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4：北外刘建丨遭受奴役，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堂吉诃德》诞生500多年了。和500年前相比，人类社会、文化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重读《堂吉诃德》的意义是什么呢？

美国小说家福克纳曾经说，他每年都要看《堂吉诃德》，而且每次感觉不同。可以说，《堂吉诃德》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小说。每个年龄段的人阅读《堂吉诃德》后会有不同的理解、收获和感悟。

青少年在这部书中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各种疯狂之举，边读边笑；成年人在书中看到的是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边读边感叹唏嘘。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读《堂吉诃德》，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不妨还是把重点放在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即堂吉诃德和桑丘·潘萨身上。主仆二人实际代表了人性的两面。堂吉诃德是理想主义的象征，是“追梦人”的代表；桑丘·潘萨则是现实主义的象征，是“草根”的代表。

堂吉诃德心目中由骑士道主宰的世界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

在小说上部中，他通过对比过去的“黄金时代”和自己所处的黑铁时代，表达了心目中所憧憬的理想社会：“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啊！难怪古人冠其以‘黄金’二字。倒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黑铁时代如此钟爱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开毫不费力地获得，而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你的’，‘我的’这两个字眼！

在那些淳朴的岁月里，一切都是共有的。……那时候，天下太平无事，人们友善和睦。弯弯的犁杖还不敢冒昧地把沉重的犁铧插进我们大地母亲仁厚的肚腹。而她，不待别人催逼，便奉献出丰腴宽大胸怀里的一切，来餍足、养育并取悦于那些已经占有了她的儿女们。……法律还没有脱离自己的正道，谁也不敢依靠恩宠或钱财公然玷污、干扰它，不像现在，受到那么多的践踏、干扰和侵犯。……正是因为世道变了，人心越来越坏，所以才建立骑士制度来保护贞女、援助寡妇、救济孤儿和一切无告之人。”

在小说下部，在桑丘要去岛上当总督时，他的主人对他谈了为政之道：

“决不能心血来潮任意判决，只有自作聪明的混蛋才这么干。要秉公执法。穷人的眼泪固然值得同情，可也不能忽略富人的申诉。

不要管夫人如何送礼许愿，穷人怎么苦苦哀求，你该做的就是查明真相。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公正无私，但也不能对罪犯过于严酷；执法如山固然可嘉，可与人为善更易扬名。

宁因恻隐之心低垂权杖，也不为金钱财货贪赃枉法。要是不巧赶上裁决你的某个仇人，你必须捐弃前嫌，据实宣判。事关他人，不要被一己的私情蒙住眼睛。”

对于自由，堂吉诃德说：自由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珍贵财富。自由与名誉一样，都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遭受奴役，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桑丘，你已经亲眼看到了，咱们刚刚离开的城堡里，应有尽有，生活舒适。可是面对那些可口的美味珍馐和冒着雪白泡沫的琼浆，我总觉得是在忍受饥渴的煎熬。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所以我不能自由自在地享用。

对于个人的品德，堂吉诃德同样有精彩的见解。例如，他认为人必须知恩图报。他说，受人之惠，得人之恩必须予以报答。自己有一片天赐的面包，只需感谢上苍，而不亏欠他人，才是最大的福气。

他还认为，人必须有自知之明。他对即将赴任总督的桑丘说：“你必须两眼看住自己，尽量做到有自知之明。这可是世上最难办到的事。掂量过自己，你就不会像跟老牛比个头儿的青蛙那样自我膨胀。不然的话，一想到自己在家乡曾经轰过猪，你就会跟孔雀看到自个儿的丑脚丫似的恼羞成怒，胡作非为，不可收拾。”

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堂吉诃德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个人的品德修养远胜于显赫的家世，因此，个人的尊严必不可少。

他对桑丘说：

桑丘，你用不着忌讳自己低微的身世，不要因为自己生在农家就自惭形秽。别人见你对此不羞于启齿，也就不来羞辱你了。”“只要你崇尚美德，以行为端正为荣，就完全不必羡慕那些出身王公贵族的人们。血统来自祖上，品德自己修养。

关于爱情与家庭，堂吉诃德忠告桑丘，不要因为“儿女私情”而耽误了“终身大事”。他对桑丘说：“儿女私情这种事情最容易让人鬼迷心窍，可是终身大事还就要头脑清醒，一不小心就会酿成大错，非得自个儿十分留神，老天格外照应，才能挑对准。一个人走远道，但凡谨慎一点，上路之前还得找个放心可靠的伴儿呢！更何况是一辈子一块走到死呢？娶妻不是买东西，不合适可以退回去，或者对换一个。这可是一沾身就甩不掉的东西，活多久在一块待多久。”由此可见，对堂吉诃德来说，爱情、家庭多重要。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相比，桑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胸无大志、贪图物质利益，对待生活的态度极其务实。在小说的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桑丘同意担任堂吉诃德侍从的出发点非常简单，就是要做小岛的总督，并对此念念不忘，甚至还想留名史册，让人觉得他是个只看重物质利益的农夫。

比如，他对堂吉诃德表示：“那些老爷们见咱们干得不错，保准会论功行赏。再说，肯定有人把您的丰功伟绩写进书里，世代流传。我的事儿呢，就不好说了，咱们也超不出侍从的本分。不过我敢说，要是骑士这一行也兴写侍从的功劳，我想总不该把我落下吧。”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他朴实、善良、真诚、机灵的性格逐渐显现。在第一次出游中，当堂吉诃德被打后，桑丘表示，“只要我老爷堂吉诃德能够养好，我也不至于变成残废，就是给我全西班牙最了不起的爵位，我也不要了。”

对于堂吉诃德受人欺负后逆来顺受的态度，桑丘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要是有人想欺负我，那我可就顾不得什么规矩不规矩了。我想天上和人间的规矩都得让人在受到欺负的时候还还手吧。”在这一点上，他显然与他的主人堂吉诃德不同，坚持会为自己的名誉抗争到底。

作为一名侍从，桑丘常常受到嘲讽和奚落。这时，桑丘常常会予以反驳，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和作为人的尊严。

桑丘对堂吉诃德说：“您要是觉得我不配当这个总督，我这会儿就马上撒手。我可是把黑指甲盖儿那么大点的灵魂看得比整个身子还重。我不如干脆还做我的桑丘，吃我的面包和葱头，犯不着去当那个总督。

再说呢，大小贫富，睡着了都一样。”当理发师对他出言不逊时，他反驳说：“我穷是穷，可也算正宗基督徒了。我不该谁，不欠谁。我只不过想要几个岛子，有人还想要更糟的东西呢！行什么事，成什么人；我一个男子汉，没准还能当上教皇，区区小岛总督算什么！说不定我老爷赚来的岛子多得不知送谁呢！理发师先生，您说话好听点。”

在当上总督后，桑丘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伯爵手下为让他出丑而设置的陷阱，成功断案，捉住了企图赖账不还的罪犯，让所有原来准备看他笑话的人大吃一惊。

之后，他把“小岛”治理得井井有条，令人刮目相看。这段情节说明“草根”民众的聪明才智一点儿不比王公贵族差，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同时充分说明了塞万提斯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他还表现出了对所谓上等人的蔑视。他说：“我不是什么堂，我们祖祖辈辈也没用过这种称呼。我琢磨着，这岛上的堂们比石头还多。就算我只当四天总督吧，那我也得把这些堂们都铲光。”

法国文学家法郎士曾经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有一个堂吉诃德，一个桑丘；我们听从的是桑丘，但我们敬佩的却是堂吉诃德。塞万提斯笔下的两个人物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潘沙。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一直被认为是一部谐谑逗趣的杰作，忽视了它对人性和人的追求的深刻阐释。人们常常对执着追求自己理想的堂吉诃德常常报以嘲弄的眼光，对桑丘也只是看到他没有文化、待人接物粗俗的一面，忽视他性格中善良、质朴、自尊的一面。这种认识显然有失偏颇。

阅读过《堂吉诃德》的人都会发现，这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作者发表对社会、人生乃至文学看法的平台。塞万提斯独具匠心，将堂吉诃德的结构设计为转述用阿拉伯语写的一部羊皮书。原作作者为熙德·阿马特·贝嫩格里。

这样，塞万提斯本人就成为了一位叙事者或翻译，而不是创作者。他还巧妙地设计了神甫和理发师搜查吉哈诺藏书的情节，提供了评论同时代其他文学作品的机会。这种创作手法就是被后世作家或评论家称之为“元文学”的开端。得益于这种方法，我们在小说中多次读到关于不同作家、作品，甚至关于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塞万提斯本人作品的评论。

我们看一段理发师和神甫的对话：理发师告诉神甫他手中的书“是米盖尔· 德塞万提斯的《伽拉苔亚》。”

神甫说：“我和这位塞万提斯成为至交已经很多年了。这本书确实不落俗套：吊吊你的胃口，可又不把话说完。他答应要写续集，看来只好等待了。这次世人对他太苛刻了，或许在书上做点改动，会多少得到一些宽容。”

理发师接着说：“老兄阁下，这正是我的意思。下面连着来了三本：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的《阿劳加纳》，科尔多瓦法官胡安·鲁佛的《奥地利颂》；还有克斯力托瓦尔·德维鲁埃斯的《蒙塞拉特圣山》。这位作者是巴伦西亚人。”

“这三本书，”神甫说，“都是西班牙语英雄史诗里的杰作，可以和意大利最著名的同类作品媲美，称得上西班牙诗歌中的名贵珍品，好好收起来吧。”

塞万提斯在不止一处对自己的大作进行了评论，既指出它的不足，也点明它的有点，令人忍俊不禁。

例如，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说：“据说《堂吉诃德》这书毛病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作者硬插进一段故事，叫什么《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都不是说故事不好，也不是写得不好，而是穿插的不是地方，再说，和堂吉诃德先生阁下的事情也没没什么关系。”

但是，“（小说）文笔挺清楚，没什么难懂的。孩子们翻，年轻人看，成年人心领神会，老年人赞不绝口。总之这本书无人不翻阅，无人不知晓，只要看见一匹瘦马，立刻有人说：‘瞧，洛西南特来了。’一句话，闲书里面还没有过这么一本：趣味盎然，有益无害，至于污言秽语、渎神忤教之事更是连影儿都没有。”

更有趣的是，堂吉诃德在小说中对阿维亚内达的伪作《堂吉诃德》下部做出了辛辣的讽刺：“我就扫了这么一眼，发现作者至少有三件事做的不地道。头一件是序言里的几句话；另一件是他用阿拉贡方言写文章，把冠词都省掉了；第三件尤其显出他的无知，居然在传记的主要情节上背离和违背事实。这儿说我的侍从桑丘·潘沙的女人叫玛丽·古帖瑞斯。这不是他的名字，她叫特莱萨·潘沙。这么重要的地方都出错，传记的其他部分只怕错得更多。”

然而，尽管如此，在临终时，堂吉诃德，准确地说是塞万提斯，又对阿维雅内达的做法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在遗嘱中说：

“据说此间流传一部题为《堂吉诃德·德拉曼查丰功伟绩第二部》的传记，我在此恳求上述遗嘱执行监督人，若有幸与作者相遇，务必代我向其以万分诚恳的歉意。他之所以吧如此荒诞不经的昏话塞满全书，虽非我有意所致，毕竟还应归罪于我。我实为成书的理由。当此辞世之际，我内心深感不安。”

500多年前，《堂吉诃德》在问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一部逗人发笑的喜剧作品。

然而，历史证明，它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一部感人至深，高举人本主义旗帜的世界名著，更让我们在一个个人物或催人泪下，或引入捧腹的故事中，学习不断追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