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4 马勇 | 改革陷入瓶颈，日俄战争带来新希望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辛丑议和”和新政的开启，应该说是使中国历史重新回到了一个上升的轨道。那我们今天从后面的眼光往回去看，1901年之后，中国的改革真的是有实质性的启动。比如它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清政府确实是想按照立宪的原则，模仿日本的政治设施，就是设立商埠，设立一些新的机构，基本上都是按照日本的方向去做。

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对中国启发非常大。我们要讲的话，主要甲午战争日本给中国的打击很大，但是中国很快就调整——学日本，留学日本成为热潮。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打击很大，辛丑议和之后，中国的新政开启，又不约而同地说，那又得学日本。所以中国的近代几次启动是学日本，这点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建立一种新的认识时候，要去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改革在发展着，但是发展着也有它的问题，也有它的瓶颈。就走到一定的时候，你看1901年之后的改革，就是新教育的开启，我们看1898年最重要的诏书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把科举改良，新教育在这重新启动。但是义和团由于排外问题一直就没解决，1900年的战争不仅（使）新教育没有发展起来，而且新教育还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京师大学堂都被义和团占领了，后来被八国联军征用过。

在1901年新政开启之后，新教育真正迅速发展，全国各地的新学堂，也就到我们今天所建构的大学、中学、幼儿园这一套现代教育体制，就是1901年之后开始建立的。这个“开始建立”对我们来讲，从新政的角度，对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到今天都是得益于这个架构。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一百年之中，我们仍然应该作为中国人去反省的话，应该不满足，我们没有很好地去理解消化日本和西方，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东西。我们这100年确实把这个架子搭起来了，就是研究院的教育，一直到幼儿园的教育，这一套从西方、日本传过来的。

那么当然司法改革也在1901年之后一直到1903年，也有个重大的进展，特别像清政府准备在这个时候开始调整。1903年我们知道，发生过一次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就是当时慈禧太后因为中俄外交谈判的泄密案，就把一个最著名的记者（当时著名，被打死之后更著名）——沈荩。沈荩就因为什么？因为说他泄露了中俄谈判当中的一个消息。中俄谈判这是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到国家的一个大事。前面我们讲过，义和团往南方走不动的时候，在淮河、长江这儿有防线，他们往南走不动的时候，义和团往北方走，再从直隶往东北渗透，往蒙古往这些（地方）渗透，那么往东北渗透的时候，俄国人一点不客气，俄国出兵把东北占了。把东北占了之后，但是义和团的事情我们知道，等到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义和团基本上就平息掉了。 

平息之后跟八国联军谈判，就是《辛丑条约》的时候，俄国也是《辛丑条约》的重要的一方。同时，俄国由于它是单独占领了东北，它和中国也有个东北问题善后谈判。那么这时候善后谈判究竟怎么样？那应该是一个增加透明度。那么这个时候，沈荩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媒体的记者，沈荩通过任何一种手段挖到的消息，当然都有权利发表。新闻记者怎么能够有泄密的问题呢？新闻记者的职责就是替人民谋求新闻嘛。

所以，我们将来的改革当中，你肯定都会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是泄密？你是官员，你叫泄密；那我是记者，我的责任就是挖新闻，所以这种挖新闻，它认为这是一种泄密的话，可能就是大问题。但是沈荩由于把有些消息透露出去之后，后来清政府把他抓住，据说慈禧太后下令，但这个细节我也没去考究它，就活活把沈荩打死。

打死之后就导致两个结果：外国抗议，就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另外它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新闻体制——就新闻的权限，新闻的自由，究竟在哪个位置，什么东西它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同时，也必须要调整司法体制。我们知道中国的司法体制从古典一直下来之后，中国的司法体制有自己的东方性、农业文明的东方性。

农业文明的东方性司法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这些年来了解中国古典司法和近代司法它的差别究竟在哪？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古典的法律非常野蛮，对吧？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这种大辟之罪、凌迟处死、在脸上刺字。在西方经启蒙运动之后，现代文明发展之后那就认为，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罪（处罚）？怎么能够凌迟处死？杀人不过头点地了！凌迟处死的这个处罚多残忍啊！三千多刀，三天三夜，你还不能让他一开始就死掉！三千多刀一刀刀地、割一刀刀割，这是多难的事情！

那么这种制度不改革，肯定是和西方没法接轨了。所谓治外法权的发生，我们今天讲近代史上最不平等，就不平等条约当中就是治外法权，凭什么你在我这犯罪，不在这儿用中国法律惩处？英国人犯罪用英国法律去惩处？所谓治外法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法律在西方人看来太过分。

但是我在这些年就在研究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社会。农业文明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就是一个很安宁的、很宁静的乡村生活。它的犯罪率是极低的犯罪率。那么极低的犯罪率它要怎么来惩处犯罪呢？古典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员，行政官兼司法是因为它这案子太少了嘛，对吧？我们今天就讲这个逻辑关系，没有那么多的犯罪，所以行政官就代管了，行政官就（直接）断案了。在这种状态，如果犯了某个罪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把中国古典的司法看作是威慑性条款。 

所以我们去读中国历史，我们讲凌迟处死很残忍，但是历史上凌迟处死有多少？案子还是很少的。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袁崇焕凌迟处死。今天我们讲袁崇焕很冤枉。但是当年袁崇焕在满洲人的挑拨离间下，袁崇焕是罪大恶极，那是严重的叛国罪啊！所以当时袁崇焕是凌迟处死。但是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案例非常少。那么案例非常少，但是仍然它是属于中国司法的一个问题，不说是污点吧，它是问题。

那么在1903年的这种行政改革当中，新教育的改革、司法的改革就提上日程。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下最大的决心，让对中国的旧的司法体制有深入研究的沈家本，和一个对西方近代司法体制有深入研究的伍廷芳，我们知道，伍廷芳前面我们讲到，他也是李鸿章的随员，（沈家本、）伍廷芳他们两个人结合起来，重构中国的司法体制。

所以1903年沈荩案引导的后来这个司法改革，作为新政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使中国的司法体制从1903年开始慢慢到了清末，就是中国重构了一个近代司法体制。所以这就是新政时的改革，而且这个司法体制到了民国时期，到了国民政府之前，都是一直延续使用的。就是民国建立了，民国就宣布，某一个法案没有全面公布的时候，就按照清帝国改革之后的司法执行。

所以过去我们讲“清承明制”、“汉承秦制”，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可以讲，民国是延续了清代的政治。所以今天去理解民国，为什么民国初年没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它只是个国体变更，从帝制变为共和，满族统治退出，但是它的政策的基本思路没有变，包括它的外交关系、内政的基本原则都没有变，所以我想讲的就是，新政改革这个过程当中贡献非常大。

但是也要看到1903年、1904年的改革走着走着走到瓶颈了：就是中国的根本制度究竟是怎么办？改革新教育，增加新教育，办学校，增加警察，增加市政，改革司法……这都是对的，但是涉及到一个中国根本国家制度，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仍然是回到了就是1901年新政改革的时候，梁启超就讲了一个道理：中国在政府架构上，我们应该趋向于一种什么样的架构？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立宪法议》讲，就我们新政改革的时候，1901年的时候，全世界的政治架构有三种，一个就是美国这样的共和架构，那么梁启超认为共和架构是肯定不合乎中国，因为共和架构太激进了；另外，共和架构要求国民的素质、能力要求比较高，基本上中国现在走向共和的可能性不存在。

那么第二种就是中国现在正在执行的君主专制架构。那么梁启超讲，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君主专制。那么第三种，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梁启超讲，这就是世界上主流国家正在执行的，也是中国应该采纳的方向，就君主立宪架构。这是梁启超1901年讲的，但1901年这是先知先觉了。 

但是在这1901、1902、1903年，大家都觉得无所谓。到1904年就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日俄战争开始发生。

日俄战争就是俄国人占领东三省，之后这个时候就善后谈判，俄国人退出，把东三省交给中国，因为主权在中国。那么俄国在这过程当中，它拖拖拉拉开始耍赖了，就是我已经造成既成事实了，就不怎么想撤。所以一期撤军还可以，二期撤军就开始耍赖。 

在这种状态，东三省、东北地区就成为日本所不能接受的。俄国人占领，日本就不能接受。因为日本的目标就是走向世界，和欧美诸强竞争。那么俄国人在那横插一杠子之后，地缘政治侵犯了日本的利益，所以日本就希望，中国你出兵把俄国人赶走。你交涉不行的话，你出兵赶走。中国觉得很委屈，但是中国没有力量。那么日本说，你没力量，我帮你。日本就和俄国交涉，你撤走，俄国人说，我不撤。日本人说，不撤我就打！所以1904年就发生了日俄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发生前，中国朝野各界对这场战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未来，都有盘算和押注。日本是在10年前，以一个岛国打败了中华帝国——甲午战争；那么10年之后，它又是一个岛国的身份，去要打一个欧洲的大国。俄国和中国都是帝国体制，而且都是君主专制体制。日本从1868年改革到了1889年，走向了立宪架构，日本就是一个宪政架构，君主立宪体制，它的君主天皇，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的天皇。 

所以在这时候，中国朝野各界都有一个判断，因为日俄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宣布说，你们打吧，我看着。这其实我们今天觉得很荒唐的——两个国家在我的土地上打，我们说你打吧，我看着，我们不去拉偏架，中国方面只是把在可能的未来战场上的军政人员撤出来，老百姓就就留在里边了，老百姓撤不走。那么这场战争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打。

战争发生之前，中国朝野各界对这场战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未来有所判断。那么基本上是两个思路，就是清政府的最高层希望俄国能打胜，因为俄国打胜它可以证明中国、俄国的体制优越，就是不要跟我谈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一切一如既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野的或者朝廷中的体制内的中下层官员、知识精英，他们的判断是什么呢？他们的判断是日本应该还能打胜，而且必然大胜。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都参加军国民教育，参加义勇军，支持日本。中国不是参战方，但是我们可以参加日本的军队打俄国。

那么这场战争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了，日俄战争打了一年，打得也很顽强，日本以小国打大国，俄国一开始也是盛气凌人，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争打得很快就结束，日本还就是像中国这种的非主流的看法，日本就打胜了。那么日本打胜这一点对中国的启发，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日本打胜俄国打败，它迅速导致的结果，就是俄国进行调整。

俄国在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就开始调整政策，开始释放言论，释放新闻自由，开始改革俄国的杜马——俄国的议会。这一系列改革，它反过来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中国的朝廷开始在思考着，可能也要进行改革。那么中国（清政府）的反对派——各个山头的革命党，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思考着俄国的失败，日本的胜利，给他们的一种启发，就是中国应该怎么走？

我们这一集就先讲这些，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在你看来，清政府1901年的新政对民间而言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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