是要说到玉文化，还是良渚人发展更为充分，传播更广泛，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首先形成了一个良渚化的玉器时代。玉器在良渚文化里，显示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文明古国的样式。而“玉器”是我们看到良渚古国的鲜明标志物。

考古人赵辉在《问学之路》里这样说：良渚文化，不仅大墓有玉器，甚至连比较小的墓葬，也经常发现玉器，还有独木棺，甚至陪葬奴仆身上，也要有几块玉饰品，有些玉器虽然不上档次，可能仅仅是几块边角料上打个孔，但整体上良渚社会比较富裕，人民对奢侈品有追求。赵辉说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玉在良渚文化中的普及化程度和玉器所具有的全民属性。不过，玉对于良渚人来说，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浙江余杭反山王陵大墓遗址，在莫角山宫殿王城的西部，这里出土的文物中，玉器占90%，陪葬品类之丰富、玉器之精致为良渚文化之首。“玉琮王”“玉钺王”这些具有权威暗示的珍品，都出自反山大墓内。

反山王陵出土的良渚“琮王”，内圆外方，重量约6500克，外围刻八个头戴大羽冠的神人，神人的脸为倒梯形，骑跨在虎身上，双手扶持虎头，被称为“良渚神徽”。“玉琮王”并非良渚文化遗址中最大的玉琮，但是它因神徽而出名。因为“神徽”一现身，整个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种玉器上，与神徽类似的大小图案，便豁然而解了。玉器是礼器，是传递精神的符号，玉器上有神徽，必然是凝聚良渚人的精神偶像，是良渚人崇拜的神，也见证良渚人的精神生活。

与“玉琮王”一同出土的还有“玉钺王”。玉钺是礼器，象征墓主人拥有军事权威，后来又逐渐演变为王者手中的权杖。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出土量最少，级别也最高，仅极少数的大墓有玉钺陪葬，而且一座墓仅一件。“玉钺王”看上去并不大，但阵容豪华，是唯一一件刻有神徽以及鸟纹的玉钺，神徽和鸟纹与“玉琮王”的神徽与鸟纹为同一个纹饰，可见，它们共同承担了王者身份的象征，以及制度文明的表达。

自易卜生以来，一直有个问题横亘在人类眼前，那就是“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面对史前，我们是否也该问一问：“夏娃出走以后”结果会如何？历史证明了，那就是从伊甸园出走，然后走向文明古国。国家形成的路径虽有多种，但大致有二，一是对内阶级分化以至于革命，一是对外文明冲突以至于战争，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国家形成的两条主要道路。可史前呢？也就是说，在国家起源的源头上，是不是有可能更加多样化呢？莫角山上，那个良渚人的国，其缘起，也许就不是起于阶级分化和对外战争，它也许就是抗洪救灾中出现在东方的诺亚方舟。用了国家起源的眼光来看东方诺亚方舟，它就不光是文明的源头，还是国家的原型。

良渚文化缔造了一个玉制的国家，不仅有玉制的宗教信仰，从代表神权的玉琮、玉璧等神器可见，还有玉制的国家制度，从代表王权的玉钺等利器可见，当然更有玉制的国民身份，正如青铜时代的国家公民必须佩带青铜兵器以表明其国民身份，墓葬中的玉器其实就是良渚人的国民身份证。

好啦，听众朋友们，从土筑的国城到陶器上的符号再到玉器上所表达的国家样式，我们看到了良渚文化的古国端倪。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谈谈“两种太阳神——神的统一性和唯一性”的问题，好，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