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共同利益经济学》：口罩、消毒液与蔬菜：稀缺物品如何配置才公平？

原文作者 | （法）让·梯若尔

主播 | 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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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利益经济学》

作者：（法）让·梯若尔

译者：张昕竹 马源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0年1月

全文文稿 

新冠肺炎改变了这个冬春的供求关系。在疫情之下，口罩、消毒液和蔬菜等等陆续成为稀缺物品，尤其是口罩，甚至被称为“年货”“硬通货”，于是价格普遍上涨。有的甚至“坐地起价”。

不过，判断涨价的性质并不容易。疫情和春节使得生产和交易成本确实都增加了，比如产业工人牺牲假期冒着风险上班，工资上涨。除去生产和交易成本，剩下的上涨部分有多少属于投机就不合理？

这是一个经典的话题，因为它其实在问依据什么逻辑来分配稀缺物品——绝大多数物品本身都是稀缺的，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没有，一部分人多、一部分人少。

法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认为，排队、抽签或行政配给，相比于市场确实是更公平的解决之道。但是，这些实际上无法有效发生。他的新书《共同利益经济学》中译本刚于今年1月出版，书评君今天在这里摘编他的部分论述，探讨这一切如何不能发生，以及最终为什么还是需要回到市场。

当市场不能公平地处理稀缺性，可能出现过高的投机，如果政府参与监管，从生产、交易领域收集信息并审慎地判断，从而制定价格浮动区间，比简单的惩罚更重要。不然，那些让人振奋的惩罚方法反而可能导致市场萎缩，受影响最大的将是购买力最普通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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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物品如何配置？市场以及其他方法

个人在享受空气、潺潺河水或美丽风景时，并未妨碍其他人也从中受益。但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讲，某个人的消费就意味着其他人不能同时消费。组织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对商品和服务的稀缺性进行配置，我们都想消费或拥有这些商品和服务，这势必与其他人的需求形成竞争，比如我们租用或购买的公寓，在面包店购买的面包，制造合金所需要的稀土、染料或绿色技术。

尽管社会可以通过创新或商业贸易更有效地生产商品来改善稀缺性，但它同时也要管理人们日复一日的商品消费。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这方面差异巨大。

历史上，对稀缺性的管理有很多种方式：当食品或汽油等重要商品短缺时排队配给，对绿卡、音乐会门票或器官移植通过抽签决定，以行政方式向特权群体分配产品，将价格维持在供需平衡的水平之下，等等。资源稀缺性还可以通过腐败、偏袒、暴力、战争乃至市场来管理。

由此可见，市场只是管理稀缺性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

虽然当今市场手段广为盛行，比如在公司之间（B2B）、公司与个人之间（如电子商务中的B2C）以及个人之间（C2C）配置资源，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不过，市场以外的方法都意味着需要将价格设定在保证供需匹配的市场出清水平之下。在这种情形下，买家会寻求一种由过低的价格带来的“意外之财”（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租金”）。

假设所有买家都准备支付100美元购买一件商品（数量有限），并且买家数量大于可售商品的数量。市场价格是平衡供给和需求的：如果价格定在1000美元以上，就没有人购买，而如果价格定在1000美元以下，就会有超额需求，因此市场价格是1000美元。

现在假设国家将该商品的价格定为400美元，并禁止以更高的价格买卖。在这种情况下，有兴趣的买家要多于可售商品的数量，买家们都准备花费比设定价格要高出600美元的价格来购买该商品。如果他们有机会付出其他资源来获得这种稀缺商品，他们绝不会放过。以曾在苏联体制内使用过的排队（现仍用于分配一些体育赛事或音乐会的座位）为例，消费者可以提前数小时排队，有时甚至还得在寒冷中等候，以获得稀缺商品。如果进一步降低商品价格，排队的时间会更加提前。

这种效用损失意味着，除了价格过低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低价政策的所谓“受益者”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受益，市场不是通过价格来运行，而是使用另一种“货币”：时间。但这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

在上面给出的例子中，对于每一笔购买，相当于600美元的价值消失了，该资源的（公共或私人）拥有者每销售一个单位的商品就损失了600美元，而买家却并未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经济优势消失了，他们不得不花时间排队等候。

有些配置商品的方法，如腐败、偏袒、暴力、战争等，是非常不公正的。考虑到市场参与者为了在不支付市场价格的情况下获得商品而付出的或者被强加的代价，这些方法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无效的。

我们当然没必要花费精力阐述这些配给方法的缺陷，只要不受徇私舞弊的影响，排队、抽签和行政配给定量商品等都是更为公平的解决办法。但这些方法也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前面已经提到，价格过低会导致在寻求优势的过程中浪费资源（如排队等候）。第二个问题是，在前面的例子中，商品数量是固定不变的，但一般来说并非如此。很明显，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是1000美元，那么与价格400美元相比，卖方会愿意生产更多的商品。长远来看，价格定得太低会导致商品短缺。如同租金封顶时所看到的那样，优质住房的存量逐渐减少，最后造成稀缺，并惩罚潜在受益者。

最后一个问题是，用某些机制分配数量固定的商品会导致配置扭曲。例如，在体育赛事中通过抽签分配座位，不一定会将座位分配给最想得到它们的人（除非有二级市场倒卖门票）；或者，回到排队的例子，这样的机制可以把商品分配给当天正好有空的人，或者最不怕冷的人，而不是最渴望得到它们的人。

当资源没有分配给对其估值最高的人时，就产生了资源配置效果不佳的问题。如果采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必需品就可能落入已经拥有这种物品或者更喜欢其他商品的人手中。这就是任何人都不赞同随机分配住房的原因，因为分配给你的住房可能从位置、面积或其他方面来说并不是你想要的—除非可以通过不受限制的交易来获得个人确实想要的住房，但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市场机制上来。

另外一个经典例子是对稀缺的无线电频谱的分配。带宽是一种公共资源，但与空气不同，可用的无线电频谱的数量有限。电信运营商和媒体公司对带宽的需求很高，因而如何将其以最佳方式分配给这些企业是个重要问题。美国1934年的电信法授权电信监管机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基于“公众利益”分配频谱资源。过去，FCC经常举办公开听证会，由竞买频谱使用许可的候选企业陈述各自情况，再把频谱使用许可授予看起来最好的候选企业。

这些听证会耗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此外，由于在听证会上胜出并不等于拥有良好的战略规划或管理，所以我们并不清楚FC是否做出了最佳选择。此外，FCC有时也采用抽签方式授予频谱使用许可。当使用听证或抽签的方法进行分配时，美国政府相当于免费向私人机构配给公共资源（在许多国家，有价值的出租车牌照也采取类似方法免费配给）。而且，不能保证获得这种特权的个人或公司能充分利用这种资源。

有鉴于此，在二级市场上转售许可需要获得授权，或者至少是被容忍的。当许可可以转让时，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好处又会重现，但“赠品”依然存在：由资源稀缺衍生而来的溢价好处会流入个人腰包，而不是资源所属的群体。

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和多数国家一样）使用拍卖方式分配频谱资源使用许可。经验表明，拍卖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能确保将许可分配给那些能充分利用频谱资源的公司，同时保证。频谱资源所属的群体也能得到符合稀缺资源应有价值的回报。例如，自1994年以来，美国的频谱拍卖已为美国财政部提供了大约600亿美元的资金。假如不使用拍卖方式，这笔钱就会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地让渡给私人。经济学家在拍卖设计方面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增加拍卖机制带给国家的财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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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与没有看到的

在经济问题上，第一印象会误导我们。我们关注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这些影响显而易见，而我们也就到此为止。在绝大多数时候，不关心经济政策的间接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理解问题的全然面，次级效应或间接影响很容易使善意的经济政策变味。

我们会遇到许多这种现象的例子，这里我们从一个引起争议的例子开始。选择这样的案例，是因为它能让我们马上领到导致那些糟糕的公共政策决策的认知偏差。

假设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从捕杀濒危大象的非法买卖者手中没收了象牙，这个组织必獗在直接销毁象牙和在市场上谨慎出售象牙之间做出选择。多数读者的第一反应是，后一种选择应该受到谴责。我自己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个案例非政府组织可以从出售这些象牙中获得收益，可以用这些收益提供更多的资源进行侦查和调查，或者提供更多的手段来限制象牙走私。出售象牙也可以起到立刻降低象牙价格的作用。如果出售的象牙不多价格会降低很少；如果将大量象牙投放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很多。非法象牙买卖者是经济活动的理性参与者，他们要考虑从交易活动中可以赚得多少利润，并要掂量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而临坐牢或遭遇武装警察）。如果象牙价格下跌，就可能使一些人不再去捕杀大象。

考虑到这些因素，非政府组织出售象牙还是不道德的吗？可能是。一个具有良好声誉的组织高调销售象牙，可能会使潜在买方的交易合法化，让这些买方不再对购买象牙的欲望有负罪感，因此我这里强调的是“谨慎出售”。

但在谴责销售象牙的选择前，我们至少应该三思而行，尤其是要考虑到，这样做并不会阻碍政府行使主权起诉象牙（或犀牛角）偷猎者或零售商，或者阻碍政府向公众宣传保护额危动物的重要性，以便从根本上扭转广为接受的社会规范。

现在你可能会问：讨论资源稀缺性的管理机制与前面讨论的认知偏差有什么联系？

当政府决定将一种稀缺商品的价格定为400美元，而不是1000美元的市场价格时，它的意图是值得称许的，这会让更多人获得这种商品。但这样做并没有考虑间接影响：短期来看，过低价格意味着需要通过排队等候或其他无效的方式来配给商品；长远来看，价格太低将导致供给短缺。

当政府试图将频谱资源免费分配给它认为能充分利用它们的人时，常常混淆了它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忘记了它缺乏做出正确决策需要的所有信息。信息是问题的核心，市场机制揭示了这样的信息。政府并不知道哪些公司对某一特定频谱有最好的利用想法或最低的开发成本，但频谱拍卖展现了这些公司愿意为其支付的最高费用。

一般来讲，政府本身不可能拥有做出频谱分配决策所需的信息。如果政府过于自信其在经济政策领域做出复杂选择的能力，将导致环境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我们可能会担心一个由匿名市场做出决策的世界，他们希望由具体的人来关心自己。但也应该认识到，公职人员并非超级英雄。我们有权要求官员实施可行和有用的政策，但是当他们无法创造奇迹时，也不必然要给其贴上不称职的标签。因为我们需要接受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