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翻译版17】海蒂-特沃雷克：《舆论》

60年代最出名的报纸专栏作家是谁？

扎卡里·戴维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是，美国公民竟然对自己的政府一无所知。比如，2017年安纳博格公共政策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约34％的美国人能说出联邦政府三大机构其中之一的名字。

扎卡里·戴维斯：这种无知会对选举造成严重的后果。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2016年大选中约有45％的选民相信许多极其虚假的新闻报道，例如教皇方济各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或希拉里·克林顿向伊斯兰恐怖分子出售武器。这项研究表明，人们对这些故事深信不疑，或许导致了特朗普当选。

扎卡里·戴维斯：若是看看美国人在读什么，你也不会奇怪为什么他们会错过所有重要的真实讯息。NewsWhip是追踪人们在所有社交媒体上阅读情况的网站。该网站发现，2019年阅读量排第19位的新闻标题是：《基努·里维斯的29句话，看完秒懂什么是生活》。

扎卡里·戴维斯：媒体的职责难道不是向我们提供有助于做出明智决策的信息吗？或是并非如此？

扎卡里·戴维斯：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1922年的著作《舆论》中恰好抛出了这个问题：媒体在民主国家中的作用是什么？这本书在传媒史和政治理论方面有着范式转换性的意义，对传媒史学家海蒂·特沃雷克来说也是如此。

海蒂·特沃雷克：对我而言，这本书确实改变了我对手头新闻历史研究的看法。这确实促使我思考正在看新闻的人是如何理解新闻的，思考媒体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内的人是如何看待媒体的职责的。他们是否对此过于强调？

海蒂·特沃雷克：我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历史学助理教授海蒂·特沃雷克。我研究媒体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大西洋两岸国家这方面的历史。

扎卡里·戴维斯：这本书出版一百年后，李普曼的言论仍然无比正确。

海蒂·特沃雷克：如今，过了一百年我们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在问同一个问题。你会让媒体或是如今的社交媒体承担多少提供资讯的职责？机构的作用有多少？每个选民能起到多大作用？如此种种。这些都是他提出的非常宏观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努力解决。

扎卡里·戴维斯：欢迎收听：100本改变你和世界的书，在这里我们为大家讲述改变世界的书籍。我是扎卡里·戴维斯。每一集，我都会和一位世界顶尖学者探讨一本影响历史进程的书。在本集，我和特沃雷克教授一起讨论《舆论》。

扎卡里·戴维斯：下面有请特沃雷克教授阅读书中的选段：

海蒂·特沃雷克：“如果要让报纸承担对整个人类的公众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以使每个成年人都对每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产生一种见解，那新闻就显得很脆弱，它们必定是脆弱的，在能够想象到的未来，报纸等媒体将继续是脆弱的。”

扎卡里·戴维斯：沃尔特·李普曼于1889年出生于纽约。他在职业早期就步入媒体行业。1914年，他和别人合办了《新共和》杂志，他把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传媒事业。

海蒂·特沃雷克：如果你和了解沃尔特·李普曼的人聊一聊，他们可能不会立刻想到这本杂志，而是会想起他之后做的事情。那就是二战后，他在美国所有主要报社担任记者、不断地发表着文章。

海蒂·特沃雷克：他帮忙向大众解释了冷战的概念，并因为专栏文章质量上乘而多次荣获普利策奖。他还成了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朋友，曾为约翰逊建言献策，但后来由于李普曼指责越南战争，两人逐渐失和。

海蒂·特沃雷克：若要想出一位上世纪60年代家喻户晓的报纸专栏作家，那可非沃尔特·李普曼莫属了。不过我觉得李普曼职业早期办的这本杂志很有意思，因为这为他后来撰写知名度更高的专栏打下了基础。

扎卡里·戴维斯：李普曼对媒体的看法受到他在美军服役时期的影响。他在一战结束前参军，担任情报部门的上尉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基于这些经验，他仔细研究了美国政府如何通过政治宣传来发布信息、操纵民意。

海蒂·特沃雷克：一战结束后，他与后来担任《纽约时报》编辑的查尔斯·梅尔兹一起决定研究《纽约时报》如何报道这一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件，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他们俩都在研究《纽约时报》是如何报道的，并且发现报道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

扎卡里·戴维斯：他在哪方面觉得它满是错误和偏见呢？

海蒂·特沃雷克：嗯，他觉得报道的的确确是错的。他指出了这篇报道中具体有哪些错误。就是这样，就是不对。如果新闻承诺向你提供准确信息，而你和其他所有知情民众会据此决定如何投选票，那么李普曼觉得问题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完全全就是错的。

美国民主的核心是什么？

扎卡里·戴维斯：向民众发布信息是当时讨论得尤为热烈的话题。1919年，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美国在普及选举权上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海蒂·特沃雷克：我们通常认为第十九条修正案的出台赋予了美国女性选举权。不过其实回顾一下美国非常早期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早在殖民地时期，新泽西的寡妇和富裕女性就可以投票，不过这项权利没过多久就被取消了。

海蒂·特沃雷克：但在一战之后，在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在美国，战争的惨痛推动了自由民主新理想的发展，人们认为女性也应当有选举权。接着便有人提出女性怎样才能了解如何投选票。李普曼没有明确提及这一点，但我确信在很多主要由男性撰写的文章中已经在思考这一点了。

扎卡里·戴维斯：我的理解是，有些人反对将选举权普及到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原因不仅仅是厌女症或者顽固不化，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与之相关的是：你需要听取多少信息，或是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所以我认为这些人担心的一个点是，如果要让民主奏效，就必须确保公民知情。你会如何向公民发布消息？我们能否相信它不会演变成暴政或是暴民统治？我猜这就是长期以来的紧张情绪，即担心公民能否真正知情。

海蒂·特沃雷克：嗯，而且我认为特别是对美国而言，赋予公众知情权与选举权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建国最根本的基石。所以美国建国时唯一主要的联邦机构就是邮政署。

扎卡里·戴维斯：《宪法邮报》创刊于1775年，即美国宣布独立的前一年。它创刊的唯一目的就是传播新闻。

扎卡里·戴维斯：1792年，乔治·华盛顿签署了《邮政服务法案》，该法案规定建立美国邮政服务部，并规定了邮寄信件、包裹和报纸的价格。报纸是确保美国选民知情的重要工具，而选民知情是美国民主的基础。《邮政服务法案》规定，报纸出版商可以以低于2美分的价格邮寄报纸，而邮寄信件则视距离的长短，定价为6至25美分。

扎卡里·戴维斯：到1830年，报纸占所有邮件重量的95％，但收入仅占邮件总收入的15％。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说李普曼继承了美国的这项悠久传统，那就是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政府其实对自己提供的覆盖全国各个角落的信息服务深感自豪。

扎卡里·戴维斯：并非所有人都赞扬媒体在美国民主中的作用。1919年，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出版了《铜支票》。他在这本书中揭露，美国媒体被大企业和资本主义势力所操纵。

海蒂·特沃雷克：李普曼则认为，或许辛克莱是对的，但根本上看这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让媒体不堪重负，让它去实现根本实现不了的事情。它不可能时时刻刻告知所有人所有事情。

海蒂·特沃雷克：李普曼的书之所以如此重要，部分原因是他为传播学者和媒体研究者开创了许多看待新闻的方式。其中的一个方式是认识到读者是不尽相同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这点与辛克莱完全不同，后者只是一味指责报纸是资本主义的傀儡，却没有真正思考人们是如何理解所读内容的。

扎卡里·戴维斯：这是媒体评论家在研究新闻媒体在民主国家的影响时的重大转变。李普曼关注的不是记者写了什么，而是读者是怎么阅读的。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在这本书中，他首先描述了人们如何是理解世界的、新闻是如何运作的、他是如何怀疑媒体实际的影响力、甚至如何怀疑其他机构让媒体不堪重负。然后他提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减少对普通选民的依赖，转而更多地依靠专家治国。

海蒂·特沃雷克：我觉得这点许多人根本打心眼里就不同意。但我们需要知道，他的这本书正引发着关于如何治理社会的争论。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书中的不同部分汲取灵感，但不一定非要同意最后他提出的基本政治构想。

扎卡里·戴维斯：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他在书里提出了哪些观点？

海蒂·特沃雷克：李普曼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我们需要记住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看新闻的时候都不会盲目接受所有信息，而是依据脑海中存在的对世界的种种印象来理解它们，也就是李普曼说的：我们会受刻板印象的影响。

海蒂·特沃雷克：这个观点的本质内涵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无论何时，人们看新闻的时候都会带着刻板印象来看，他们感兴趣的不一定是新闻中所谓有价值的部分，而是人情味的故事、犯罪新闻等等。他们不会在意民主制度中枯燥的本质问题。

海蒂·特沃雷克：而且他认为，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报纸不可能报道所有事情，就会发现我们很难让选民知晓许多投票时需要全面知晓的信息。选民们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李普曼如何看待智库？

扎卡里·戴维斯：李普曼认为，如果选民无法全面知情，那我们就需要一些智囊团来做选民无法做出的决定。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我认为他更乐于考虑如何让专家和精英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你可不能仅仅选举出一个人，就盼着他能把剩下的事处理妥当。李普曼真正探讨的是学者以及其他类型的专家、体制内的技术精英、政治科学家等等应当在推进事务处理时起到什么作用。

扎卡里·戴维斯：我的意思是，我在华盛顿待了一年。那儿有很多智库、游说集团和专家都在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方案落实。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实现了李普曼设想的专家治国。如果李普曼看到了华盛顿K街的场景，他会说什么呢？

海蒂·特沃雷克：哦，这个问题不错。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许多颇负盛名的智库刚刚成立或是正在发扬光大。

海蒂·特沃雷克：不过如果他看到如今智库的运作方式，我想他肯定会觉得与自己的愿景背道而驰。部分原因是你刚刚提到的K街上的这些智库，很多并非什么技术专家，而更多地是代表某些企业的利益而来的游说者。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想到他的愿景，恐怕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可能会在如今的这番景象中看到某种失衡。当然，我想他并没有料想到自己设想的专家治国中会融入大公司游说集团的身影，他更想吸纳的其实是拥有不同学术专长的人。

扎卡里·戴维斯：此外，李普曼还参与探讨了政府是否应该用政治宣传来影响民众，以及政府应当如何进行政治宣传。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宣传有利于让民众与政府齐心协力；其他学者则认为政治宣传是与我们敌对一方的工具，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宣传。

海蒂·特沃雷克：我觉得这本书涉及到了这场宏大的、在学术界以及民间受教育群体间展开的大讨论，讨论的核心是：应当如何让公众知情？有哪些可以被允许的宣传途径？可以进行政治宣传吗？这场讨论非常激烈，直到今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比如，我们要怎么看待广告宣传？要允许多少政治广告活动？公共关系维系到何种程度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获准在何种程度内左右民意？

海蒂·特沃雷克：这场讨论完全就发生在当下。前几周，Facebook就说自己会允许政治广告，如果你是政治候选人，你可以发布任何你想说的话。而Twitter则于近期表示将禁止任何政治广告。所以我觉得这场讨论完全发生在当下，而且可以追溯到李普曼的年代，当时他探讨了哪些是政府及政客劝服民众的合法手段。

扎卡里·戴维斯：所以要尽更大的努力来教育民众，新闻就被视为一种途径。在您看来，精英阶层还试图用哪些方式教育民众呢？

海蒂·特沃雷克：嗯，他们进行了很多努力，有些我认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9世纪末，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那时人们可以订阅大量报纸，因为有许多都市报；那时还建起了很多公共图书馆，流行着许多大讨论。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精英和慈善家来思考如何教育这些有基本阅读能力的民众。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发生了很多运动，比如在全美提供有关国际事务的书籍。即使美国决定不加入国际联盟，但美国人仍然可以融入到国际事务中。所以在我看来，像李普曼、约翰·杜威这样的人做的，正是19世纪末以来教育美国民众的缩影。不过就李普曼的这本书而言，他似乎同时还在思考教育民众可能会有哪些局限。

海蒂·特沃雷克：他憧憬的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乐观景象，不是民众都会全面知情、都是理性的选民。我觉得他其实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这样做的局限。后来，学者们，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流亡到美国的德国犹太人，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开始思考让新媒体技术影响人们会带来什么潜在的负面作用。

李普曼的思想如何影响了世界？

扎卡里·戴维斯：目前您已经跟我们提到了李普曼提出问题、参与讨论的几种方式。那您可以讲讲他的思想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民主、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方式吗？

海蒂·特沃雷克：这个问题挺大的。我来列三点吧。首先，我觉得他开启了一场讨论，探讨理论上和实际上民主国家的选民应当如何运作。这方面的讨论在二战之后慢慢变少了，但在过去五年又重新兴起。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我们会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期待着每个选民投票前就已经充分了解了政策，相信他们真的会思考是否要再次选举某人，思考候选人在任期内取得了什么成就等等。

海蒂·特沃雷克：认可李普曼观点的人则会说：“嗯，我们有诸多理由质疑这一点。我们知道人们会基于刻板印象来理解世界。我们知道他们并非无所不能。他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自己知情。他们可能并没有以理想的方式投票。”

海蒂·特沃雷克：我认为这是李普曼推动开启的众多讨论之一。这方面的讨论有时会渐渐中止，但在过去的四五年里，由于人们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某类政治候选人的票数会增加，这些讨论又再次兴起。什么叫成为知情的选民？我们应当如何解决民主理念中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

海蒂·特沃雷克：这本书带来的第二个改变是，许多学者都会有下面这种想法。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看来，他之所以称李普曼为“媒体研究之父”，因为他不仅仅关注了新闻内容，还关注了媒体运作方式带来的影响。而在我看来，他还关注了媒体与其他机构和精英的互动方式。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总的来说，他在这本书里首次提出了许多问题，而一百年后，我们仍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比如：“媒体会左右舆情吗？媒体是否在做政府机构或法院等其他机构应该做的事情？什么是媒体真正的影响力？”这些宏观问题我们至今仍在努力解决和讨论。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

海蒂·特沃雷克：我认为这本书带来的第三个变化是，它提供了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时所需的一些词汇。实际上，我们如今所说的“刻板印象”的意思就来自这本书。很少有哪本书可以像这样创造出一个我们持续使用、乃至我们都不记得出自哪本书的概念。

扎卡里·戴维斯：您如何看待李普曼对当代媒体生态的看法？

海蒂·特沃雷克：我觉得李普曼很担心当代新闻媒体，也很担心用短篇幅呈现事实会削弱媒体表述复杂问题的能力。他担心的是，比如当我们研究过去二十年里电视播出的政客的讲话片段时，我们会发现长度从30秒下降到了约7秒。

海蒂·特沃雷克：如果只有7秒钟，那么表述复杂问题的可行性几乎为零。所以我觉得即使李普曼不相信新闻读者，或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用户”，不相信他们能充分理解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们没有能力理解复杂新闻。但我认为他会担心，我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某些新方式、某些本质上的新格式，会怎样让复杂新闻消失殆尽。

扎卡里·戴维斯：我不禁想要对比过去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以前，邮政部门会给地方报纸发补贴来支持当地民主。而如今，我们有了这些媒体巨头，他们夺走了地方媒体的所有收入。我们任由用户注意力和媒体发生巨变，这着实令人不安。我想政府似乎需要再次介入扶持，补贴地方新闻业。

海蒂·特沃雷克：哦，这个问题不错。是否要靠政府补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取决于你是哪一方。所以首先，我想说这段时间，我们这些媒体研究者一直在竭力敲响警钟，让人们正视地方新闻行业的衰落问题。

海蒂·特沃雷克：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认为人们越来越正视这个问题，也出现了“新闻沙漠”这个提法。美国的许多社区都不再有当地报纸；甚至即使一些超大型城市有当地报纸，那也已经被大公司收购了。所以很多新闻故事都是从别处转载而来的，当地的记者少之又少。我觉得如今我们越来越正视这个问题。

海蒂·特沃雷克：我认为我们不必这么担心有关华盛顿的报道。我认为《纽约时报》已经收支平衡了，会没事的。它或许不能赚大钱，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能撑得下去。杰夫·贝佐斯收购的《华盛顿邮报》将继续存活。《华尔街日报》将一样。但是，堪萨斯州、阿肯色州的地方报纸呢？我认为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关心的。

海蒂·特沃雷克：我来回答你问题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政府应该介入并提供补贴吗？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加拿大就这样认为。加拿大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果报纸差不多都消失的话，会发生什么。报业市场相对来说要小得多，市场上还有几家股权集中的大型媒体链。加拿大政府的做法是向报业提供6亿加元的补贴。

海蒂·特沃雷克：一方面，你觉得补贴新闻是件好事；另一方面，这或许有损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因为他们觉得像是自由党或是其他某个政党的政府在资助新闻，而且附加的条件让人们怀疑政府是否是在维护过时的新闻形式。

海蒂·特沃雷克：如果要获得补贴，你必须全面报道新闻，你不能像一个初创企业一样仅仅报道某个议题，你必须雇佣全职员工，等等。这意味着你扶持的往往是老报纸，而不是符合新世纪潮流的各类新闻平台。

扎卡里·戴维斯：如果您是一个关心此事的公民，而且您发现我们做不到无所不知，那我们应当如何尽自己所能知晓世界上的种种事情？

海蒂·特沃雷克：嗯，我认为，认识到自身有限度不代表要放弃知晓时事。作为公民，如果我们想要知晓时事，当然有很多办法来实现这一点：可以订阅报道我们关心的话题的新闻栏目，或者通过多种方式让公民参与到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中。

海蒂·特沃雷克：可以是志愿服务，也可以在对我们重要的事情上向政府部门提意见。或是竞选各种形式的地方政府职位，至少在美国这么做是可行的，因为美国有这么多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可以任职。

海蒂·特沃雷克：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方式来确定我们想获得哪块蛋糕，而不能仅仅因为世界太过复杂就被吓垮。不过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要获得的那块蛋糕是什么，然后再去做蛋糕。当然有些人，比如《独自打保龄》的作者罗伯特·帕特南会说，美国缺乏社区生活，人们在社区的参与度也在下降。

海蒂·特沃雷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美国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数据上对比鲜明。我认为克服现实复杂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参与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和志愿活动。

我们知道的更多还是更少了？

扎卡里·戴维斯：是啊，太好了。现在我想问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否比以前更多呢？

海蒂·特沃雷克：这个问题确实很哲学。我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先问问：如何定义“更多”？

海蒂·特沃雷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看看如今接受的信息量，那将远远超过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接收的信息。我们浏览社交媒体时看到的单词量也远远超过了以往，即便是电视时代也望尘莫及。不过我认为，李普曼的这本书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接收了多少信息不等于我们吸收了多少知识。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我要说的是，这对我来说是主要差别，其实我在试图了解这种信息泛滥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以及新闻传播机制实际上会对你问题中暗示的更远大的目标产生多大害处。

扎卡里·戴维斯：您觉得这是否是众多质疑或担忧美国民主项目的观点之一呢？现在已经步入20年代了。我想知道，如今美国人是否开始担心“哦，民主原来比我想的更为复杂”？我的意思是，在南北战争等很多历史时刻，人们都会怀疑民主能否以我们想要的方式运行。比起人人平等，民主确实更让人忧心忡忡。我们会问：在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有心理能力来自我管理吗？

海蒂·特沃雷克：如今我们认为所处的世界非常复杂。不过请记住，一百年前，李普曼这样的人同样在为这个问题而苦恼，他在想：对于乘地铁上班、只能阅读半小时报纸的选民来说，这个世界是否已经太复杂了？他能否应对社会的复杂性呢？所以事实证明这个问题很久之前就存在了。

海蒂·特沃雷克：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互联网时代的新问题，不看作当前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只把它当成现代民主与生俱来的问题，我想或许我们会感到些许宽慰，因为李普曼的担忧似乎与如今人们对民主的怀疑非常相似。然而在1922年以后，我们看到美国民主发挥出了许多最大优势，对吧。

海蒂·特沃雷克：所以人们说民主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断地质疑自己以及民主方式，并思考如何改进它们。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将其视为对民主局限性的悲观论调。不过我也看到了一种乐观的说法，那就是把它看作民主国家内在的本质问题。若是我们不再提出那些问题，我们才会真正地陷入危机。

扎卡里·戴维斯：一个世纪之前，美国人刚经历完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游说集团刚刚开始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美国人见证了一场普及选举权、争取选民职责的胜利。这是美国民主中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但民主化的每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却是相似的。这才是重点。

扎卡里·戴维斯：我们可以试着回答李普曼在《舆论》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即使不一定成功，我们也必须尝试。民主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至于如何让大众知道它在怎样运作，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

扎卡里·戴维斯：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