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 马勇 |“预备立宪”如何开启中国新时代？

世界变幻莫测，历史教你选择。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勇，欢迎收听由观乎文化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大变局》节目。

上一集就讲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中国开始了宪政的准备，就是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由于吴樾的推动，又弄假成真。过去我们批判，讲清廷的改革的诚意，我其实很认同的是，清廷在最初确实没有诚意，作为一个从这种“全能政权”向一种有限的“责任政权”转型，对任何一个权能政权（来讲）都是不愿意的，因为权力的垄断和权力的分享、受制衡，当然有差别。所以吴樾他们的革命的贡献就是说你不愿意（改革），很可能就导致另外一种状况（革命）。

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事弄假成真，这种时候应该考虑的就是，确实和吴樾的自我牺牲、贡献有很大的因果关联。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走向君主立宪也不是一个玩笑的事情。大概在之后的10年左右的时间，到1915、1916年的时候，中国重回君主立宪的帝制（就是袁世凯复辟）。

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放到一个总体的框架当中来考量，实际上是这一代人对君主立宪有坚定的信念。他的信念在哪儿？他的信念就因为从1901年梁启超讲，这种新的宪法建构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时候开始。那么他们这一代人在推动发展。

上面几集我们都讲到，袁世凯在晚清李鸿章之后，他成为中国的第一汉大臣。从1901年新政到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袁世凯在这时候起的功能就非常强，等于这种君主立宪架构是他在一手推动的。等到1912年不得不转型为共和的时候，他转了，但是又过了几年发现不对，还是说前面这么多年我们的认识是对的。所以这样去理解1915年、1916年，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杨度。我们过去很多在讲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时候都讲了一个故事，都是带一种嘲弄的口吻。就是五大臣其实都是纨绔，都是糊弄，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东西。说出去考察，报告基本上都是梁启超、杨度帮助起草的。这个说法其实有真有假。君主立宪成为中国人的认知的过程当中，梁启超、杨度、袁世凯都是不可忽视的人物。袁世凯是从体制内的高层在推动着中国，应该往这上面转型；梁启超是从言论上、舆论上在推动转型；而杨度和宋教仁这些君主立宪主义者，他们是在实践层面做了很大的贡献，还有后来的张宗祥，他们都在反复在演说，在讲解着，给体制内的高官在讲解着什么东西行。

因此五大臣出洋考察，在某种意义上，不仅获得国内资产阶级的认同和支持，其实在海外流亡的，像梁启超，也认为这是对的，因为梁启超不是个反满主义者，他在外边流亡是因为1898年那件事情说不清楚，清政府指责他要捉拿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但是他就没办法提出证据来说我不是这样子的。梁启超并不是一个反体制主义者，那杨度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杨度就是体制内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把原来他们对君主立宪的认识和五大臣的认识都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在日本考察的时候，像梁启超、杨度帮助他们去整理这些文件，很顺理成章的。

而且这里边还有个人际关系，就在出洋考察到日本去的团队当中有个重要的参赞官——熊希龄。熊希龄跟杨度是老乡、同学，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你说熊希龄约杨度过来喝个酒，聊聊天，说能不能帮我们提供点资料？那我们今天完全从人情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应该可以提供了，何况对国家有好处、有用处。

所以就在这么一种大的背景当中，当然他们可以逐步改变自己的认识，从原来假的诉求，往一种真的诉求去走。所以我们看到皇室成员，皇室背景的（像载泽）在出访期间看到君主立宪的好处时，就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在英国的时候就很激动地表示过，一定在回国之后会有所建议，要推动中国的宪政发展。

当然，这个宪政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就是一个政治架构的改革。载泽在英国看到的一些东西，其实他知道宪政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安排，一个制度调整，它包括财政制度的改革、地方自治的改革、官僚体制的改革……一系列改革。我们今天讲政治改革，就是一个政治架构，一个权力分享。其实晚清宪政改革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财政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它议会的重要功能不是在审查、任免干部，而在审查政府的预算和支出，所以这样能够控制住政府的预算，能够遏制政府的支出，才能使国家往一种良性的角度去发展。 

所以他们在国外考察的时候，受到各个国家的影响，对他们后来回国之后的推动国内的，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东、西方国家们也对中国改革的诚意也相当地理解。你像伊藤博文看到中国终于有一个实质性的推动，伊藤博文在跟考察团在谈话的时候，也谈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给中国提出了一些建议，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这方面都有很细节的资料。

总而言之，五大臣出去之后看到了君主立宪的好处，看到了它的意义，这些好处和意义概括起来，就是后来戴鸿慈和载泽通过密折向皇帝、向皇太后所传达的“三个有利于”，他们认为君主立宪体制的改革、建构，有利于君（就君主的君），有利于民，不利于官，就是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外患减轻，有利于消灭内乱。这也是真正打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最重要的点了。

我们就讲皇位永固，讲国家万岁，王朝万岁，这是一个最正当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秦始皇的理想就是一世二世以至于万世。一个政权，要求永久下去是没问题的。这个要求本身是正当的，关键在于怎样实现正当性。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就没找到，二世而亡。那他问题在哪？秦始皇是君主专制。秦始皇的君主专制体制一直延续到1905年、1906年这个时候还是君主专制。在考察宪政的大臣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走向君主立宪，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了。 

君主立宪，君主的权力不再是一个绝对权力，君主权力还是至上，还是最高的权力，但是君主权力有另外的权力作为补充和辅助。有一个议会帮你出主意，就是我们今天最简单讲有个外脑，再聪明的君主，总有犯糊涂的时候，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可辩论的外脑，外脑本身能够驳疑，能够讨论，能够进行否定性的论证。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提出三个有利于，第一个有利于就是有利于皇位永固，就你的梦想“万岁”才能真正实现，这是第一个有利于。那对一个统治者来讲，对于这种王朝的建构者来讲太重要了，我的梦想就是如此，如果做到这个，当然可以了。

第二个他们提出来，他们考察中，在秘密的报告当中和谈论当中都在讲，外国人瞧不起我们，总觉得我们和它有很大的落差。他们建议，如果中国走向了君主立宪，那么外部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就会减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近代中西之间发生交往以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制度上的落差。这个落差就在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君主立宪的转型，都建构了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为什么比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使君主的角色有了议会在讨论，在作保障。对外国来讲它优越性在哪？它的优越性在于制度变化，你的政治角色有可预测性。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信任建构在什么呢？建构在可预测，就一件事情做完之后你会怎么反应？你会怎么做？要可预测。那么看今天国际政治当中，最可怕的、最麻烦的就是，对哪个危险的热点最担心的原因在哪？就在不可预测。所以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制度和外国有落差，而这个落差在1905年、1906年初就是，人家主流国家都在实行君主立宪了，中国在这时候还是皇帝拍拍脑袋，军机大臣进行这种操作，这种风险就很大。  

第三个，载泽和戴鸿慈提出来就说，太后、皇上你们一天到晚最担心的事情不就是维稳吗？孙文今天在这儿扔个炸弹，明天在那儿扔个炸弹，到处革命党起义，我们知道从1901年新政开始，全国的这种暴力动荡，每年都是几十起上百起。新政改革之后，不是社会更平静了，而是新政使阶级重新进行利益调整，反而使社会更动荡了。而在动荡过程当中，由于底层民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么暴力性的抗争、武装性的抗争也是接二连三地发生。

那么底层社会的这种社会不公正，怎么来解决？就这一点才能够理解孙中山这些革命先驱、革命先烈的贡献和意义。没有他们的外部施压，没有他们扔炸弹，就没有清廷的改革。但是，仍炸弹绝对对一个国家的未来的发展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发展过程当中是一种“维新”式的进步，就是后来我们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不断解读的，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要靠维新的路径来维护一个国家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而不是靠这种暴力革命、这种突破性的来变化。

这“三个有利于”的看法，它对于晚清时期中国人的思想改变，特别是对于高层政治家的心理改变影响非常大。慢慢，大家觉得君主立宪的改革可能会真正使中国会进到一个可预测的、繁荣的、稳定的国家上去。载泽和戴鸿慈这几个考察大臣，他们最初是通过“密折”的办法把这些意见提交上去，国内的这些督抚、内外大臣也都在通过各种各自的优势，各自的办法，把中国在君主立宪过程当中应该做而能够做的事情，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往上提出建议来。

等这些舆论的准备大致完成，两路考察大臣也都回到国内的时候，清廷也就在收到载泽和戴鸿慈密折之后不几天的时间，在1906年的8月25号，也就考察大臣考察宪政之后也就是一年的时间，组织了几次考察宪政汇报会，把这些“三个有利于”这种大的原则给太后、给皇上讲明白。太后和皇上理解了之后，我们看到那么复杂的改革，国家体制的大变动，也就非常简单。也就在会上太后就讲，既然这么好的事，为什么老早不办？大臣开玩笑讲，因为老早没有机会跟你说。既然现在有机会说了，而且道理都说明白了，太后就讲，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抓紧做，一天都不要耽搁地去做。

8月25号宣布，我们现在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做。等到几天之后，实际性的推动就开始。9月1号就标志着中国的大清帝国的预备立宪就正式开始。1906年9月1号，皇帝发布一个预备立宪的诏书。他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往君主立宪的道路上去准备。所以叫预备立宪，就是说通过一个预备期，去完成一个完整的君主立宪的改革。

这个里边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的思路，内心所参照的标准就是日本。由于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有一个充分的心理上的思想准备，和中国有不一样，但是中国毕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到现在，也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心理上在这也已经开始慢慢慢慢地、经过一系列挫折的时候也开始成熟。那么中国的这种心理成熟，仍然还是打了一个提前量，给留了一个足够的可能，就还是应该是有节制地预备立宪，并不是说今天说了明天就执行，而是有节制的，这么去做的。所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君主立宪的预备立宪过程，每年做什么、每年怎么做，它的指标、考核的标准是什么？清廷专门有一个叫做宪政编查馆，每年编订计划，用几年时间就走完这条预备的路，在再宣布正式的立宪。

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个很严肃的国家体制的变更，不存在过去我们去讲的，是视同儿戏，更不存在过去有人讲的，慈禧太后很荒唐很自私，知道自己要死了，就宣布现在开始预备立宪了。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才70岁，怎么能知道就过两年就死了呢，对吧？康熙大帝、乾隆大帝也都活的年龄很长的了，慈禧太后怎么知道过两年就死了？过去的说法我们当然不必作为很重要的学术观点去讨论的。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清帝国在这个时候宣布立宪，也就是形势比人强。国内外的大势只能往这个方向走。这也就是同时代的孙中山讲的，就是顺势者昌，逆势者亡，世界的潮流，浩浩荡荡。所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们才可以感觉到清廷宣布君主立宪，一下子唤醒了人心，唤回了人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人民对国家政治真正发自内心地有一个认同感，有一个代入感，在这之前都没有，而就在这之后才开始出现。

9月1号开始预备立宪，到了9月3号北京的学生界，北京的学界，就开始隆重开会，去纪念朝廷宣布君主立宪开始。这个之后不久，上海、天津、保定……大大小小的城市也都发自内心开庆祝会。到1906年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了，而且开庆祝会和政府毫无关系，并不是政府去组织的，因为开会就要花销，这些钱都是来自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投入，特别在江浙地区，在长江流域，中国的资本主义更发达，在这个地方，商界、报界、教育界无不开会庆祝，这种发自内心是因为他们给出了一个中国的新方向，中国的新道路。

这时候，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获得空前的政治声望，中国人的人心也达到很高峰。应该看到就是说找到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能够唤回人心。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大的趋势吧。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今天的问题是：在你看来，“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如有其他问题，请在下方的评论区中提出，小助手会挑选大家的问题，汇集后统一答复。听众答疑将在微信公众号“姜鹏历史沙龙”推送哦~