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选书《剧变》05-国家危机的背后往往是尸横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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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书腾。今天继续为你解读戴蒙德的《剧变》一书。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日本、智利以及芬兰这三个国家如何应对三种不同的国家危机，这一集，我们把焦点转向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家所遭遇的危机和智利有几分相似之处，但由于国家认同程度较低、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等因素，印尼在危机的最终解决方面不如智利。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国家的案例作为一个对照组，加深对于危机影响因素的认识。

印尼在独立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在荷兰统治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就已经对印尼经济造成沉重负担，这种情况在印尼独立后并未得到改善。最终让印尼人团结起来的印尼语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许多印尼人仍旧缺乏国家认同，继续将自己看作爪哇人、苏门答腊人或其他地区的人。那些把自己看作印尼人的群体又对这个国家抱有不同的愿景，有的想把印尼打造成一个伊斯兰国家，有的希望印尼成为共*主义国家，等等。

印尼的开国总统苏加诺充分意识到印尼人缺乏国家认同，他制定了“潘查希拉”，也就是印尼建国五大原则，直到今天，这五大原则仍然是团结印尼民众的意识形态，它们分别是：信仰上帝、民族统一、人道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

苏加诺把印尼的贫穷归咎于荷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他消除了印尼继承的债务，将荷兰留下来的产权进行国有化处理，并将这些产业的大部分管理权交给军队。他建立起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军方、平民政府和他本人都能因此从人民手中榨取利润。

毫无意外，印尼的私有企业和国外援助都减少了。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心生警惕，试图动摇苏加诺的地位。1965年，苏加诺将美国和平队驱逐出境，并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印尼的通胀率急剧攀升，国家法定货币印尼卢比在当年贬值90%。

除了经济遭遇困难，印尼的政治环境也险象环生。印尼在独立之前没有过任何民主自治的历史。任何民主政体的运行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国民有较高的识字率，能意识到自己拥有反对政府政策的权利，能够包容不同观点，愿意接受选举中的失败，等等。印尼欠缺这些基本条件，因此，该国的民主政治在1955年陷入僵局。

2年后，苏加诺总统通过军事戒严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僵局，并且以所谓的“有领导的民主”取代了印尼原先的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这种民主制度更加适合印尼的民族特点。在“有领导的民主”制度下，印尼国会应当致力于实现党派之间的“相互合作”，而不是像西方的立法机构那样为党派间的相互竞争提供环境。为了保证国会的目标与自己的目标一致，半数以上的国会席位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苏加诺任命。

20世纪60年代，印尼国内最强大的三股势力之间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抗衡。其中一股势力来自苏加诺，他以印尼独立之父和印尼首位总统的身份在人民当中享有极高的支持率。第二股势力来自垄断军队权力的陆军。第三股势力则来自印尼共*党，虽然缺少军权，它却成了印尼发展最强劲且组织得最好的一支政党。

1965年，印尼共*党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弱势，在苏加诺的支持下提出武装农民和工人。惊恐之下，反共派陆军军官设立了将军理事会，以应对不断增强的共*主义威胁。

这场三方博弈在这一年的10月1日达到高潮。陆军内部首先出现了分裂，两支陆军部队在支持共*主义的司令员的带领下，连同2000名士兵发动了政变，组织者派遣小分队分别前往7位将军的府邸，明令要把他们活捉并带到苏加诺总统跟前，好说服总统对将军理事会进行镇压。

这场政变显然并未经过周密策划。那7支被派去劫持将军的小分队慌张不安，直到最后一刻才拼凑而成。最重要的两支小分队被派去劫持印尼的几位级别最高的将军，可带队的竟是毫无经验可言的初级军官。这些小分队最后没有执行活捉的命令，杀死了6位将军，剩下的1位成功地从自家大院后墙逃走了。

这场不成熟的政变迅速被陆军 战略 后备队 司令 苏哈托镇压了下来。苏哈托是一名老练的政治家，但比开国总统苏加诺年轻了20岁。政变当天，苏哈托得知消息后，冷静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在当晚便完全控制了印尼陆军，粉碎了政变的计划。政变的组织者纷纷逃离首都，随后又逃往爪哇岛中部的其他城市，并在当地组织了其他的起义事件，不过在一两日内便遭到效忠当局的陆军部队镇压。

政变当天，首度雅加达有12人被杀，第二天在爪哇的其他城市还有少数人遇害。这几起谋杀给苏哈托和印尼军方提供了实施大屠杀的借口。政变发生后的三天内，军方司令员就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为大范围抓捕和杀害印尼的共*主义分子及他们的支持者正名。军方对这场政变的反应如此迅疾、高效，范围如此之广，显示出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而那场失败的政变正好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

对于这场大屠杀，军方的动机来自印尼共*党、军方势力和苏加诺总统三方势力之间的斗争。军方看上去即将输掉这场斗争。印尼共*党作为规模最大且组织得最好的政党，已经威胁到陆军的政治权力，还有军队从国有企业攫取的钱财，以及通过走私及贪污获得的利益。印尼共*党提出要把工人和农民作为单独的部队武装起来，这威胁到了陆军对军事权力的垄断地位。这场政变为反共派军官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肃清自己在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对手。

尽管执行政变的人来自支持共*主义的军人，但反共派军方领导者立马将责任全部推到印尼共*党身上。10月5日开始，印尼军方展开大规模的追捕与屠杀行动，目的是消灭印尼共*党和所有相关组织的成员及其家属。据统计，有大约50万人死于这场大屠杀，包括所有疑似共*党人的印尼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人。

10月底，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苏哈托命令军中部分领导者效忠于他，但他表面上还必须尊重总统苏加诺，因为老百姓视他为开国领袖，许多士兵和军官依然尊重他，而且他的政治技巧依旧老练。不过，新晋的苏哈托慢慢展现出超越苏加诺的政治技巧，逐步赢得其他军队领导者的支持。在接下来的两年半中，他一边假装代表苏加诺行事，一边慢慢地、谨慎地取代苏加诺。1966年3月，苏加诺被迫在一封信件上签名，将手中权力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苏哈托成为印尼的代总统，并在一年后正式取代苏加诺成为总统。他在这个位子上稳坐了30年。

苏哈托比苏加诺务实得多，他并未像苏加诺那样去追求第三世界反殖民政治的议程，也没有对印尼群岛以外的地方展现出野心，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印尼的国内问题上。苏哈托终结了苏加诺与马来西亚之间因加里曼丹岛而进行的武装对抗，让印尼重新加入联合国，并且出于经济和战略上的考虑促成印尼与西方的合作。

苏哈托本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丝毫不懂经济理论。所以，他将印尼的官方经济交到一帮颇有资历的印尼经济学家手中，他们当中有多人都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因此，这帮经济学家有了一个绰号——“伯克利黑帮”。印尼经济在前任领导人苏加诺的统治下饱受政府开支赤字之苦，导致国家债台高筑，通胀率高企。就像是智利的案例中皮诺切特将军找到了“芝加哥男孩”，苏哈托的“伯克利黑帮”通过平衡预算，削减补贴，以市场为导向，减轻印尼的国家债务和降低通胀水平来推动经济改革。“伯克利黑帮”鼓励国外投资流入，吸引了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援助，用于开发印尼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矿产资源。

不过，印尼还有另一个经济计划机构，那就是军方。军方设立了一个平行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预算和印尼官方政府的预算大致持平。军官们开始做起了生意，并且大规模贪污和敲诈，有的是想给军队找钱袋子，有的则是为了中饱私囊。虽然苏哈托本人没有招摇奢靡的生活习惯，但他的妻子和儿女皆因严重的贪污而臭名昭著。印尼人给苏哈托的妻子起了一个绰号叫“10%夫人”，因为据闻她总会从政府合同中榨取10%的价值。苏哈托结束统治时，印尼是全世界贪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苏哈托用后来被称作“新秩序”的治理原则代替前任领导人宣扬的“有领导的民主”。苏哈托宣称自己要摒弃那些由印尼各党派带来的糟糕的改变。他眼中的印尼人松懈放纵、盲目自大、与虎谋皮，而且还没准备好进入民主的时代。苏哈托的核心思想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没有争议。”这一思想被应用在印尼人生活中的许多层面。在印尼，只有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潘查希拉，公务员和军队成员必须参加政府教化项目对其进行学习。罢工是被禁止的。唯一可以被接受的种族认同就是印尼人，所以印尼华人不能使用中文书写，也不能保留自己的中文名字。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统一，亚齐、东帝汶、印尼新几内亚和其他遥远区域的自治都不被允许。总而言之，苏哈托治下的印尼逐渐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

在苏哈托的5年总统任期期满后，印尼国会一次又一次地让他再度当选。将近33年后，在议会宣布苏哈托将第7次连任印尼总统一职后不久，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5月出乎意料地迅速崩塌了。有多个影响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一个因素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印尼货币贬值80%，并因此激发暴乱。另一个因素是苏哈托老了，77岁高龄的他已经失去了政治技巧。当时，广大群众对苏哈托家族的贪污行为及其积累的财富十分愤怒。就像1998年“否决运动”之后的智利军政府一样，印尼军方显然意识到人民的抗议浪潮已势不可挡，因此他们迫使苏哈托在情况失控之前辞了职。

苏哈托下台一年后，印尼举行了40多年后的第一场相对自由的选举。自此，印尼举行了一系列选举，选民投票率比美国还要高。反建制派平民佐科·维多多在2014年的印尼总统选举中击败了一名陆军将领，成功当选总统。在如今的印尼，贪污行为有所收敛，而且有时候会受到惩治。

最后我们运用本书的危机框架简单分析一下印尼的案例。

印尼确实体现了选择性变革的重要性。一方面，在界限之内，是那些时机成熟可以进行改革的领域，包括：苏哈托以军事独*代替平民政府，他的继任者则扭转这一局势；苏哈托任用接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从而使印尼经济从倒退转向增长；苏哈托放弃前任对第三世界政治领导权的追求。另一方面，在界限之外，是印尼在1965年之后仍旧保留如初的主要特点，包括国家领土的完整、对不同宗教较高的宽容度，以及非共*主义政府。这些延续的特点被苏加诺、苏哈托及其继任者认为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

印尼的案例中彰显的部分因素不利于这个国家解决遇到的危机。比如，作为新独立的国家，印尼成立之初在国家认同水平上是十分有限的，也无法从以往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中积累自信。苏加诺总统未能做到诚恳、现实的自我评估，他相信自己有独特的才能，可以诠释印尼人民潜意识中的愿望，结果，国家的治理越来越差，最终引发一场大屠杀。

与此同时，印尼在解决危机上也拥有自己的优势。作为群岛，印尼像智利那样免受来自外部的制约。“伯克利黑帮”的经济学家能够借鉴在其他国家已经得到充分试验的模型，对印尼经济进行改革。在苏哈托以亲近西方的外交政策取代他前任的政策后，印尼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大笔的投资和国外援助，得以重建经济。

印尼的案例还体现出三个仅出现在国家危机中、而没有出现在个人危机中的因素。与智利相类似，印尼因政治妥协的崩溃而导致了政治僵局，引发了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体制的建立，进一步促使印尼共*党呼吁武装工农阶级，并导致随后军方以大屠杀的方式来对此做出回应。

同样地，印尼的案例还展现了非同寻常的领导者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在和解阶段，智利对行凶者进行了比较公开的讨论和审判，不过这种和解是不彻底的；而在印尼，国民达成和解的程度极为有限，至今都没有对大屠杀的行凶者进行审判。

印尼的这场国家危机可能是至今我们谈到的几个案例里解决得最不彻底的一个，不过，印尼主要还是表现为突发式危机，以失败的政变和紧随其后的大屠杀为标志。下一集，我们将会讲述一个持续几十年的渐进式危机，可以看到，无论危机的持续时间多长，它的影响因素大体上是差不多的。那么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