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精华版】再谈宇芽被家暴事件背后，折射出的男女平等问题

7-再谈羽芽被家暴事件背后，折射出的男女平等问题

 一、知识点

1.       山东聊城刺死辱母者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出狱

该案折射出的男女平等问题也备受关注。在家庭和社会中，男女平等是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现实中，女性往往面临着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和暴力威胁。在家庭中，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而男性则往往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经济权力。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家庭中，也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

2.       防卫过当：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3.       特殊防卫权：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二、金句/精华笔记

三、全文逐字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法律思维实验室那。近日，山东聊城刺死辱母者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出狱，让于欢案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 2016 年4月 14 日，因不堪忍受母亲被多名催债者欺辱， 22 岁的男子于欢用水果刀刺伤 4 人，导致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两人重伤，一人轻增。聊城中院一审，已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判决结果一经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舆情汹涌。

2017 年5月 27 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 2017 年6月 23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构成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五年。于欢当时 22 岁，他的母亲苏银霞因资金周转不变，向地产公司老板吴战学高丽借贷，苏银霞受到暴力催债，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对其进行辱骂、殴打。案发前的一天，吴战学曾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次日，苏银霞和阿子于欢被带到公司接待时，连同一名职工、 11 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他们三人。期间，催债人员不停的辱骂苏银霞，语言不堪入耳，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其母嘴巴上，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更有甚者，催债人员杜志浩居然脱下裤子，当着苏银霞儿子的面往苏银霞脸上蹭。对母亲的公然侮辱猥谢令余欢崩溃。

当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才让报警人余秀荣报警。警察接警到达现场后，并未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只是告诫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走，已经情绪崩溃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往外冲闯，挽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时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 4 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令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不属于正当防卫，所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无期徒刑。那正当防卫是一种个体暴力，在法治社会中，暴力由国家垄断，私利救济被严格的限制，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可以行使有限的私利救济。所谓紧急状态无法律，同时任何暴力都必须适度，否则就可能造成更大的恶。正当防卫至少要具备紧迫性和适度性两个基本要素。

何谓紧迫性？只有对法意存在现实侵害的可能性才具有紧迫性。如果不法侵害还没有开始，或者不法侵害已经结束，都不能进行震荡范围，那么如何判断法意存在现实侵害的紧迫性？

有人认为这应该采取理性人的科学判断标准，还有人则认为这应该采取一般人的标准。那前者是一种专家标准，认为在判断紧迫性的时候，应该站在专家的立场上，从事后的角度看，一个理性的人是否会觉得存在紧迫性，而后者，这是常人标准，认为应该按照普罗大众的一般立场。从事前的角度看，一般人是否觉得有紧迫性？那或许，一审法院正是站在专家的超然立场上，按照理性人的科学标准作出的判断。然而，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是完全理性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环境、情绪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专家，也不可能保证 100% 的理性。法律不是冰冷的理性机器，它要倾听、感受并尊重民众的血泪疾苦。站在事后角度的科学判断只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冷漠与傲慢。

正因如此，二审法院对此进行了改判，认为应当按照一般人的立场来对紧迫性进行判断。换言之，我们要带入于欢的角色，设身处地的综合考虑他所处的情境，来判断是否他们母子的人身安全仍然处于紧迫的危险之中。我想从这个判决书所反映的信息来看，任何人处于类似的情景都会感到巨大的危险，谁知道警察走后催债者的折磨手段会不会变得更加变态和血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此案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错误的，那正当防卫的另外一个基本要素是适度性。那刑法明确规定，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失。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必要限度，二是重大损失。也就是说，衡量防卫行为是否超越必要限度，主要看这种行为是否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而是否必须，又可综合考虑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在结果和行为上是否基本相适应，是否出现了重大损失？具体到于欢的案件，于欢目睹母亲遭受凌辱，用水果刀刺伤 4 人，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令两人重伤，一人轻伤。这种行为与侵害行为是不太相适应的，毕竟人的生命是高于健康权、名誉权、其他权利的。虽然加害者人数众多，但没有使用任何工具，没有进行严重的暴力攻击，于欢身上的煽情甚至都没有达到轻微伤程度。

从于欢防卫行为所使用的工具、刺伤部位、捅刺强度及后果综合来看，因为于欢使用了一把长 26 厘米的单刃刀，刺伤部位是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捅刺强度深达 15 厘米，造成一死两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所以这种防伪行为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刑法第 20 条第 3 款所规定的特殊防卫权。什么叫特殊防卫权？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他说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要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但是在于欢案中，讨债者一方其实并没有实施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以是不能适用这个条款的。这就是为什么八省法院最后认为于欢构成防卫过当，那我国刑法规定，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所以法院最终认为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判处于欢有期徒刑 5 年。

所以司法是要倾听民众的声音，刑事责任的一个重要的本子就是要在道义上值得谴责。因此犯罪与否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问题，普罗大众都有发声的权利，司法永远不能超越社会良知的约束。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它必须关乎天地人情，不断的在各种利益中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2018 年2月1日，于欢案件入选 2017 年推动法治进程的四大案件，同时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审判方面。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对法治至关重要，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