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 河姆渡人的幸福指数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冬君。很高兴有机会在喜马拉雅和你们交流我和刘刚在《文化的江山》这套书中，提出的一些历史观点，与你们共同分享我们研究历史的心得体会。

乌尔女神的“故乡”，也许就是《圣经》里说的“伊甸园”。正因为亚当、夏娃的背叛，人类从此失去伊甸园，不得不在失乐园里开始了文明创造，看来文明创造起源于，有那么一点儿不得已的无奈。但人类念念不忘伊甸园，因此，人类创造的文明样式基本以伊甸园为摹本，那是人之初的母国，也是失乐园的理想国。

人之初的文明，并不全然是后来那种人与人之间相争相夺或你争我夺，而是能够较为单纯地面对自然，去实现人对自然的要求，于是，人为万物之灵和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成了人的使命。

七千多年前，东西方，以河姆渡人和苏美尔人为代表，刚好呈现了人类文明的两个原型。两者相较，河姆渡文明似乎更近于伊甸园的原貌，而苏美尔文明则沿着失乐园方向前进。

当河姆渡人向自然争取自由的权利时，苏美尔人则已经开始在人与人之间要求政治权利。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这两个文明，一个还在顺应自然的过程里，去完成自己作为万物之灵的使命，另一个已经在人与人的斗争中，去争取利益最大化。他们各自开启了不同的文明走向，河姆渡人从新石器时代走向玉器时代，另一边的苏美尔人则从新石器时代走向了青铜时代，两个文明分别有了不同的国家起源。

人与人的斗争，是文明发展的催化剂，它的极端形态，就是战争。看历史上的战争，战争可以加速文明的进程，也可以逆转文明的进程，而且往往是野蛮斩杀文明。文明很脆弱，有时候,一场战争的胜负，就能宣判一个文明的生死，野蛮战胜文明，是常有的事。当苏美尔文明倒下时，近东地区和两河流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出现了“历史的时差”，表现为“文明倒挂”。注意：“历史的时差”和“文明的倒挂”用在这里非常恰当。为什么是“文明倒挂”呢？

比如，苏美尔王朝的毁灭者和替代者，虽然攫取了苏美尔文明的成果，但是要达到苏美尔人的文明高度，他们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一些他们够不着的高度文明的成果，或者不适用的，就只能落得被毁灭和遗失的下场。如阿卡德人对苏美尔、罗马对于希腊、日耳曼人对于罗马，满清对于明朝，在它们的初期，都有“文明倒挂”，或历史的时差。这种例子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找找。

同一时期，河姆渡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相比苏美尔文明，河姆渡人的文明进程要从容得多，他们似乎没有高速成长的压力，自然也少了高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文明不适和各种烦恼。不过，虽说河姆渡人的进程没有那么快，但是也不代表他们停滞不前，河姆渡人只是走另一条路罢了。看河姆渡人，他们的视野足够开阔，手艺也相当巧妙，不光能用石锛砍凿圆木，挖成独木舟出海，还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干栏式民居。定居对河姆渡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定居，就是以人的营造法式，将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定居，意味着人有了自主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安身立命了，不但结束了人与动物争抢洞穴的自然状态，而且人从自然循环中独立出来，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由定居形成了家和家族，进而发展成村落、城市，接着有了社会和国家。所以，定居是文明的标志。

河姆渡人以定居的方式，播下了一粒城市文明的种子，但他们还没有城市，后来，我们从良渚文化中，看到那些发掘出来的城市，应该就从河姆渡人的定居开始。

去看同一时期的苏美尔人，他们已经忙于打造城市。城市，无论哪里的城市，都不是伊甸园，而是一个充满了是非、利害、成败、得失的地方，它集中反映了人与人的对立统一的状态。在城市文明里，会出现人口间题，一个城市兴起，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打底子，人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

河姆渡人还没有城市，当然不曾遇到这些烦恼。定居了却又没有城市的烦恼，这幸福指数还不高吗？而且河姆渡人的定居，也并没有固定在某一个地点。他们的世界不大也不小，有山、有海、有河。海是东海；河是姚江，以杭州湾为出海口；那山呢？《山海经》里说，“东方有山曰句余”，句号的句字。句余山，就是河姆渡人的根据地和他们的文明发源源头。不过这“句余山”究竟在哪里呢？

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晋朝人郭璞在为《山海经》做注时提到，句余山在当时的会稽余姚县南，句章县北，没有草木，但多金玉；另一种说法是，南宋王应麟在一本《四明七观》里说的，句余山在四明。四明山在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山镇，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家乡就在那附近，综合来看，句余山就在浙江省姚江那块了。

不过郭璞说的“没有草木、多金玉”，似乎与河姆渡并不相符。从考古发掘来看，那里的山为热带雨林，果实取之不尽，猎物也源源不断，没有草木，无从说起。玉可能有很多。从考古出土情况看，河姆渡人有玉，但大多是一些小件饰物，比如玉璜、玉管、玉珠等。河姆渡人还只是玉文化的一点萌芽，还远远不及同一时期北方的红山玉文化，更不如后来良渚人的玉文明体系。

可能有人会认为，既然都有玉器的话，说不定良渚玉文化就是从河姆渡文化传承而来的。但实际上，良渚人是从与河姆渡人并行的另一支马家浜文化那一路发展过来的。从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从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这是良渚文化发展的脉络。后来，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交会，形成了统一的史前古越文化的地理空间。河姆渡遗址的上层，就有良渚文化的遗物。

那时的杭州湾，其实就是一片地中海，海域比现在大得多，连西湖都曾经属于那一片海，所以，从太湖流域到杭州湾，还可以说，那是史前海洋文化的统一。这个在良渚文化里，我们还会细讲。

良渚人用玉器做了神权和王权萌芽的标志，那么河姆渡人拿什么来作为自己的时代标志呢？

河姆渡人用骨器证明了他们是万物之灵和天之骄子，他们原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骨器时代。想象吧，用动物的骨头开辟一个骨器时代，河姆渡人上山打猎、下海捕鱼，那该多么丰富呀！

看看史前“舌尖上的河姆渡”。他们有一本大暖期的《山海经》食谱,从飞禽到家禽, 从走兽到家畜，从花果到饭稻，从山珍到海味……这里，我得用省略号了。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大量骨物遗存，看得出来，河姆渡人海、陆、空通吃，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都逃不过他们的舌头。有这么多营养丰富的安全食品，他们幸福指数还不高吗？

博物馆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骨哨和骨笛的时候，当时骨子里便凛然一惊。将兽骨做成哨子或骨笛来吹的河姆渡人，那是怎样的万物之灵呢?

如果他们吹响的是百兽之王老虎的骨头，那么其他所有的动物,岂不都要战战兢兢？如果他们在海洋吹响了鲨鱼的骨头,还将鲨鱼的骨头做成鱼鳔,岂不就像鲨鱼一样，可以在大海自由畅行了？ 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河姆渡人的骨哨和骨笛究竟用来做什么，不过，可以大致这样猜测：吹哨吹笛，对于人自身是娱乐，就像今日的音乐爱好者；也许河姆渡人还用骨笛、骨哨和动物打交道。当他们用骨哨来狩猎时，你想想吧，一群河姆渡人围猎，几十只骨头哨子，远远近近，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吹向猎物时，猎物听到从自己骨头里发出来的声音，也许真会毛骨悚然。而当河姆渡人想驯养动物时，骨笛骨哨也可以用于人和动物的联欢。人类驯养动物，是利用天然的情感，发出他们之间能懂的语言，一种爱的呼唤，让人与动物之间产生了依恋之情。

河姆渡人显然更懂得音乐，除了骨哨、骨笛，中国最早的第一个陶埙也出自河姆渡遗址。仰韶人则更擅长绘画，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宇宙意识表现在彩陶里，而彩陶的纹饰和器型，也和苏美尔文化很相似。音乐和绘画都是人的灵性表现，苏美尔人还有一套成熟的文字，而河姆渡人是用音乐来与万物沟通的。两种文明，各行其道，一个走音乐的路子，适合表达人类的统一性原理，一个走文字的路子，形成了文明的阶梯，造就了等级制度。而还没进入等级的博弈，还在音乐里天放的河姆渡人，幸福指数还不高吗？

听众朋友们，如果能时空穿越，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七千多年前，对这两个文明样式进行选择的话，我想，我会选择河姆渡人的生活样式，那样的生活，幸福指数更高。一个更接近伊甸园的地方，谁会不羡慕向往呢？

好啦，听众朋友们，这就是关于东方人之初——河姆渡人的幸福指数的故事。关于这一讲你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中与我交流，下一讲，我们讲“两种太阳神——良渚人的太阳神和埃及人有何不同”，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