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选书《剧变》03-魔鬼的遗产，你会全部丢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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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书腾。今天继续为你解读戴蒙德的《剧变》一书。上一集，我们谈的是日本如何度过佩里叩关引发的国家危机，这一集，我们来讲讲智利的故事。

可能许多人对智利的印象，仅仅局限于去年因为地铁加价而引发的全国骚乱，毕竟这个国家位于拉丁美洲，离我们比较遥远。智利的这场骚乱虽然在当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吸引了许多眼球，但要是拿它来对比智利史上经历的一场严重的国家危机，那可就是小儿科了。

我们首先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

1970年，代表左翼也就是共*主义的阿连德通过民主选举，以微弱优势成功当选智利总统。他实施了非常激进的左翼政策，第一个举措是在不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将智利境内由美国所有的铜矿开采公司国有化，这无疑使智利在国际上为自己树立了强敌。阿连德冻结了物价，哪怕像鞋带这种小型消费品也不放过，将智利经济中的自*市场元素替换成社会主义式的国家计划。

阿连德的政策导致智利经济混乱、通胀严重，老百姓连卫生纸这种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到。街头暴力活动越来越多，举国期待一场暴风骤雨的政变来结束他的统治。

1973年9月11日，政变发生了。它是由智利的军方发起的，空军对总统府进行了轰炸，陆军则派出坦克对其进行炮轰。绝望之际，阿连德举枪自尽。

除左派之外的大部分智利人对此次政变表示欢迎。他们觉得，军政府掌权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阶段，之后智利将回到以前那种由中产阶级主导政权的状态。比如在一场晚宴上，18位宾客中有17位认为军政府只会掌权2年，最长的认为是7年。结果，军政府竟然执政了17年之久，而且始终由一个人——皮诺切特将军——执掌大权。

皮诺切特之所以能登上高位，有很大的偶然性因素，他并未参与政变前的谋划，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加入这场政变。政变发生的前几周，智利陆军对时任参谋长施压，促使其辞职，因为他反对军事政变。皮诺切特因此自动成为新一任陆军参谋长。智利国内的其他陆军将领和武装部队司令都认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这位同僚，收集过有关皮诺切特大量信息的美国中情局也认为自己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中情局对皮诺切特的评价是：沉默寡言、举止温和、为人诚实、无害、友好、勤奋、务实、虔诚、朴素，是一名尽职且包容的丈夫和父亲，除了军队、天主教和家庭之外，没有其他兴趣。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无害”的人，导演了智利史上最血腥的一段历史。

政变的领导者们最初设想是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领导人轮流执政的平等型委员会。他们在一开始选择皮诺切特作为首位领导者，主要因为他是最年长的一位，并且是武装部队中最大分支陆军的参谋长。他们可能也和美国中情局的看法差不多，觉得皮诺切特不具有威胁性。而一开始，皮诺切特也宣称领导人的位置会进行轮换。

然而，任期快结束时，皮诺切特食言了。他不但没有下台，还成功利用了自己创建的秘密情报机关对军政府里的同僚进行恐吓，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军政府在夺权之际便对他们认为的左翼分子比如许多大学生展开了围捕行动。在最初的10天内，数千名智利左翼分子被带到圣地亚哥的两个体育场，在遭受严刑拷问和折磨后被处决。政变发生后的第五周，皮诺切特私自派遣一名军官前往智利的各个城市巡视，将军队还未动手处理的左翼人士通通杀死。军政府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关闭了议会，并接管了高校。

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后，皮诺切特成立了智利国家情报局，该机构成为了独*政权主要的镇压机构，因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它建立了秘密羁留营，发明了新的酷刑手段，让一些智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一个羁留营甚至专门通过性*待来获取情报。到了1976年，皮诺切特政府已经拘禁了13万智利人，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其中数千人在受到酷刑折磨后被杀。大约有10万人忍受不了独*压迫，逃出了智利。

除了消灭左翼，皮诺切特政府治下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扭转经济混乱、通胀与失业严重的状况。皮诺切特将国家经济的管理权交到了一群新自*主义经济学家顾问手里，这群人后来以“芝加哥男孩”的称号闻名于世，因为其中许多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受过经济学的学术训练。“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政策强调自*企业、自*贸易、市场导向、预算均衡、低通胀率、智利商业的现代化以及减少政府干预。

南美洲国家的军政府通常会优先选择那些自己能够控制且能够保障自己利益的经济政策，而不是他们难以插手的自*市场经济。因此，智利军政府实施新自*主义的经济政策让人始料未及。如果没有皮诺切特，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一幕。

皮诺切特支持自*市场经济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意识到自己对经济一无所知，而且他曾经想展示给外界的形象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觉得“芝加哥男孩”提出的恰恰就是简单、有说服力的计划。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皮诺切特将“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政策等同于美国的政策，而美国曾大力支持他。

皮诺切特采纳的自*市场政策包括：对数以百计的、在阿连德时期被国有化的企业重新实行私有化；各政府部门预算全面缩减15-25%，大大降低了政府财政赤字；将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从过去的120%急剧降到10%；开放智利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智利的寡头实业家和传统势力家族对这些改革项目表示反对，因为以前他们那些低效的企业因受到高关税的保护而免于国际竞争，现在却不得不加入竞争和创新的行列。然而，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智利的年通胀率从阿连德时期的600%锐减到9%，智利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10%，外来投资猛增，国内消费支出上涨，出口开始走向多元化且不断增加。当然，伴随这些积极成果的，还有巨额贸易赤字、贫富悬殊等挫折和痛楚，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去年的智利骚乱，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

说回当年的智利。在富有的寡头商业大亨的反对下坚持实施自*市场经济政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只有在实行专*独*的国家，上述情况才有可能发生。尽管军政府的残酷专*有目共睹，但很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智利人还是继续支持皮诺切特，因为跟着他“有饭吃”。

在皮诺切特独*期间，美国政府有大半时间对其持支持态度，因为美方看重他强烈的反共*主义立场。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智利政府残暴统治的证据逐渐累积到难以忽视的地步，且智利经济陷入下行状态，左翼力量重新抬头，美国政府觉得皮诺切特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利益的不利因素，因此对他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1988年，军政府宣布举行全民投票，主要目的是将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再延长8年。在此之前，智利军政府一向严密掌控选举活动，可是这一回，皮诺切特失策了。智利获得的国际关注度使这场选举不得不以公开的方式进行。美国方面给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他们竭尽全力，使92%的智利潜在选民进行登记，并且以一个简单的“No！”为口号设计出一场精彩的竞选宣传活动——“否决运动”。出乎皮诺切特的意料，这场“否决运动”深得民意，最终反对派获得了58%的选票。

随着“否决运动”的胜利，皮诺切特的对手起码赢得了一次机会，有希望在两年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重回权力中心。然而，这场运动的策划者来自17个不同的群体，这意味着皮诺切特下台以后，他们对智利的发展有着17种不同的愿景。这些人是否能够达成妥协与合作呢？

大约从1973年起，那些未被皮诺切特处决的左翼分子当中有10万人逃离智利，踏上了流亡的旅途。这段时间让他们能够充分地回顾并反省自己过去不愿妥协的行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去到西欧或东欧，那些去往东欧的智利人发现，不肯妥协的左翼理想主义者的执政并未给国家带来幸福。相反，那些逃往西欧的智利人则看到了温和的社会民主政权的运转为人们带来了高水平的生活，还有比起昔日智利更为平和的政治氛围。他们明白了，左翼不一定要以激进的行为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来达到目的，相反，他们可以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政治层面的协商和妥协，从而实现自己的诸多目标。

“否决运动”进行期间，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就意识到，如果不学会在内部进行合作，他们便无法取得胜利。他们同样意识到，皮诺切特仍受到来自国内商业群体和上层阶级的广泛支持，因此，除非这些人的人身安全能够在后皮诺切特时代得到保障，否则他们不可能支持反对派。

这样的前景令人痛苦，但执政的左翼党派必须容忍那些与自己政见相左，且曾经过分对待自己的敌人。他们必须要声明自己甘愿建设一个“全民的智利”——这是在1990年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的首位民选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口号。策划了“否决运动”的17个群体组成的联盟才刚获得了全民公投的大捷，联盟中的左翼政党便说服了中立派，让他们相信阿连德政府那般激进的左翼政权不会重现。最终，左中两派政党组建起一个选举联盟，这个联盟在随后的16年间连续赢得了4场大选。

除了改掉政治上不甘妥协的弊病，与皮诺切特之前的民主政府相比，智利新组成的中左翼联合政府还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转变。新政府延续了皮诺切特政府时期大部分的自*市场经济政策，甚至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政策，比如大幅削减关税税率，和美国及欧盟签署了自*贸易协定等。

这些改变带来的结果是，从1990年政府换届开始，智利经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增长，1975年，智利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9%；到20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4%，而同时期拉丁美洲地区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出现了下跌。尽管智利贫富分化依然很严重，但穷人的绝对经济状况得到了提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智利人占智利总人口的比例从皮诺切特执政最后一年的24%降至2003年的5%。

以本书的危机研究框架来看，智利的案例展现了我们讨论到的许多推动或阻碍危机解决的因素。

首先，智利的变革是选择性的。比如，军政府最终让位于民主政府，但曾由军政府实施的自*市场经济体制却被保留了下来。

其次，智利人具有很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他们相信智利与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很不一样，这帮助智利从近乎17年的军事压迫和前所未有的独*暴行中走出来。虽然今天的智利仍旧在和皮诺切特政府的余波抗争，但智利人的创伤并没有加剧。

另外，智利展现了获得他国支援和缺乏他国支援两种情况，以及借鉴他国经验的作用，比如“芝加哥男孩”对于智利经济腾飞的重要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看区别与个人危机、仅限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

首先，智利危机是一场典型的内部危机，不像1853年的日本和1939年的芬兰那样，因受到外部的冲击而陷入危机。智利和我们未来要谈到的印度尼西亚的内部危机都源于政治极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分歧，还有不愿做出妥协的政治文化。

其次，智利的历史体现了和平演变和暴力革命之间的对比。1973年的智利危机和1965年的印尼危机都是通过暴力革命达到高潮，并因此导致军政府的长期执政。但两国的军政府最终都在和平抗议中下了台。

第三，1973年的智利与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以及1933年的德国，均出现一名不同寻常的领导者，对该国危机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明治时代的日本等国家所缺失的元素。

许多美国人对今日美国日渐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表示担忧。在拉丁美洲国家里，智利拥有最强大的民主政治传统，但依然曾因政治极化和政治妥协的崩溃而陷入独*，这出乎了当时几乎所有智利人的预料。这样的情景会发生在美国吗？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最后一集再讲。

今天这一集，我们大体了解了智利所遭遇的一场国家危机，这场危机既有突发式的一面，比如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的统治，也有持续性的一面，比如皮诺切特长达17年的军事独*统治。可以说，智利人经过一番摸索，最终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都找到了相对比较合理的制度，度过了这场危机。下一集，我们会看到一个北欧的小国是如何应对一场关系国家存亡的危机的。到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